我们真正的国宝在减少

我们真正的国宝在减少

为了一两件流失的文物，国人会感慨叹息许久，新闻媒体也会关注好一阵子。然而，我们身边就有另一种类型的国宝在消逝，并没有多少人留意。

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值得惊异的事情也太多的缘故。老百姓要关注房价和物价的涨落，官员要关注政绩，商人要关注赢利，大学生要关注就业形势。至于某一个学科的衰落与繁荣，就只有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人去关注了，比如世界史学科。从2006年3月到2008年12月，不到3年的时间就有13位前辈学者先后逝世。对这个学科来说真是损失不小，但他（她）们的逝世除了所在工作单位、生前好友和学生们的凭吊，就是在世界史相关网站能找到几篇悼念文章。

当然，对一个大国而言，失去数十名学者甚至凋零一两个学科可能还算不上大事；可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失去一批著名学者就不再是小事。尤其对于偏冷、偏弱、偏难的世界史专业，在短期内连续失去十几位学者，而这些学者不是本专业某些领域的开创者就是某些领域的带头人，这就不单是一个学科的大事，而且是让人震惊的特大事情。

任何一位从事世界史研究或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一看到这样一个名单不可能毫无感触：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创始人林志纯先生（2007年11月逝世），我国罗马史研究的拓荒者李雅书先生（女，2007年7月逝世），我国埃及学奠基人刘文鹏先生（2007年5月逝世），古印度史专家涂厚善先生（2007年1月逝世），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最早的知名学者郭圣铭先生（2006年4月逝世），从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早期归国专家朱本源先生（2006年12月逝世），研究法国史的权威王养冲先生（2008年3月逝世）和张芝联先生（2008年5月逝世），社科院欧洲所原所长、研究欧洲问题的著名学者陈乐民先生（2008年12月逝世），美国史专家刘祚昌先生（2006年3月逝世）和冯承柏先生（2007年1月逝世），对东欧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贡献的程人乾先生（2007年9月逝世），亚非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何芳川先生（2006年6月逝世），他（她）们一个个离开了自己钟爱的学术园地。假如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从事世界史研究，他（她）们会组建一个阵容多么可观的学术团队！

一座桥塌了当然可惜，但还可以重建一座；而一个学科的建设，既不能短期速成，也不能靠单个人的意志就能实现。这些前辈不管贡献大小，由于从事的研究都是不能立即产生社会效益的工作，所以他（她）们的影响只限于历史学界，不为行外人所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学者的名字对后辈学者来说会越来越陌生，而他（她）们的学术成果就会变成后辈研究和引用的历史资料。现在只有把这些前辈们的业绩放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坐标上，才能估量出他（她）们的逝世带给世界史学科的损失。对照前辈们不平凡的历程，可以看清我们这一代世界史研究者的艰巨使命。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可以设想，要是各位前辈选择其他行业的工作或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那么他（她）们就会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可各位前辈选择了在世界史的各个领域拓荒，历经艰辛，在学科创立和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的贡献是多方面的：（1）1955—1957年在东北师大举办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为新中国培养和训练了第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专业人才。埃及学专家刘文鹏就是林志纯先生早年的弟子，印度古代史专家涂厚善是林志纯先生办的研究班里培训出的学者。刘文鹏先生（1931—2007）被公认为中国埃及学的开创者，也是我国第一位被邀请参加国际埃及学大会的学者。涂厚善先生（1919—2007）在南亚史学界影响很大，国内古代印度史研究领域曾有“南涂北崔”（“崔”指东北师大的崔连仲先生）之说。（2）林志纯先生对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进行规划设计，并在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书刊出版等方面竭尽全力。（3）从翻译和介绍西方和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并上升到研究原始文献、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的科学研究层次。（4）完善学科体系，把研究生招生方向分为两河流域文明的亚述学、埃及学、希腊史和罗马史四个方向；每年还聘请外国专家讲授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希腊语、拉丁语，介绍国外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建立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连续培养机制，选派硕士、博士生出国攻读亚述学和埃及学的博士学位，为我国培养亚述学者和埃及学者。（5）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最初称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建立专业化的图书馆。创办我国历史领域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向全世界介绍我国学者研究世界古代文明的成果。（6）学术方面，林志纯先生开创了中国和外国古代城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城邦有民主和共和制的理论；提出古代文明存在于三大地区（古代北非、西亚、南亚、中亚，古代欧洲，古代中国），构成两大系统（中、西古典文明），发展分为两大阶段（城邦——帝国）说；提出古典中国无西方所谓的“黑暗时代”与排他宗教说；提出“东方专制主义为二千多年来误解”说等等。在晚期的一些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历史中的社会发展形态没有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主义阶段，指出西方中世纪Feudalism不适用于中国古典时代，不宜译为“封建”，为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总结中国宏观历史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思想。

李雅书先生、郭圣铭先生和朱本源先生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就是放弃在美国深造的机会回国效力，都选择了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李雅书先生著的《古代罗马史》不仅填补我国罗马史研究的空白，而且还解决了罗马史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为中国罗马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雅书先生还翻译和出版《罗马帝国时期》、《塔西佗的〈编年史〉》、《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等多种著作。1974年—1978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雅书先生参与了联合国正式文件的翻译工作，任北京师范大学翻译组组长兼主要定稿人。郭圣铭先生完成《世界古代史简编》、《西方史学史概要》、《文艺复兴》、《美国独立战争》、《世界中世纪史讲稿》、《世界近代史讲稿》、《世界文明史纲要》等著述，他的译著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外，还有《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在国内史学界享有极高声誉。2005年，郭先生以90岁高龄完成了一部近代史的译稿。逝世前不久，郭先生的译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再版。朱本源先生一直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从1953年到1989年离休）。朱先生精通多门外语，能够及时掌握当代西方各国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科研硕果累累。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学界称誉朱先生的史学理论文章“立论大气，释论精微，堪称为当代大陆学者从事中西史学研究的典范”。朱先生用10余年时间写作完成了以中国学者的观点研究西方史学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填补了中国长期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

王养冲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为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王养冲先生“文革”结束后撰写并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等多部专著，耄耋之年还主编完成了近90万言的《法国大革命史》，翻译出版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罗伯斯庇尔选集》等。王养冲先生是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是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奠基人。先生退休之前先后讲授过：西方社会思想史、西欧近代思想史、欧洲哲学史、西方近代史学流派、法国大革命史、世界近现代史等课程。王养冲先生的译作共计九种十册。张芝联先生最早把法国年鉴学派介绍到中国，1986年发表长篇论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法国通史》，以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见解、新颖的体系赢得了诸多专家的赞誉。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从历史、理论、实践三方面来研究人权问题。1989年、1991年，研究会两次组织了国际人权问题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人权问题专辑和《国际人权纵横》一书。出版著作和文集有：《从高卢到戴高乐》、《从〈通鉴〉到人权研究》、《张芝联演讲精选》。张芝联先生临终前不久还把他毕生治学的部分精华汇集成四本小书，分别是《二十年来演讲录》、《中国面向世界》、《法国史论集》和《我的学术道路》，2007年北京三联出版。张芝联先生是公认的法国史专家，1979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创立，先生担任会长。张芝联先生1983年被选为法国革命史国际委员会理事。1985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几十年来，张教授多次到法、美、英、德、意、荷兰、瑞士、日本、前苏联等国访问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仅带回有价值的史学信息和图书资料，也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史学的研究状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陈乐民先生从涉外事务的岗位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致力于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但先生也涉猎中国史、哲学、文学等领域，书画造诣亦为人所知。陈先生提倡“文史哲与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并通过对欧洲历史的思考，提出了“欧洲学”的理念，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独特学风。陈乐民先生著述丰富，包括：《“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西方外交思想史》、《欧洲文明的进程》、《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康德论启蒙》、《陈乐民集》、《欧洲文明十五讲》、《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戴高乐》、《撒切尔夫人》、《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等。另有散文随笔集《文心文事》、《临窗碎墨》、《在中西之间》、《书巢漫笔》等。陈先生“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剖析欧洲文明在当代的发展问题，为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陈先生强调：“欧洲文明”不是单一的，而是“认同中有多样”和“多样中有认同”的综合概念；对于欧洲的理解需要“通才”，需要步步深入地去探索，要从经济伸展到政治，扩宽到历史和文化，一环套一环地追求下去，才可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陈先生的著作分量厚重，成为欧洲研究乃至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石之作；陈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对研究欧洲和国际问题的后辈学者有很深的影响。

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有两位著名学者——刘祚昌先生和冯承柏先生是不会被忘记的。刘祚昌先生共撰写了有关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1954年出版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的开山之作之一。1978年出版的《美国内战史》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高水平的一部美国史学术专著，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此外还有《杰斐逊传》、《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等力作。刘祚昌先生曾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冯承柏先生先后开设“美国通史”、“美国社会经济史”、“美国社会文化史”、“史学方法论”、“西方文化史”、“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等课程，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探讨了美国经济史、美国现代化进程以及中美关系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见地的学术观点。

在东欧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程人乾先生有突出贡献。程先生发表论文百篇以上，出版专著、译著十余种，主攻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欧史和当代国际问题。其代表作有《罗莎卢森堡——生平与思想》、《涡流——20世纪世界民族主义潮汐透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程人乾史学文集》中亦收录了部分代表性的论文。程先生曾任山西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等职。在亚非史研究领域，何芳川先生（1939—2006）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著有《崛起的太平洋》、《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等，代表性论文有《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华夷秩序”论》、《近代亚洲资产阶级的早期政治运动》、《十九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等。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亚太研究院院长、世界史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让我辈羡慕的是，已故的前辈有两大优势，一是深厚的中国学问基础和功底，二是大多留学国外、受过高水平的学术训练，或者精通外语、有国外工作的经历。林志纯先生（1910—2007）青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既有国学功底，也精通外语。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在上海综合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沈阳中正大学任教，1950年受新中国教育部的委任到长春东北师大历史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李雅书先生（1921—2007）青年时期以文科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1944年燕京大学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6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历史学硕士学位。1950年8月—1951年7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8月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郭圣铭先生（1915—2006）原名郭节述，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清朝末代进士，祖父是教师。1934年郭先生跳级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深造。1936年鲁迅逝世时郭先生作的纪念演说后被《鲁迅先生纪念集》收录（署名郭光）。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邹韬奋先生作报告，由郭先生整理成文的记录稿在报刊上发表。1937年翻译出版了约翰·里德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此时的先生还只是一名刚20出头的文科大三学生。1938年先生自中央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南开中学，1940年因被校方认定是共产党而遭解聘。失业后，先生经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外交部任职。1945年考取公费留英，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历史专业留英学生。但先生最终放弃留英机会，携妻赴美任驻新奥尔良副领事，同时在杜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9月，郭先生毅然回国。朱本源先生（1916—2006）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1942至1945年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哲学部学习，获得文学硕士。1947年底朱本源先生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学习政治学。1949年毅然决定中断在美国的学习，返回祖国。王养冲先生（1907—2008）早年曾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私人秘书，曾旅居法国十年，师从哲学家瓦尔、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研究欧洲哲学史和法国大革命史，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张芝联先生（1918—2008）自幼在家塾饱读诗书，博闻强识。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两年后转入光华大学，1941年重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1947年又横渡大西洋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到法国参加国际讨论会期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历史和学术思想。回国后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51年北上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世界史，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陈乐民先生（1930—2008）国学功底深厚，又精通外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后来转入学术研究。刘祚昌先生（1921—2006）出身于耕读世家，其父刘国廉曾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刘先生受到家庭的影响，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刘先生于1939年离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后因战事扩大，刘先生南下，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西南联大政治系就读，不久又转到历史系学习。两年后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史地系。1946至1948年刘先生先后任教于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先修班和长春大学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刘祚昌先生在长春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冯承柏先生（1933—2007）幼承家学（其父冯文潜中学时代与周恩来同窗，曾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就职于南开大学），聪颖好学，但一生饱经磨难。冯承柏先生从艰难环境中寻找学习的机会，到上世纪80年代得以赴美国访学。程人乾先生（1934—2007）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后派赴波兰留学，1960年获华沙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在山西大学任教。

各位前辈从事学术和教育工作的贡献，属于“有形的遗产”，其实还有“无形的遗产”，即精神财富。从这些前辈的弟子和友人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她）们的珍贵品格。六个方面是共同具有的：一是爱国、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矢志不渝；二是为人正派，待人诚恳，生活朴素；三是热爱教育工作，工作勤勉奋进，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深受学生和后辈学人的爱戴；四是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宠辱不惊；五是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宁“劳而不获”，绝不“不劳而获”；六是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生命不止，笔耕不辍”。

对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后辈来说，只要我们勤勉，只要我们利用有利的科研条件，在学术研究的某些方面也许能作出前辈们所期望的成绩，但是，前辈们能坚守的、能做到的，我们今天未必能做到。林志纯先生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依然阅读马、恩原著，注意国际学术界新成果，这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像李雅书先生、郭圣铭先生、朱本源先生那样中断在美国的学业，放弃获得美国名校博士学位的机会，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像李雅书先生那样为北师大申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士点做出努力，而她自己放弃当“博导”，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不是谁都具备的；像郭圣铭先生和王养冲先生那样从不把往日的“辉煌”当作资本炫耀，甘于寂寞和清贫，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刘祚昌先生的弟子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为撰写《美国内战史》，刘先生几次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材料，有一次一连抄了25天材料。当他花费多年心血写出几十万字的稿子时，手稿却被红卫兵抄走。刘先生不灰心，从头再写，又用了3年时间才将近50万字的著作写了出来。这种毅力更不是谁都有的。像陈乐民先生那样手不释卷的好习惯、宠辱不惊的好修养、能写善画的好技艺，我们很难学到；陈乐民先生以努力著述来对抗病魔，十几本著作大多数完成于晚年多病的岁月中，听起来让人惊叹！我辈没有那样的毅力。今天研究世界史的国内学者，就算个个都像李雅书先生、郭圣铭先生、朱本源先生、王养冲先生、张芝联先生、陈乐民先生、程人乾先生那样有很好的外语水平，但未必有他（她）们那样的毅力，未必有他（她）们那样的奉献精神。更何况，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可能使研究者做到心静身安、陶醉于书斋。

我们把青铜或陶瓷等文物称作国宝，无非是认为那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十分稀缺珍贵；可我们是否想过，既有国学功底又有西学训练、既诲人不倦又淡泊名利的学者在我们国家也是稀缺资源，是真正的国宝！各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不一样，在世界史这个学科里当“匠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成为大学者，成为学术上的领头人。13位前辈像是约好了似的，短时间里先后离我们而去。虽留下了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但我们分明感受到失去国宝的痛惜。

（说明：本文写于2008年12月。各位先生的生平及学术成就评价，依据公开发表的回忆录、著作中的“作者简介”、网上能查到的悼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