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不同意写传记”说起
偶然的机会,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书中有十三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和简介,还附了钱夫人蒋英教授的两篇报道,真正完整的“钱学森传”只占全书的一半。而且,传记和报道的内容多处重复。书的作者涂元季是钱学森的秘书和助手,按理说,他写的传记不仅翔实,还应该丰富、生动。其实不然,作者对钱学森的生平事迹只是平淡介绍,甚至“官话”不少。说实在的,这是我读过的最乏味的传记之一。作者在书中强调,“钱学森的一生经历曲折,成就卓著,很富于传奇性和故事性”。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写出传奇性,至于故事性,无非是多数人熟知的“钱老当年归国一波三折”。
我感觉这本书“平淡乏味”,是就“传记”的特征而言。我的专业是历史学,阅读的人物传记不少。说《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写得不好,是以常见的传记或正规传记来衡量。其实,《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平淡乏味,是有原因的。作者在“前言”中有说明:“钱老本人不同意为他写传,也不向我提供任何作传的素材。”钱老曾对作者说:“我这个人从不考虑过去,只思考未来。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我也不记得了,所以我无法向你提供什么材料。”作者补充道:“钱老坦荡地认为,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用不着自己操那份心。”
传主本人压根儿不同意为他立传!不向作者提供写传记的素材!
钱学森这样一位大科学家,他的一生作出了惊人的业绩,他的品质高尚,应该留下一些记录,让后人了解这位大科学家,弄明白他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这不仅是涂元季先生所期望的,对世人而言,如果对这样一位为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不了解,那就不单是遗憾不遗憾的问题了。就在我把《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放回书架不到半月,电视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了钱学森逝世的消息。这位98岁高龄的科学家走完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离开人世。紧接着,各种报纸、电台、网站推出悼念钱学森、回忆钱学森的详细报道或专题文章。这些专题文章,基本上都是对钱老一生的评价,尤其强调“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有的文章突出趣味性,详细描述钱学森在美国被扣留不让回中国,为了冲破重重阻力,钱学森一家如何想办法,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进行外交努力的等等。最为吸引民众的,是几家报纸登出“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说钱老生前为我们国家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感到担忧。于是,大家的话题从悼念钱学森扯到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关于钱学森的话题告一段落。
既然钱学森不愿意给涂元季提供作传的素材,可以想象,其他人更不可能写出比《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更好的传记。那么,我们要了解钱学森,只能靠《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中的资料了。我读完这本书,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青少年教育。从钱学森的早年经历看,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非常重要。钱学森的学生时代,不像我们今天的中小学这样为考试天天做模拟题,同学之间有对比和竞争,但不是把分数高低作为唯一标准。正因为环境宽松、自由,学生的个人兴趣才得到充分的发展。钱学森也不是跳级的尖子生。不过,钱学森很早就养成了广泛涉猎的兴趣,养成了钻研问题的意识,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
其二是钱学森的知识结构。我觉得,今天的教育家们要谈论如何培养出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就应该花费功夫研究钱学森独特的知识结构。钱学森从小兴趣广泛,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涉猎多门类的知识,如古典诗词、绘画、音乐、英语、矿物学、伦理学、数学等,基础相当宽。大学必修课解析几何、微积分、大代数、有机化学、工业化学、德语等,钱学森在北师大附中就已经学过了。这种情况,今天的中学教育是没法比的。钱学森在上海交大读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留学之前,得到过王助、王士倬等名家指点,把专业定在“飞机设计”。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航空系学习,获得航空学硕士。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导师是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除了学习航空学,还修物理学、数学、化学,以及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课程。钱学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空气动力学,并达到一流水平,获得航空学、数学博士学位。我不懂理工科各个专业的内在联系,但我直观地感觉到,钱学森后来的成就与他早年形成的知识结构密不可分。
其三是科学家个人的素质和品格。科学家的成就是由承担科学任务的“人”做出来的,这就是说,根本的还是科学家个人的素质和个人的努力。像钱学森那样的归国人才,为研制导弹、推进航天技术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在中国很容易变成明星,很容易成为高级官员。如何能够坚守科研岗位,一辈子发挥自己的特长?钱学森真正做到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中讲到钱老多方面的品质,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他对待个人荣誉、个人地位的态度。钱学森对待个人名誉、地位的态度,决定了他能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钱学森不喜欢吹捧别人,也怕别人抬高和吹捧自己。社会上的新闻语言中,把钱学森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钱老多次说明他不同意这个称呼。他的理由是: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所以,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1]钱学森拒绝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中科院编写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他也极不情愿被列入。最后架不住院长卢嘉锡的劝说,才勉强同意(如果中国现代科学家中不列入钱学森,这个辞典算什么辞典? )。对于“学部委员”的称号,钱学森几次写信请求免去。今天理工科专家们的奋斗目标是成为“院士(学部委员)”,而当年的钱学森请求免去这个称号,是钱学森傻还是今日中国的科学家奋斗目标有误?1991年,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后,新闻媒体出现了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钱老却心里不高兴。他叫来秘书涂元季,问道:“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涂元季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钱老听后,要涂元季立即打电话给报社和杂志社,让编辑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有一家杂志说稿子已排版,没法撤。钱老很生气:“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 ”[2]
与名誉紧密相关的就是地位。中国人对“官”有着异常复杂的心态,当代社会对“官位”的追求已经到了痴迷、癫狂的地位。我们还是看看钱学森是如何对待“官位”的。钱学森戴过的“官帽”真不少: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五院第一分院院长,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五研究院(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后来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等。据涂元季介绍,钱学森对这些“官位”一点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钱学森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3]有时钱学森起初被任命为“院长”之类的正职,后来又改任副职,主要是钱老不愿担任这些职务,而工作又需要他负责。这里不仅仅是钱学森个人品格的问题,而实在是“院长”一类的职务会“害苦”了钱学森。比如,他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之后,就得连工作人员的住房分配、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得钱学森过问、安排、拍板。钱学森从事科研和处理技术问题的大量时间都被挤占,被“剥夺”,这是钱学森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免去院长之职。传记读到此处,我感慨万千。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觉得一边搞科研一边包揽行政事务办不到,行政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今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都是“双肩挑”,而且“挑”得很自如,应该做何解释?是我们今天各位校长、院长、所长都有三头六臂,比当年的钱学森水平高?
客观地说,一个人的能力与水平不管多高,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下,注意力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全部精力用于钻研业务,就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去打理后勤事务,没有时间去摆平人际关系,更没有精力顾及别人怎么评价。钱学森能作出重大贡献,其实并不奇怪。只要翻翻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这一类人有一些“通病”。都是“一根筋”,都是认死理,钻进学问的时候和儿童贪玩到忘食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这一类人,没有一位是八面玲珑、上通下达的人。他们都不爱荣誉,不在乎名利,不喜欢被人吹捧。钱学森最喜欢的古诗是:“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所以钱学森不题词,不为别人作序,不参加任何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庆典或剪彩活动,不兼任何顾问之类的虚职。这样一个活得干净、清爽、坦然的人,自然是不要别人给他作传的。
我觉得,钱学森成为伟大科学家的秘诀就包含在他自己说过的那两句话里:“我这个人从不考虑过去,只思考未来,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我也不记得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用不着自己操那份心。”正因为“只思考未来”,才能瞄准学科前沿,把握学科前沿;“只思考未来”,才能专心致志,把心思全部用在科学研究上。“从不考虑过去”,就是不把精力花费在回顾往事、计较人情纠葛的琐事上。“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不是真的不记得了,而是没必要把昔日的荣辱得失放在心上。这样心无芥蒂,这样光明磊落的人,连“身前名”都不在意,何况“身后名”?树碑立传这样一件历史上最大的俗事,对钱学森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新闻媒体把悼念钱学森的活动引向谈论科技人才培养,淡忘了给钱学森“盖棺论定”,而讨论今天的教育问题,真是歪打正着。钱老地下有知,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说明:本文在“学术中华”网上发表过。)
【注释】
[1]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第203-204页。
[3]同上,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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