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学问源于真功夫

真学问源于真功夫

近些年学术会议频繁，会期往往较短，指望通过参加学术会议而增长见识，有时可能会失望。不过，参加学术会议而增长见识，也不稀奇。2010年6月27—30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近代史及英国史学术会议上，几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当时真让听者大开眼界，过后多日仍记忆犹新。

这是一次有一百三十余人参加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一百余篇，除了大会主题发言外，主要的学术讨论在三个分会场（三个组）进行。最后由三位专家对各小组的讨论作汇报，进行总结性发言。承担汇报总结任务的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盛嘉先生，东北师大的董小川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吴必康先生。虽然每个分会场参加讨论的主题较为接近，但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宽泛。每一组的小组发言达到30人次，话题不少，概括总结是困难的。没想到三位先生驾轻就熟，让与会者赞叹不已，会场上掌声不断。

盛嘉先生所在的小组，主题是“大国史及新世纪10年重大历史问题研究”，论文和发言涉及美国对外援助、法国大革命等老问题，也有很新颖也很琐碎的题材，盛嘉先生在短短20分钟内，如统帅点兵，由大到小，由显而微，准确到位地圈点，大开大阖地评论。哪些论文表现出作者学术眼光的敏锐，哪些论文表明作者没有吃透研究的问题，哪些观点有分量有深度，哪些问题的探讨稍欠火候，盛嘉先生一一指出，让听者豁然开朗。盛嘉先生的发言充满激情，语言幽默风趣。

董小川先生是另一种风格。他那一组的主题是“思想史、学科体系、教学问题研究”，讨论的内容非常杂。董先生没有讲稿，小组发言的30篇论文的题目能一字不差地说出来；论文的作者在会上如何陈述的，讨论时有哪些学者提问，作者是如何回答的；讨论时有哪几次交锋，问题的焦点在何处；哪些作者的观点他赞同，哪些观点他持异议，等等。听董先生的发言，你才明白什么是“如数家珍”，而董先生已经年过六十，不服不行。

吴必康先生不像盛嘉先生那样激情四溢，不像董小川先生那样以惊人的记忆力震撼人。吴先生讲话娓娓道来，气韵悠长。他回顾英国史和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创办初的境况，对照现在这两个研究会的盛况，感慨万千。吴先生指出，我国学界“青黄不接”的局面已彻底改变，青年学者如雨后春笋，女学者的比例不断攀升，他对英国史和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未来充满希望。这一组的主题是“英国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吴先生熟悉讨论内容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总结和点评，可谓滴水不漏。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会发言中，还有许多精彩的部分让人难忘。陈勇先生讲《医疗救济中贫民的权力博弈》，以18和19世纪英国历史为例作考察，从识史到论世，侃侃而谈，收放自如。张德明先生讲《国际环境的利用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经济扩张》，语言铿锵有力，文章观点鲜明，令听者心舒神爽。陈晓律先生的论文是《重新解读英国衰落的原因》，和以往每次学术会议的发言一样，陈晓律先生的观点总是让人耳目一新。还有高毅先生、向荣先生、侯建新先生、韩毅先生、张倩红教授、阎照祥先生、彭小瑜先生等，要么是立论气势磅礴，要么是选题精妙，要么是论辩有力，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

曾有个说法，“肚子里有货”方为教授。从盛嘉、董小川、吴必康等先生的发言中，让人更加相信这一说法。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与国际接轨”，起初听着很振奋，渐渐地感到泄气。毕竟“接轨”不容易，光靠热情是不行的，而且，不见得事事与世界看齐就能表明达到国际水平。我觉得，向国内这些有深厚学问的学者学习，把他们的本领学到手，把他们的精神领略透彻；从学风和人品方面与年长的学者们“接轨”，远比“与国际接轨”更要紧。

我国的高校现在评教授的依据，是看发表文章的刊物级别，看是否拿到研究项目，拥有研究经费，所以遍地都是教授。我曾带着仰慕的心情去听一位30岁就当上博导的文科教授的讲座，听后非常失望。我的结论是，这人肚子里没货。从网上搜索到这位新秀的简历，发现他评教授、当博导的“资本”，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和一篇“特级刊物”的文章。我不知道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能不能表明科研水平高，也不知道“特级刊物”的文章比普通刊物的文章学术质量能高出多少，故而不敢妄加评论。不过，根据自己听课、听学术报告的经验，教师或演讲者肚子里有没有真货，还是能够听出来的。学问虽是高深的东西，但不至于高深到让人迷惑的地步。除了个别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当众讲话的人之外，作为高校教师或研究所里指导研究生的学者，只要肚子里有货，肯定能把货“倒”出来。

做学问本来是寂寞的事业，而世界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关系不大，要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现实意义”，的确不容易。因此，需要坚守，需要长期积累，需要慢慢磨练，要像学京戏练把式一样，练就真功夫。环境不利于学者心静身安、陶醉于书斋，学者更需要有沉潜功夫。盛嘉、董小川、吴必康、陈勇、陈晓律、张德明等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出生的一代，他们对民族强大和国家富裕的愿望，对教育发展和学术进步的追求，比我们这代人强烈；相反，对名利的关注，比我们这一代淡泊。他们对于做学问倾注的心血比我们多，经受的艰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正因如此，他们的学问是坚实而深厚的，值得我们用心去学。

说到真学问和真功夫，也让人想起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王敦书先生等前辈学者。他们一个个都有旧学的根基，又掌握多门外语，共同特点是热爱事业，勤勉奋进，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他们掌握的国学和西学，都是下硬功夫，从点滴的积累达到纵横贯通，对中国的古文和外国的洋文都是烂熟于心，到老不忘。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简直就是活词典，要请教什么问题，中国古文字还是希腊文、拉丁文，必定能得到让人满意的答案。王敦书先生在讲台上谈古论今，无论《孟子》、《孝经》中的篇章，还是莎士比亚原文的对白，都能脱口而出，博得满堂喝彩。我们要学到他们的本领几乎没有可能，但可以感受和学习他们的品格和精神。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王敦书先生这一代学者，与现在活跃于学术园地的盛嘉、董小川、吴必康、陈勇、陈晓律、张德明等先生相通的地方，在于真功夫、真性情、真学问。

有真学问的人，一般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宠辱不惊。追求真学问的人，大都锲而不舍，愈挫愈振。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少博士，不缺少教授，不缺少研究经费，缺少的恰恰是愿意苦练真功夫的人。研究世界史的难度要大于研究本国史，又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整个学科在中国的学林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前辈学者和年长学者的那种胸怀，那种韧劲，那种真功夫。没有靠真功夫拿出手的学问，我们不要说学术上“与国际接轨”，在国内学术圈中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都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