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视野中看问题

大视野中看问题——读《边缘琐语》

刘文瑞先生的《边缘琐语——管理与人文的对话》出版有几年了。书刚出版不久我就在别人的书架上看到，但书店里没有找到。我曾写信向刘先生索书，刘先生把电子版发给我。每次忙完自己电脑上的活儿，就顺便浏览《边缘琐语》中的一两篇。不过，我总觉得电子版阅读不方便。后来终于从书店里买到了《边缘琐语》。多数文章在电脑上阅读了，但有了纸质的书，忍不住随手翻阅，一些文章的内容和主要观点已经记在心里。正因为有电子版，《职称八景》等文章已经推荐给许多朋友，这些文章零零散散保存于朋友的电子邮箱里了。

刘文瑞先生《边缘琐语》中的文章，涉及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既有严谨的学术论文，也有随笔、散文、杂感。前一类如《管理学体系的思考》、《本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转型》、《北洋时期经济发展问题评述》，后一类如《豆腐渣工程的历史启示》、《标兵·天花·土豆》、《不要把创新变成折腾》、《白领的疑惑》、《质疑高薪聘任》、《高校生态杂谈》、《职称八景》等。有的文章长篇大论，如《社会、文化、管理以及管理学》，有的文章很短，看完一篇花不了一分钟，属于“快餐”，如《历史上的“坏事变好事”》、《由李自成下岗想到的》、《边际效益和跟风》、《警惕“完美主义”的误区》。依我的经验，阅读《边缘琐语》可以很随意，时间仓促，就挑一两篇短文看看，有空闲就拣一篇长文细读。

像刘文瑞先生那样“四面出击”的治学方式，表面看是“游击主义”，实际上是基于深厚的学养，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我没有刘先生那样研究和写作的能力，但我自信有“四面出击”跨界阅读的能力。早年养成的阅读习惯不好，属于“杂食”怪物一类，从不挑剔是严肃主题，还是调侃式的内容。读历史书，史学理论可以慢慢读下去，通俗作品也会读得津津有味。经济学、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的书，均能读一些。最近几年，还斗胆借一些地理学、生物学的书翻翻。读书兴趣是泛了些，然则乐此不疲。阅读刘文瑞先生的文章，还算是在“正常值”之内。

刘文瑞先生的文章，单篇涵盖的信息量就不小，整本书容纳了46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显得信息拥挤。按正常顺序阅读一遍就放下，那就有点可惜了。我顽固地认为，刘文瑞先生的文章“浪费”了许多可以单独成书的素材。比如《本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转型》一文，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专著。刘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把那么多有价值的观点压缩在一起，一口气说完了。我读这篇文章时，第一个反应，是想和刘先生商量一下，把他的这篇文章“借”给我，我用一两年时间，往里面填一些材料，就可以变成一本书。只要把这篇文章的四小节变成四章，书中的主要观点，刘先生已经摆在那儿了，已经很精彩很独特，用不着我再费心思。再看《管理学体系的思考》，也可以扩充为一本专著。有关教育问题的那一组论文，稍加扩展也能单独成书。《南京政府时期的农村问题》写成一本书，同样可以。估计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写过类似的书了，但刘先生谈的问题仍有学术价值。总体说来，那么多闪亮的观点、精彩的论断、妙不可言的表达，全都挤在一本书里实在可惜。你瞧瞧最近十年来出版的那些大部头的著作，其中一些书你翻看大半本找不到一句给人留下印象的话。再瞧瞧那些标明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的多人编凑的著作，就会相信我对《边缘琐语》的看法不是虚妄之词。人家一本大部头著作里能提出一种说法，就认为是学术创新，刘先生把众多的新看法压缩并放进一本书里，还自贬为“边缘人”的琐语。真是！

刘文瑞先生说他是“学界一游兵散勇，跑跑龙套，敲敲边鼓，在学术舞台上做个群众演员而已”。实际上，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见解独到，文笔犀利，学问根底不浅。他说他“乐于游离在不同学科的边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事实上，他的越界研究，是站在历史圈外看历史，在管理学的圈外谈管理，以非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经济，发现的问题和提出来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现固守畛域的局限。“学科的分化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增进人类知识，而不是分割人类知识”，可在发展过程中，学科之间产生了壕沟或藩篱。刘文瑞先生的“串行”，有益于疏通学科分割造成的阻塞。就学问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试图打通学科界限的努力早已有之，也不乏成功实践者。在几种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取得成就的学者，在世界历史书里就能随手找出许多。且不说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就从近代算起，达芬奇、弗兰西斯·培根、维科、笛卡尔、卢梭、伏尔泰、马克思、边沁、凯恩斯、哈耶克……你很难说他们是哪个领域的某某学科的“家”。一般都是以他们在某方面的影响来定位，或者哪一方面更为突出，人们会记住他主要是搞哪一行的。不过，随着科学发展，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而信息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研究者为了有所成就，只能守住较小的阵地，才能有一定的发言权，一旦涉猎太泛，就会虚耗精力，短期难有成果。学术界的正规部队自守畛域，也是迫不得已，这不能完全责怪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者们。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正规的学术大军必不可少，当然，只有正规的学术大军，没有刘先生这样擂鼓助阵、旁观者清的学者，我们的研究也不够精彩，不够壮观。

刘文瑞先生的这本文集，主要内容是关于管理，关于历史，关于社会问题，关于文化教育四方面。就以管理问题而言，刘先生提出的一些看法值得重视。第一，中国的管理有问题，但不全是管理问题；中国的管理与其说问题出在自身，不如说问题出在政治，出在社会。第二，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但应用学科不等于没有理论的学科。管理学要联系实际，也要追求理论性。既要注重微观研究，也要注意宏观研究。要从管理工具技术入手，但不能忽视与理论研究的结合。从哲学思想角度升华管理理论，应是管理学的一个追求目标。第三，中国的管理问题，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征。中国的管理，受社会组织的影响、文化背景的影响，往往面临着许多单靠管理学方法不能解决的难题。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中国的管理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受非理性、非科学因素的制约，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化，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第四，要创建中国的管理学，需要“从经验走向科学”，立足于专业化和科学化，培养自己的经理，形成新型企业文化，同时防范科学主义误区，把普遍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第五，本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应当跳出对立思维的框架，认识到二者的兼容性。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发挥本土文化资源的力量。

此外，刘先生的管理经验之谈非常珍贵，概括如下：（1）在管理的学问中，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2）管理是有规则的，但绝不是掌握了规则就可以搞好管理；（3）决策时，不但要注意决策本身，还要注意连锁反应；（4）管理中的协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习惯；（5）能够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以最低廉的成本处理好的，是高明的管理者；（6）管理的方式技术，不是越先进越好，而是要进行成本估量。

对于历史研究，刘先生提出的一些看法同样值得重视。《边缘琐语》中论及北洋时期的经济、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和农村问题，也谈到唐代长安的商业、明代李自成的下岗、历代的治河工程等。刘先生文章中的论题涉及面宽，这里只概括列举其中四点，足以看出刘先生的灼见。其一，关于民国前期的“民族资本”。刘先生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民族资本致命的缺陷有三方面。一是资本有机构成低，二是没有开拓市场的意识，三是管理手段跟不上。技术上的落后，社会需求上的滞后，管理方法上的原始，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一直未能走出低效率状态，以至于“官方一压就垮，洋货一争就退”，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过于低下。其二，关于自然经济与农产品商品化。刘先生认为，过去对“自然经济”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一家一户都无法做到狭义的不完全依赖别人的自给自足。一个村庄不能实现自给自足，而多个村庄形成的集市则是自给自足的保证。在集市范围内，一般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中国的一个村镇集市，其影响半径大体上相当于一个农民携带货物赶集一天的行程，集市举办的时间一般是五至十天一次。这样一个半径区域，是所谓“标准市场区”（交易主要是农产品互换性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只有农产品走出集市，走出“标准市场区”，进入城市的消费，进入工厂作为原料，才是自然经济的真正瓦解。民国时期的农产品商品化，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点。其三，刘先生认为，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农村政策极大的不足，就是放弃了对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起初，南京政府对农业现代化有追求，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重视程度还是相当高的。政府进行过省级以下政权的调整，实行过土地清查和整顿，推行过减租政策，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有些地方在当局支持下尝试过农村改革，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具有开创意义和试错意义”。但所做的工作失败了，于是放弃了农业现代化的努力，转而把立足点放在城市的现代化经济部门，听任农村自生自灭。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其四，关于学界津津乐道的唐代“盛世辉煌”，刘先生指出：辉煌也罢、繁荣也罢，其实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因为，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但无论东市还是西市，每一个的面积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相对于规模非常大的一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只占百分之二，实在太小了。两市的位置临近皇城和宫城，表明两市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如果长安城有过繁荣，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长安城是皇权的物化，不是真正的经济中心。

《边缘琐语》还谈到不少历史话题，这里不需赘述。就社会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而言，刘先生文章的特点是：现象抓得准，问题分析得透，立场鲜明，文笔犀利。比如，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道德建设，干部选拔，医疗和服务，学术批评，“高校生态”等等，刘先生都有精彩的立论，直率的分析。今天人人皆知的“问责制”，刘先生多年前就已谈到，一是分析“领导责任”到底是什么，二是讨论如何分清权力与责任，如何做到“权责一致”，从权责问题看中国官员腐败的制度根源。今天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不折腾”，刘先生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中也讨论过，并明确指出：标榜创新，但不顾客观条件不讲成本，一味追求短期效益，好事办成坏事，创新就变成折腾。“大炼钢铁”的历史记忆犹在，但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步伐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还以为我们是在与国际接轨呢。至于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学术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刘先生的几篇文章非常精彩，如《高校生态杂谈》、《职称八景》、《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身在高校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对文教系统的弊端耳闻目睹，胸有块垒，但行诸文字也不容易。有的人觉得，说也是白说，不如不说；有的人不愿说；也有的人不敢说。还有一种情况，对高校的官场化表面上鄙夷而“心向往之”，羡慕“官教授”的风光，但又不满意各种评价标准，心态复杂，苦恼的是如何“自处”，并不关心教育和学术腐败对社会的影响，这样的人在高校和科研系统占一定比例。因此，刘先生所揭示的问题，不是圈内人士个个都愿意去深入思考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写出来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