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者的人间情怀》

读《学者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先生的著作有几十种，我买过的和阅读过的只有五六本。陈先生的学术著作如《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我的书架上就有，也仔细阅读过。随笔和杂文的集子，我只读过《游心与游目》、《书里书外》、《学者的人间情怀》。我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整日忙着搜集和翻译资料，阅读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书，教书，写论文。偶尔偷闲，才能读一点“课外书”。我读过的陈先生出版的书，估计不到陈先生著作的十分之一。可就是这一点课外阅读，却解决了我的两大困惑：一是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困惑，一是在学问与饭碗的平衡中感到的困惑。

我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史为主，翻阅的资料中，一大部分是数据和统计资料。不过，在兴趣方面，我又追求情趣化、艺术化的东西，尤其爱发感慨。在我早期的论文写作中，总想搞出一点“文眼”，让文章显示出“色彩”来。当然，发感慨时又不敢忘记自己的研究内容，忍不住要列出一串数据，以显示论据之确凿。可以想象，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会是什么样子！不像经济史论文，也不像散文或随笔。大约是十年前，我读了陈先生的《游心与游目》、《书里书外》，从书里知道，有我这样毛病的研究者也不罕见。陈先生在书中指出：学术归学术，感想归感想，可以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遵循各自的规范。意思是说，写学术论文，就必须使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谈感想发感慨可以在另一种文体中表达。我当时深受启发，从那以后，经济史论文就是纯粹的学术论文，情绪化的文字完全剔除。如果想发发感慨，可以写成其他文体的篇章。正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才有历史学重要刊物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自己换来教授职称等等看得见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使我的学术步入正轨。

成为教授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迫于形势，不得不努力申报课题，不得不应付各种各样科研检查和评比，不得不完成单位规定的科研任务。说到底，为了饭碗而埋头写“急就章”的论文，编写明知道没有学术含量却能换来报酬的书。可冷静下来想，今天的大环境下做的所谓研究，似乎离学问越来越远。我原来的想象中，大学的教授应很洒脱、很飘逸，满脑子、满肚子都是学问。真正到自己当了教授才发现，我们的工作与父辈们在生产大队挣工分几乎没什么差别。多干点才能多挣几分，少干了就挨队长的训。至于学问，不知别的教授有多少“干货”，反正我自己连“水货”都库存不多。不过还得跟着形势走。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真的近乎奢侈。愿意“脱离现实”闭门读书的人实在太少，因为这样做的确有难度。客观形势当然极不利于“潜心学问”。有人在文章中讽刺当今的用人标准，说陈寅恪先生要是在今天的中国高校找工作也困难（因为他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求职的时候没有专著，论文也不多）。但我有另一种假设：如果英国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生在今日中国，连饭碗都成问题。因为目前的“大好形势下”，谁还会像吉本那样“脑子一根筋”，花几十年工夫干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我的假设反映的是个人对学问的态度问题，即取决于做学问者个人而不取决于外部环境。就看你自己如何选择。陈平原先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书，正好讨论这样一类问题。

杂念太多，这是当代搞学术研究的人的通病。学术地位要追求，政治地位也要追求；既要打造出一两部传世之作，又想著作等身、硕果累累；既想八面玲珑、无限风光，又想保持风雅、显露渊博；既想成名成家，又不愿坐冷板凳。尤其要命的是，有的学者既想从政，又不想放弃学者身份，于是设法变成“学官”或“官教授”；有的学者想过得优裕、活得滋润，但发现学问行当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于是干起了拉关系、“套”课题、制假货的活儿。

即使真正有能力做学问的人，也在“述学”与“文化批评”之间徘徊，觉得面临两难选择。针对后一种情况，陈平原先生认为，既保持人间情怀，又发挥专业特长，并不是完全做不到。请看陈先生的想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的本色。两者既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1]陈先生重点谈的是选择“述学”的学者如何自处的问题，不过，陈先生的结论是明显的：学术受政治的影响是避免不了的，关键是学者自己要把握好，弄清楚自己玩的游戏属于哪一类（学术和政治有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问题不全在于环境，而主要在于学者本人的态度和选择。

陈先生赞成的是有一批学者“适当”脱离现实，埋头搞自己的研究。陈先生倡议：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读了陈先生的书，我意识到，自己所谓的困惑，无非是在社会大风向中迷失了自己，问题还是根基不稳、杂念太多。一个人，如果不期望引领社会潮流、振臂一呼，也不认为自己能经国济世，完全可以安心读书和写作。一个人，如果不追求显赫的社会地位，也不追求腰缠万贯、良田百顷，完全可以把心思用在研究具体问题上。如果不标榜自己能写出传世之作，也承担不起创学业、传薪火的重任，所面临的困境无非是：按自己的意愿埋头读书、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还是顺应新时代科研“繁荣”的大潮、找关系搞课题、结“团队”制造学术巨著？读完《学者的人间情怀》，我受到陈先生观点的启发，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当然，就做学问而言，还有技术上的问题。在当今时代，从理论上说，做学问的条件很优越。无论是查找资料，还是占有资料，著述，出版，要多方便有多方便。信息和资料容易获得，不见得必然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相反，优越的条件反倒不利于做学问，尤其不利于人文学者做学问。《学者的人间情怀》中有《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一文，说出了许多人文学者的忧虑。电子图书的大量涌现、各类数据库的迅速扩展，使得“占有大量资料”已经不再是耗力费时的工作。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都有，更不用说《二十五史》的光盘版，《全唐诗》《全唐文》的光盘版，民国以来各类报纸杂志的电子版。现在做学问，根本用不着跑到大城市藏书最全的图书馆去查资料，更不需要坐在图书馆里慢慢抄录。眼下的挑战不是研究资料少，而是资料太多，太容易获取，用陈平原先生的话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多”。陈先生指出，“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处，在于其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慧心、悟性、情感以及想象力有较大的依赖”。“由于电脑网络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数码时代的人文学者，可能面临记忆力衰退、历史感淡漠、独立性减少等诸多陷阱”^[2]。

其实，陈平原先生担心的事情早已变成现实。依赖电脑的储存功能，研究者自己只需要输入关键词查找，不需记忆；只需下载，不需动手抄录；只需剪贴挪移，不需涂涂改改，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殊不知，读书获得信息时，可以慢慢地翻、细细想，甚至把精彩的段落抄下来。到写作时，凭借记忆，把脑子里库存的东西“卸载”到纸上，再经过反反复复地修改推敲，形成文章。这一套笨办法，如同奶牛吃草、反刍、消化、吸收，再转化为奶水，是自然而缓慢的过程。使用电脑、拥有数据库后，写文章变成了搜索、浏览、下载、剪裁、粘贴、复制、打印的一条龙生产线。与混凝土搅拌器的工作程序差不多：这一头放进细沙、水泥、灰粉，加上一些水，搅动几圈，那一头倒出来的是拌好的灰浆。这些灰浆倒在不同的模具中，可以变成水泥板，也可以变成水泥柱，使用者各取所需。难怪学术成果的评价成问题，因为大家的操作程序一样，分不清谁的原创，谁的剽窃，甚至不能判断是否存在抄袭。都是同样的半手工活儿，几次搅拌之后，沙子不是原来的细沙，水泥不是原来的纯水泥，面目早已全非，眉目早已分不清楚了。

陈先生提到的“对多媒体的依赖导致教师记忆力减退”，我深有体会。以前备课时，翻阅不少资料，等到理出头绪、列出提纲时，一大半已存储到自己大脑里了，课堂上只是顺着讲义提纲，从自己的记忆库中“提取”就行了。如果学生有疑问，可以随时停下来解答，当场抽取记忆库中的相关信息。如今，制成多媒体课件毫不费力，把课程内容放进课件，等到上课时点击鼠标就可以放映了。由于制作课件时只在用眼，并没有用脑，一旦离开课件，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很熟悉的人名地名，大半天想不起来（与陈平原先生遇到的情况相似）。这种记忆力减退，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而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当你使用电脑时，很放心地把“记忆”的工作交给了电脑，觉得没必要记在自己的心里或脑子里。惰性使然，心里的“负担”马上减轻，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一样身心轻松。久而久之，曾经口若悬河的教师，变成目不斜视的电脑操作员。读完陈先生的文章后，觉得改变这种对电子手段的依赖，挽救自己的“功能退化”是非常迫切的事。

【注释】

[1]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页。

[2]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