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剧变与文人宿命

社会剧变与文人宿命——文学论中的晚唐历史个案

搞古典文学研究的朋友张学松（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寄来文章给我看，文章题目是《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研究唐末黄巢起义前后诗人们的命运。张学松教授嘱咐我读后必须提出一些看法。我目前主要研究世界史，但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我认真阅读，并查阅了唐末农民起义的有关资料。

《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一文的大意是：晚唐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起义爆发后，文人出现分化，其心态表现非常复杂，敏感的诗人尤为如此：有的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参与推翻李唐王朝统治的斗争（如皮日休）；有的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起义坚决反对（如周朴）；一些作为地方节度使、朝廷重臣的诗人则混水摸鱼，首鼠两端（如高骈）；而更多的是逃避现实，避祸全身（如司空图）。这种种不同的心态和表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迥异的命运。

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一些文人（主要是不得志的文人）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黄巢的“檄文”与“章奏”等皆出自这些文人之手。懿宗咸通元年（860年）五月裘甫起义时，农民军中就有“王辂等进士数人”。文人参加农民起义，此前此后都不乏其例。黄巢本人参加过两次进士考试，且有诗文留世，他就是一个文人。农民起义爆发后，诗人加入起义队伍的是著名诗人皮日休，史有明载。《旧唐书·僖宗纪》载：“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悉陈文物，据丹凤门伪赦。以太常博士皮日休、进士沈云翔为学士。”

不管皮日休最初参加起义军是主动还是被动，他接受了黄巢政权的翰林学士是事实。既然接受了黄巢政权的高官，就是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皮日休这个人，本来“志在匡国济民”，他的抱负是要辅助皇帝干一番事业，立功立德，扬名于世。他和其他文人一样，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以实现其远大抱负，然而他科场并不顺利。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皮日休应试不第，被迫出京东游，为地方幕府从事，直到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才从著作局校书郎升迁为七品太常博士。而此时的晚唐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君昏臣庸，气数将尽。即使他最初是被迫“入伙”，但“被劫”后，看到黄巢义军声势浩大，纪律严明，体恤百姓，又加上黄巢一贯争取读书人的政策，也许看到了一些希望，便欣然或至少坦然了。黄巢起义以失败而告终，皮日休也被杀了。皮日休到底是被黄巢所杀，还是在黄巢兵败后被唐军所诛，或是逃至吴越依附钱镠后死亡，没有定论。

周朴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与皮日休大不相同。“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足见其决心拒绝参加起义军。关于周朴其人，《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无传记。《全唐诗》中有周朴的诗一卷，诗前有小传：“周朴，字太仆，吴兴人。避地福州，寄食乌石山僧寺。黄巢寇闽，欲降之，朴不从，遂见害。”周朴诗现存45首，他的诗句中有：“黄纸晴空坠一缄，圣朝恩泽洗冤谗”；“仙籍旧题前进士，圣朝新奏校书郎”。可见，他并不忘怀功名利禄，而且完全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否则一个政治腐败摇摇欲坠的晚唐王朝，何以称为“圣朝”？他的“不仕天子”，也许是达不到愿望，比如考不中进士，也许是只想博得个“高士”的名声，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他视黄巢农民军为“贼”，拒不参加起义军，也就不难理解。当然，他最后的结局是被黄巢所杀。

晚唐诗人中，也有官居要职的，比如地方节度使一类的朝廷重臣。在农民战争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就非常复杂。作为朝廷命官，理应维护王朝统治，尽力平“乱”；但中央政权衰弱，朝廷内部、朝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矛盾重重，看到农民起义军发展迅速，他们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不知如何选择。镇压起义对他们有利，他们就积极出兵；否则就握兵自保、观望待机，高骈就是一个典型。高骈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新旧唐书皆有高骈传），其《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王仙芝、黄巢攻陷荆襄后，朝廷先授高骈京口节钺，不久又授其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令其大将张璘、梁缵分兵讨伐农民军，得胜，降起义军头领数十人，起义军退居岭南。高骈得到朝廷嘉奖。乾符六年（879年）冬，朝廷加授高骈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兼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此时的高骈可谓春风得意，镇压起义军更为卖力。高骈到淮南后，修缮城垒，招募军旅，扩充军队，又传檄征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把平“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广明元年（880年）五月，得知黄巢军中的士兵染疾疫死亡很多，高骈派大将张璘出兵进攻，昭义、武宁、义武各道兵马数万赴淮南，黄巢惊恐，急忙致书高骈，愿投降，求其向皇帝保奏官职。高骈欲贪功，上奏皇帝说“贼”已破，朝廷下诏班师。这一阶段，高骈对农民起义积极镇压，但他的态度不久发生了变化。黄巢看中机会突袭高骈的军队，结果高骈的大将张璘败亡。黄巢军势复振后，高骈就不想再主动出兵，只想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握兵保境，观望待机。

高骈从积极镇压起义军到观望，其态度变化肯定有原因。客观上，朝廷大臣之间有矛盾，某些事可能让高骈“心颇不平”，所以闹情绪。部将劝高骈“观望待机”，也是一个因素。如部将吕用之曾劝说高骈：如今贼寇未灭，朝廷已有谗言，倘若荡平贼寇，功高震主，恐怕灾祸就来了，还不如观望。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高骈的人生态度。高骈《太公庙》诗曰：“青山长在境长新，寂寞持竿一水滨。及得王师身已老，不知辛苦为何人。”显然，他不想继续为政府卖命。广明元年冬，黄巢起义军攻陷河洛，朝廷督促高骈“讨贼”，高骈按兵不动。当两京覆没，黄巢宣布建立大齐“政权”后，高骈感到唐王朝大势已去，更不愿为其卖力，但又不能投靠黄巢政权，于是便想割据称雄。朝廷见高骈“无意赴难”，便剥夺了他的兵权和“盐铁转运使”的利权。黄巢兵败，长安收复后，部下多叛，高骈悔恨万状，计无所出，乃托求神仙，最后被自己的部下所杀。史书把高骈列为“叛臣”。其实，在天下大乱之时，像高骈这种心态和表现的人不止一个。《新唐书·黄巢传》中提到的刘巨容、令狐陶都是如此，既不效力朝廷拼命杀敌，也不支持起义军。

大多数晚唐诗人对待黄巢等农民起义，一方面仍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又感无力回天，便采取一种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态度。最具代表性的避乱隐居者是著名诗人司空图。司空图这个人物，新旧《唐书》皆有传，他是河中虞乡人，懿宗咸通十年（869年）进士及第，卢携执政时召拜为礼部员外郎，不久迁任郎中。黄巢攻陷长安时，司空图“随驾不及”。偶遇一个被起义军俘获的叫段章的人，段章劝司空图投降起义军，司空图不肯。司空图既不同于周朴，又不同于皮日休。他骂黄巢农民军为“群盗”、“寇”，表明他反对黄巢起义。但他后来走上了隐居不仕的道路。起初未能随驾或应征，也许有客观原因，后来屡次征召而不出，完全是司空图有意为之。司空图与其他封建士人一样有功名之心，中进士后也在朝里做了官。司空图还是希望立功扬名、匡时济世，而且至死对唐王朝怀有忠心。他之所以隐居不仕，一是避祸全身，二是唐王朝大厦将倾，诗人感到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司空图等诗人主动避祸，因而善终。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领头的不一定是读书人，但几乎每次都有读书人（文人）参加，能够推翻原政权、建立新王朝的，往往是读书人起了作用。文人参加农民起义，客观原因一般是由于现实的黑暗，主观原因是他们在现实中的“不逞”，即怀才不遇。这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在唐末乱世，文人面对两难抉择时，往往不能作出最理智的选择，进退失据，实在难以避免。

张学松教授的文章论证严密，结论发人深思，我从中获益。其实我只是文学爱好者，也不专门研究唐史。好在我常思考诸如知识分子命运一类的问题，前不久还对《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资中筠著）爱不释手。略加思索，写出以下一些话（甲乙丙丁许多条），本意是供朋友参考，事实上已经跑题了。

（一）前辈学者资中筠总结过：才识较高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痴），甚至有几分狂^[1]，诗人尤其如此。我们今天称之为诗人的那一类古代知识分子，有诗篇传世，但他们既没有以做诗为职业，也没有把“成为诗人”当作追求目标，诗往往只是“副产品”，而留下诗篇最多的、名气最大的往往是失意者。为什么失意？因为不能施展政治抱负！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陆游、辛弃疾等等，哪一个不是如此？古代知识分子只有一个追求，那就是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再没别的打算。撇开政治追求他们会感到人生没什么意义，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单一性。他们不屑于经商不屑于成为巨富；他们靠写诗卖文往往难以为生，即使能维持生计也难以成为“人上人”。这是他们所受的局限。

（二）就报国的方式而言，在专制时代，报国的道路很狭窄，多数只能往仕途上挤，所以，生于怎么样的社会环境就十分关键，要么赶上盛世，要么碰上乱世。赶上盛世如何实现抱负？赶上乱世如何求生？真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性大问题，历代多数知识分子在这个大问题上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在盛世或至少是社会安定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有几种类型，有的原先颇有救国救民的抱负，但走上仕途后也就成为一个普通的官吏，甚至是贪图享乐毫无建树的庸官（有人统计过，自隋代至清末，整个科举时代共产生过630多名状元，而作出贡献的、有政绩的、为百姓所熟知的只有几十个，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进士和举人）；有的“皓首群经”却不能进入仕途，在科举考试失败的人中倒有一些在文学或经学上作出成就的；还有一些虽走进官场但有良知和傲骨，不能融入混浊的官场，甚至遭贬者。那么，遇到乱世呢，“归隐”便是较普遍的一种选择，至少历史上每遇到乱世便有归隐者，但必须看到，有抱负的读书人的归隐是暂时的，或表面的，还是想“待机而出”。“苟全性命”是真心话，但未必甘心永远“不求闻达”。可见，“归隐”是被逼出来的。

（三）对知识分子来说，一生下来就在盛世，或一生下来就在乱世，他们的人生道路并不难选择，最为不幸的情况是：生于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但社会逐渐出现衰败，甚至出现大的变故，知识分子便无所适从。晚唐的知识分子正赶上了这种形势。他们原本朝科举的道路奔去，不管考上考不上，报国的愿望都有，施展抱负的志向也有，核心是希望最后被统治者赏识和重用。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想忠君，但当时的皇帝昏庸，几乎不值得去效忠；当时的社会政治腐败，他们没机会去效忠，更没机会去施展抱负。要救民于水火，却无从下手，于是他们原有的信念第一次发生动摇。农民起义一般都是逼出来的，起义领袖或者起义领袖身边的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他们也在“救国救民”，所谓“替天行道”也算施展抱负；知识分子心里想到却做不到的事，起义者却在行动中“暂时”实现了，至少是局部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信念发生第二次动摇：选择跟他们干还是抗拒？抑或逃避？皮日休是跟着干的，周朴是坚决不干、甚至坚决反对的，司空图等人则是避祸全身的；多数人可能由于顾虑太多而难以决断，只能听天由命，可惜史书中没有反映出来。高骈则是另一种类型，他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必须采取的立场，但由于他是诗人，而诗人必然是心态复杂、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所以要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结果，既有负朝廷的期望，又是起义军眼中的刽子手，哪有好下场？

（四）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基本力量，由此导致了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多次循环。农民起义发生于社会矛盾尖锐、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的时期，下层人没法生存才揭竿而起，但起义队伍的发展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较量，是姜尚、张良、萧何、房玄龄、赵普、刘基他们政治抱负的施展。历史上农民起义将领大多只是草莽英雄，有的甚至就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有的却成功了，主要是收揽到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缘故。当然，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抱负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极少数，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成功地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只有十几次，其余要么是长久的大一统，要么是几百年的乱世。

（五）由于农民起义的时机、性质和最后的结果不同，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也是大相径庭的。秦二世、隋炀帝彻底失了民心，知识分子觉得无需效忠，理所当然地弃暗投明；唐朝前期徐敬业的起义，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希望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以持观望态度。像骆宾王那样加入起义队伍的文人很少，起义也很快失败了。但唐末农民起义有其特殊性，从背景看，当时虽说社会矛盾尖锐，但还不是秦末和隋末那种局面，多数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只是认为奸臣当道，或皇帝昏庸，他们希望出现明主，或能够“清君侧”、“杀佞臣”就足够了。有了建唐以来200年的稳定统治，他们不会认为旧政权必须推翻。因此，遇到黄巢起义，知识分子的态度便很复杂、很微妙。再从起义军的影响和预期的后果看，黄巢虽是有文化的人，可他领导的起义军烧杀抢掠、杀人如麻，破坏性极强，尤其不能善待那些不愿归附的知识分子，杀周朴事小，但让其他知识分子闻之寒心，谁还愿意加入起义军？知识分子其实属于依附阶层，但他们都把自己当作治理国家或有希望治理国家的社会力量，把自己与普通百姓拉开距离，遇到自下而上的暴动或起义，知识分子往往急于发言，急于表明他们是站在维护政治大局的一面，绝不与“贼寇”同流合污。黄巢起义虽然声势浩大，扫荡了许多地方，但知识分子未必预测它会成功地推翻唐王朝，关键是不希望它推翻现有政权。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可以知道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多么复杂！也能明白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有多种选择。

（六）关于唐末农民起义中和起义失败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要看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选择决定行为方式，也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周朴坚决抵制，把黄巢当贼寇并当面顶撞，必然为贼寇所杀；皮日休选择了跟随，但起义失败，注定一死；高骈若坚持一贯立场，必是镇压起义军的功臣，升官进爵，但他的弱点和后期的选择使他成为王者和贼寇都不能饶恕的“该死之人”。至于司空图和大多数选择逃避的人，既不会成为镇压叛乱的功臣，也不会为黄巢殉葬，保全了自己和家人。其次，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手无寸铁，面对起义军，还是听天由命，或被杀或被放过，能逃过一劫还是逃不过劫难，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被起义军杀了是一死，被唐军最后杀了也是一死；那些活下来的，只能是侥幸，与自己的选择无关。明明白白地死了的知识分子中，有些是临时“站错了队”：起初，坚决站在政府一边的，被起义军逮住杀了；跟着起义军走的，后来被唐军作为贼寇处决了。

（七）归根结底，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制度和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自己难以把握。抛开追求和抱负，知识分子也要生存，但他们不能像农民那样靠体力谋生，也不能像皇室贵胄那样过寄生虫的生活，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但他们没有职业方面多元选择的条件，读书不为稻粱谋能行吗？知识分子的独立永远是理想，况且，知识分子还不满足于“为稻粱谋”，他们要为社会作贡献，要为民请命，要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结果可想而知。古代留下的诗词，往往是记录知识分子失意情怀的，知识分子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为诗、词、书、画，古代出了那么多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2]当然，成为文学家或书画家还是有条件的，其一，即使再清贫，他们不至于为吃饭问题发愁，还有条件坐下来思考和创作；其二，清代以前文字狱还未兴起，以文字为匕首告密邀宠之风没有形成，文化环境还是宽松的。这样，“文人写作的动机只是抒发胸中的块垒，既不必像现在社会一样考虑市场需求而媚俗，也不必自我禁锢而欲言又止，摆脱了功利目的，因而能见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3]。于是乎，产生了光耀千秋的诗词歌赋和书画作品。

（八）相比之下，今天的知识分子是特殊的群体。有的名利双收，有的风光无限，有的地位显赫。但对于真正的文人而言，物质生活过于舒坦，精神世界没有了波澜，诗词歌赋就写不出来了。诗词已经成了古代文人的绝笔、中国文化的绝版。我们的后人和后人的后人，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思阅读唐诗宋词？

【注释】

[1]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