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哥伦布的航海与发现
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走红”的时候不多。因为历史学的直接社会效用不明显,有时走它自己的独木桥,很难成为“热门”(特殊情况除外)。不过,在历史学研究中,却时有“热点”问题、“热门”课题出现。例如,近几十年来的改革问题研究,外贸、国际交流研究,“文化热潮”到来后,其“温”持续不衰,后来又有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东问题研究,等等。而世界史范围内的哥伦布“首航美洲”或“发现新大陆”这一课题研究,曾经产生过热度效应,如1992年成为世界性的研究“热点”(2002年也有一些纪念性活动)。1992年是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年纪念(2002年是510年纪念),随着纪念活动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学术界在1992年前后推出大量论文、论著,把这一课题研究推向高潮。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研究、概括、评述,对许多传统的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挑战,并树立新说。国外研究中还应用新方法,借助最现代的手段,为拓宽研究视野、更新史学观念作出重大贡献。
人类开始全球交往的历史,真正探究起来,则不过几百年。要不是借助历史学这门有时备受冷落的学问,大概很少有人去探究并惊异于今天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西半球49个国家脚下的那两块陆地——南北美洲,纳入世界版图原来才不过510多年! 1492年10月12日,被西班牙国王册封为海军上将的哥伦布,带着一支由88名水手和3艘船组成的船队,第一次登上华特林岛,于是,美洲首次为欧洲人所认识,再过了好久才为全世界人所熟知。
哥伦布连同他的伟大“发现”,载入史册传播后世并被写进教科书,是放在“新航路开辟”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的。从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城,标志着殖民探险时代的开始,到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成功地开通全球航路。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美洲大陆被“发现”,才使世界史真正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欧洲人哥伦布首航美洲后,五百年来东西半球的交往从未终止。而史学领域中,对哥伦布及“地理大发现”的研究,始终是个大课题,研究成果不时被补充、“刷新”原有的历史记录,指导人们以常新的眼光,去审视和评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哥伦布这个历史人物。
(一)对“地理大发现”历史意义的新评估
哥伦布“发现”美洲及开辟大西洋航线这一事件,传统的评价是:地理大发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开辟大西洋航线,引起欧洲贸易中心的西移;“发现”美洲大陆,是欧洲殖民活动的开端,新航路开通后,在欧洲引起“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这样的结论见诸教科书及普通历史资料,且不赘述。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1992年以来集中的研讨中,如果加以综述,则又分以下几类。
其一,出现“新旧两个世界文明汇合”这一提法。
基本论点是:欧美两大文明原本无联系,处于相对封闭、隔绝状态下,“哥伦布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双方孤立发展毫无联系的状况,两个被称为‘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文明’在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中相会了”[1]。哥伦布的航行,使新旧大陆开始了正常的接触,交往发展迅速,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无法计算的巨大影响,可称为新旧大陆正规交往的里程碑。
其二,从更高的角度评价这一事件。
国外有的学者力图将“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在更广的范围进行“整体的宏观”研究。以欧洲商业革命的大系统作为视角,对先后到达美洲的历史人物进行整体分析,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发现看做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2]具体例如,德国学者洪堡和美国学者罗伯森指出,哥伦布的航海是与人类心智进步相联的伟大成就。[3]
其三,从美洲的发展及欧美之间相互影响的方面评估。
论点有以下几种,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引发了流向拉美地区的国际人口迁徙浪潮,推动不同人种和民族在拉美地区的混杂和融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来自欧、亚、非、澳各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输入,没有外来移民和土著居民的共同参与,拉美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发展到在第三世界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独具一格的拉美文化也不会形成……”[4]又如,“欧洲人首先把基督教文明传播到新大陆,其次将欧洲的政治制度移植到美洲,最后孕育并分娩了一批新生的美洲民族婴儿”;“美洲的物产(印第安人培植的许多农作物品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使得世界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商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5]
综观上述三方面评价可知,对这一事件历史意义的研究,已经不是停留在浅层次。有的论及“发现”美洲的直接后果,如通商、移民;有的论及间接后果,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发展的损害;有的论及近期后果,掀起航海探险的高潮;有的则论及长远后果,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
(二)对哥伦布其人的新评价
抛开有关哥伦布的传记性的文字,仅就史学研究而言,已特别详尽、细密了。为清楚起见,可分类如下:第一,有关哥伦布生平的研究,传统观点是哥伦布生于热那亚。如今又有生于葡萄牙、生于西班牙两种说法。第二,有关哥伦布早年航海活动的研究(无争议)。第三,关于哥伦布航海动机的研究,众说纷纭。综合起来有三点:(1)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哥伦布同西班牙国王签订的《圣大菲协定》中可反映出,西班牙国王得到宗主权和新土地百分之九十的财富,哥伦布可得到新土地“总督”的地位和百分之十的收入。(2)宗教动因。即哥伦布从事为上帝服务的事业,去“归化”异民族。(3)哥伦布航海具有冒险色彩,带着“留名千古”的荣誉感出航。具体航海目的,则有“已知论”(已知有块未被发现的大陆,已知有人到过新大陆,相信西航会到达东方),有“天意论”(发现美洲纯属天意),有“亚洲论”(寻找亚洲,去中国、印度、日本),还有“进步论和偶然论”(即使不是哥伦布发现,也会有别的航海家发现)。第四,哥伦布首航登陆地点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哥伦布首航登陆地点为圣萨尔瓦多岛,即今天的华特林岛,但又有不同见解:如“萨马纳礁岛”说,“大特兰岛”说,“马亚瓜拉岛”说等等。第五,哥伦布误把美洲当印度的原因分析。传统观点是:哥伦布认识有限,误以为自己到的就是印度。新观点是:哥伦布明知他到的不是印度,称“到达印度”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他是为了得到西班牙王室的继续支持,如果公开承认到的不是印度,恐怕就没人支持他西航,也没人愿意跟他向西航行了。其次,哥伦布的初航成功,引起好多人的嫉妒,他不时受到诬蔑攻击。在此情况下,他是绝不愿说自己未到印度的。第六,则是对哥伦布的评价问题。
分析各类研究文章对哥伦布的评价,可以看出,对这个五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早已褒贬不一,或抑或扬,论述极多。传统观点着眼于哥伦布的“历史贡献”和个人素质。前者如:“哥伦布完成航海事业的伟大创举,是第一位横跨大西洋的远洋航海家”;后者如:哥伦布富于冒险和开拓精神,他年轻时代追求知识,刻苦学习,为航海事业,他百折不挠,矢志不渝,首航途中,他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等等,不一一列举。
近年来的研究,则深入了一步,概括起来,有这样一些论点:
其一,“哥伦布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欧洲与美洲交往第一人的角色。说他自觉,主要是基于他航行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与东方国家建立诸如商业联系、贸易往来和传播基督教等各种交往关系而言的。哥伦布充当新旧大陆物质文化交往先驱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美洲的急先锋”[6]。
其二,将哥伦布拔高的说法。即把哥伦布说成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西方近代精神崛起的产物。近代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等,这些东西塑造了一个冲出地中海、驶入大西洋的欧洲人哥伦布——一位“将美洲纳入近代人类文明社会大家庭的先驱”[7]。
其三,认为哥伦布过大于功。哥伦布的航行引起的后果是殖民掠夺,使美洲的土著居民遭受劫难。畅销书《征服天堂》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哥伦布作为一个人来说是残酷而又贪得无厌的,作为一个海员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是不称职的……他是15世纪欧洲人的缩影”,“一旦他们找到天堂,他们不可能干什么别的事情,而只有毁掉这个天堂。”[8]
其四,强调哥伦布功过并存。他的贡献在于让两种繁荣的文明发生接触,而不是发现了美洲……早在他之前1.5万年或者更早,那里就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而复杂历史的人类世界。[9]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哥伦布的功绩不宜抬高,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偶然,是机会使然。
以上种种,都是对哥伦布从不同角度,作正面或侧面的定性评价。当然,这些评价也很难趋同,每一个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根据当时的是非标准,对历史人物作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解释。可见,历史学永远是“古老而又常新的”。
(三)这一课题研究的误区
毋庸置疑,哥伦布及“地理大发现”这一课题的研究,近年来的确取得突出成就。尤其1992年的研讨活动,可谓盛况空前,推出的作品蔚为大观。不过,客观地说,在这一课题研究中,没形成一些对具体问题的“共识”。反而衍生了好多新概念和新提法,争议的问题较多。尽管有些学者提出真知灼见,且不乏标新立异之论,但归根结底,由于史学研究本身的局限,本课题研究在几个方面走进误区。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一文中,概括了两点:一是“经历研究中的烦琐考证”,二是“西欧中心论阴影下的陷阱”[10]。我只同意其一,根据自己浅见,认为误区主要有四方面:一、考证偏离主题,张扬旁枝(走向烦琐);二、定义难下;三、摆脱不掉“自我中心论”;四、人物、事件评价的主观随意性大。
研究中,属于考证的,如哥伦布出生日期与地点,哥伦布首航登陆地点,“拉斯卡萨斯摘要”的辨伪等。需对具体事件作解释的,如哥伦布航海的目的与动机,宗教信仰对哥伦布事业的影响,地理大发现的后果等等。既然是考据,应该是越准确越可信,既要求准确,就得细密,审慎,详尽。然而不可避免,这样会走向烦琐、细碎。如中国古代经学研究,走入空守章句的死胡同,如中世纪西欧对于基督教义的寻章摘句,走向神学教条。而哥伦布研究中的考证,似乎仍走了原先的老路,甚而至于,用最新的手段,史学家们“联合航海家,考古学家,海船船长,艺术家,电子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制图专家,地理学专家,人类学家,气象学专家,民俗学专家,浩浩荡荡开进‘研究哥伦布登陆地点’这一阵地”[11]。可见,考据总会不自觉地偏离主题,节外生枝,以至张扬旁枝。
这一课题研究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定义难下。主要表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传统的提法,多少年来经历了一个“更名”和“正名”的过程。首先,认为“发现”一词不妥。因为美洲大陆本来就存在,哥伦布只是到达,而并非“发现”。其次,认为“新大陆”之说不妥。因为美洲既已存在,而且有人类活动,印第安人还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其三,“地理大发现”一词的外延时大时小,既可指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也可指整个航海探险时代的“发现”,或者干脆认为此词不准确而忌用。现在,多数论文、论著中采用“首航美洲”之说,进而有“两个文明汇合”的概念。不过,前者又常涉及哥伦布是不是到达美洲的第一人?由此产生歧异,问题反而复杂化。“两个文明汇合”则又有点含糊。上述情形,也是史学研究的通例。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正名”的工作还会进行下去的。
第三个误区是研究中绕不开的暗礁——自我中心论。很明显,在哥伦布研究中,从命题到内容,首先难以摆脱“西欧中心论”。不管是“发现”美洲,还是开辟航路,都是放在西欧进步、白人开发美洲的立场上的,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又是怎样认为的呢?表面上看,似乎是亦步亦趋跟着西欧人走,事实又不如此。中国人提起航海技术,或者航海的意义,总会自豪地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西航比较,郑和远航七次,时间比哥伦布航海早半个多世纪,在世界古代史上创了纪录。还有,哥伦布航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从中国传入的指南针,哥伦布航海思想的形成,则有《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关中国富庶程度的诱惑因素等等。可见中国人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这一事件的。至于其他,如北欧人声称他们的祖先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因而争夺美洲的发现权。拉美一些国家,则指责哥伦布“过大于功”,说他的航海引起殖民掠夺以及数百年的奴役。甚至连日本人也在关注这一事件,理由之一:“日本是哥伦布航海目标中的第一个目的地”;理由之二:“地理大发现后,日本终于结束了与西方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总之,人们关注、研究、解释这一事件,各自抱着“自我中心论”,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
第四个误区,主要在于人物、事件的评价很难有量化的“标准”,比如对哥伦布的评价,无论从其“历史贡献”着眼,还是从航海者本人的素质着眼,都只能执其一端,作“摸象”之举。至于这一事件历史意义的评估随着时代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会持不同的看法,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会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四)由哥伦布“热点”引发的思考
上述内容,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课题研究状况的概观。有成就也有误区,研究成果中,有维持传统观点的,也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标新立异之说。总之,在这一课题研究中,现在已不局限于对事件本身如何定性,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给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价,如果以求同的目标去研究,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式。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哥伦布发现美洲课题研究,给予史学工作者的是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史学研究中,不仅运用历史计量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早已在史学研究中熟练运用的方法,而且,各学科之间的障壁已不存在,海洋学、制图学、气象学、电算工程设计学等,步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之后尘,纷纷与历史学联系,共同走进史学研究阵地。对哥伦布首航美洲这个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事。史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
第二,对具体事件的考证,不应走向烦琐。这是反面的教训。今后的研究中,如何走出烦琐考据的误区?我以为,首先,应坚持这样一个准则:对要考证的具体问题,看看它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大是小,有无必要深入下去花大力气。比如哥伦布的长相、丧葬地点等,实在不必要。其次,考证过程中,应随时校正方向,看是否偏离主旨,误走岔路。最后,从方法论意义来说,摩尔根和恩格斯为史学研究作出了“从小处着眼研究大课题”的范例,如摩尔根从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着手,研究古代社会,恩格斯从婚姻形态和家庭着手,研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否能启迪史学工作者:运用尽可能多、尽可能新的手段,花费极大的力量,去考证极小的问题,甚至纠缠不清,这样有无必要?是否合适?
第三,不为理论需要而剪裁历史,不轻易拔高或压低历史人物,否则会使历史人物成为抽象概念。依然坚持“论从史出”,即我们必须在历史中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
现阶段的世界史研究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已趋向于“整体”、“宏观”把握。用卡尔·波普的话说:“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件事在整体中有着某个特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12]国内学者亦有新论:“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历史中孤立的产物,而是人类发展链上的一环,哥伦布本人不是欧洲历史的宠儿,而是世界历史中的一员。只有把握这个原则……哥伦布才能在世界史中有恰当的位置。”[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纵横两条轨道发展的。纵的轨道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继承、更新和交替,横的线索是各地区、各民族由闭塞、隔绝、分散到开放、交流和统一的发展。哥伦布的功绩不在前者而在后者。
对“发现美洲”这一事件,我们不妨放在“人类心智进步”、“人类开拓交往范围”这一大的系统来考察。“人类活动的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新性突破。但是,在哥伦布航行至美洲之前,由于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局限,人类对海洋探索还只是区域性的,只是在哥伦布远航之后,人们在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刺激和鼓舞下,海外探险才突破了传统的区域范围并终于导致了‘新旧两个世界的汇合’。”[14]再进一步说,“只有当西欧人要求与东方人进行直接交往时,哥伦布才有可能发现美洲,唯有美洲被发现,才有世界海道大通和全球性人类交往形成”[15]。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漫长历史时期里,人类各群体基本上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中……这种孤立分散状态,是从15世纪开始才被打破的。从“郑和下西洋”、“迪亚士到达好望角”、“达·伽马到达印度”,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这些事件中,“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1492年哥伦布在航行中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将这块一直同亚、欧、非三洲处于隔绝状态的沃土,引入了世界历史的行程。1519—1522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证明了建立全球联系的可能性。此后,海上探险活动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发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北极和南极。到18世纪末,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不为人知的陆地了”[16]。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近海的郑和航线、达·伽马航线,远洋上的哥伦布航线,全球性的麦哲伦航线,正好构成一个序列——人类开拓交往范围的成果的序列。哥伦布的航海活动,是其中的一个镜头。这才是它适当的位置。
(说明:这篇综述文章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习作,曾发表于没有正式刊号的师专学报上。)
【注释】
[1]彭顺生:《哥伦布发现美洲与人类交往》,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2]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3]李安山:《国外哥伦布研究述评》,见《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
[4]杨启藩:《浅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拉丁美洲人口发展进程的影响》,见《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彭顺生:《哥伦布发现美洲与人类交往》,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6]彭顺生:《哥伦布发现美洲与人类交往》,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7]《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第55-56页。
[8]王方宪:《关于哥伦布功过的几种评说》,见《历史教学》1992年第10期。
[9]同上。
[10]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1]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2]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3]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4]陆文:《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综述》,见《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1年12期。
[15]张一平:《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界说》,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1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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