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幽默”

谈“幽默”

侍　桁

“幽默”这个名词，已经成为现在中国流行的语言了，但这个名言的定义很难下，它是从英语Humour这个字译转来的，不过你若翻过几本英语字典，你也便可以晓得这个字义是怎样地难于解释了。

这个名词的意义虽难于解释，但凡是真实理解这两个字的人，一看见它们，便会极自然地在嘴角上浮现出一种会心的微笑来，所以你若听见一个人的谈话或是看见一个人作的文章，其中有能使你自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地方，你便可断定那谈话中或文章中，是含有“幽默”的成分；或者，呼那谈话，是幽默的谈话；呼那文章，是幽默的文章，也未为不可。在西欧的文艺的分野上，幽默的作家和幽默的作品，已经显然成为一大流派了。

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的，是“幽默”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

若不是过于武断的话，我可以说，中国的民族是一种完全不能理解“幽默”的蛮野的民族。一个人能够使用“幽默”与理解“幽默”，不只是文化教养的需要，而同时也是需要一种适于“幽默”的人生的哲学的。中国人在人生里，唯一的正道，是板面孔过日子的，他的笑是利己的笑，是骄傲满足的笑，是性欲发泄的笑，但却从没有享受过单纯的会心的微笑。这种笑是一种人生上的幸福，而中国民族却是绝对与这种幸福无缘的。所以从这个立脚点上来说，中国的民族是一种最可怜的民族。

中国人每逢三五成群，时常也谈些笑话，但那笑话，总是属于低级趣味的多，男人多半是关于女人的事，女人则多半是关于男人的事，而且一向是脱离不开性欲。鲁迅先生当年论国骂，指示出中国的骂人决是离不开性欲的事实，其实若放大了讲，中国人的闲谈，只要一稍放纵，也总是离不开性欲的。而且一般的中国人之养成这种习惯，还是有源可寻的。我们民族的儿童，没有听过“说书”或“相声”之流的很少，而这种“说书”与“相声”，在可能的限度内，总是参杂进性欲的分子。北平最有名的贫嘴大家“云里飞”和“花狗熊”，是其尖端的表现。可以说凡是到过北平的人，纵或没有去过天桥，但这两个人的名字，总不会没有听见过吧，他们的影响也就由此可知了。不只在实生活里是这样，就在中国的古文字里以性欲的发泄而代“幽默”的地方，也是不可枚举的。在元曲选里，就有这样的句子：“莫不是要×你姊姊的黑窟窿。”（这是四句引子之中的一句，可惜原书不在手下，不能定出全部了。）

所以要改造中国人的这种低级趣味，除去正规的大众教育之外，大众化的文学是更负有极大的责任。要怎样才能使一般大众在实生活里绝对弃绝了这种低级本能的发泄，而更养成一种高尚幽默的气质，这是刻不容缓的大问题了。

五四的新文学以后，虽然时常有短篇的可以称为幽默的作品出现，但究竟是属于极少数的例。像英国的查利斯·兰勃与柴斯恃屯，美国的马克·屠恩，俄国的柴霍甫那样幽默的大家，中国至今还是没有的。就是再退一步讲，极适当的新鲜的“幽默”，在新文艺界也很难寻到。新文艺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最好的例，我们可指出舍予先生的作品。“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

《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