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于良乡的窦燕山

葬于良乡的窦燕山

宋代学者王应麟所著《三字经》，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赞颂之句。窦燕山，这位五代后周时期的教子典范，与良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就葬于“良乡西北十五里的窦各庄”。

窦燕山其人，正史无传。《宋史·窦仪列传》中，只有简略记载，为叙述方便，现将窦燕山长子“窦仪列传”摘录如下：

窦仪，字可象，蓟州渔阳人。曾祖逊，玉田令；祖思恭，妫州司马；父禹钧，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禹钧，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历沂、邓、安、同、郑、华、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为户部郎中，赐金紫。显德中，迁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致仕。

从以上记载看，窦禹钧为后周人，官宦人家，宦至谏议大夫，祖籍蓟州。这里所说的蓟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地区和京东三河、蓟县等河北省区，这只是窦禹钧祖籍的说法之一。查阅编纂于1979年的《涿州志》，也说窦禹钧为范阳人。古代的范阳，当然也包括今天的涿州地区，并说窦禹钧之墓在涿州团柳村。这个说法源于明朝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今涿州西二十里有窦禹均墓，土人但呼为十郎冢”的记载。但据墓前石碣所记，此墓为明朝太监窦吉祥之墓，石碣中说吉祥为窦仪九世孙，葬于祖坟。我以为这是不可靠的，因为“祖坟”的概念比较含糊，所以，此处所说的“祖坟”，未必就是窦燕山的埋葬之地。再看另一条例证，也与窦燕山有关：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年），昌平十三陵附近的龙田庄一带，有一棵古槐倾斜了，园中的太监们便集资把树扶正了，同时建起围墙加以保护，还立碑一通，文曰：

山色何峥嵘，浓绿摩苍舞。霏微堕宿云，精神畅新雨。

入碧俨披堂，寻阴谬移舞。灵椿孰与老？良木肯同腐。

花不为人黄，风但清环堵。蔚蔚蟠龙碑，圣迹相千古。

文中的“灵椿”，指的就是窦燕山。这通石碑很可能被清代的顾炎武看到了，所以，他在《昌平山水记》中说，明代陵园“东山口内二里景陵果园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数十围，中空，可容十人坐，传为燕山窦氏山庄。”一个“传”字，可知顾炎武也没有肯定窦燕山故居即在此地，当然，也就很难说窦氏为昌平人。不仅如此，从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在“宛平·古迹”中又说：“窦禹钧墓，墓在城西二十里玉河乡之鲁郭村。”明代的宛平县署故址在今北京西城平安里略东，地名东官房，以此方位推断，鲁郭村应在今京西八宝山一带。同一时代的书籍，对窦燕山的葬地却有4种不同的记载，可见，这些记载与史出入甚大。

那么，窦燕山葬于良乡的根据在哪里？民国十四年（1925年）编修的《良乡县志·乡贤》篇记载：“窦禹钧，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为左谏议大夫。致仕广行阴德，置义塾，延名儒给衣食以教四方游学之士。生五子：仪、俨、偁、侃、僖，相继登科，时号窦氏五龙。”这里的左谏议大夫，显然为正史右谏议大夫之误。成书于民国年间的《河北通志稿》，在“地理志·古迹”条目中明确说：“窦禹钧墓，五代周，良乡西北十五里窦各庄。”同时，《河北通志稿》还说“《窦谏议阴德碑》，佚，在（良乡）县西北十五里，范仲淹撰。”编纂者因考《范文正集》中不载此碑文，所以推断碑文为窦氏家人或后人所伪造，我以为这种说法趋于武断。

清朝于敏中等人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京畿·良乡县》条目下收有署名范仲淹的窦氏碑文，文曰：

窦谏议阴德碑

窦禹钧，范阳人，为左谏议大夫致仕。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冯道赠禹钧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人多传诵。禹钧生五子：长曰仪、次俨、侃、偁、僖。仪至礼部侍郎尚书，俨为翰林学士，侃右补阙，偁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钧家甚丰，年三十无子，夜梦亡祖亡父谓之曰：汝早修行，缘汝无子，又寿不永。禹钧诺。钧为人素长者，先有家仆盗用房廊钱二百千，仆虑事觉，有女年十二三，自写一券家壁上，云求卖此女以偿所负，自是远逃。禹钧见女契，甚哀怜之，即焚券留女，嘱其妻善视之。及笄，以二百千择良配，得所归。仆闻之，还归感泣，诉前罪，禹钧不问。父子由是图禹钧像，晨夕以祝公寿。尝于元夕往延寿寺，忽于佛殿后得金三十两，银二百两，持归，朝日诣寺候失物主。须臾一人涕泣至，公问所因，具以实告。曰：父犯罪至大辟，至亲戚处贷得金银若干，将以赎父罪，昨暮以相知治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赎矣。公遂与之同归，还以旧物，仍加赠焉。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贫困者，有丧不能葬，公出金葬之，凡二十七人。亲旧孤遗有女未能嫁者，公为嫁之，凡二十八人。或与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则择其子弟可委者，随多寡贷以金帛，俾之兴贩自给。由公而活者数十家，以至四方贤士赖公举人者，不可胜数。每视岁之所入，除伏腊外皆以济人之饥。居惟素俭，器无金玉之饰，家无衣帛之妾。于宅南建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居师席。远方寒士觅无所就师友无供需者，公咸资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子弟闻见益广，凡四方之士由公门登贵仕者，前后接踵，来拜公前，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礼。及公之亡，有持心丧以报公德。先是，公梦亡父后十年，复语公曰：以汝有阴德，特延三纪之寿，赐五子各荣显。公享年八十二岁，沐浴别亲戚，谈笑而终。五子八孙，皆通显于朝。后之教子必曰燕山窦十郎云。

《良乡县志·艺文志》亦有《窦燕山阴德记》，与此文大同小异，只是未标作者姓名。从以上碑文中，我们得知，窦禹钧最初的家道非常富有，但为人却很恶劣，常常昧心行事，借势压人，以至于年已30岁，仍膝下无子。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一天夜里，禹钧梦见了爷爷和父亲，他们严厉地批评教训了他，说：你的心术不正，所以30岁还没有儿子，不仅如此，你的寿命也会缩短。禹钧听了，连忙点头称是，并表示改恶从善，多积阴德。一觉醒来，他决心改恶向善，多做好事。具体事例有：家中一仆人盗钱二百千，后怕禹钧发现而逃走，并将十二三岁女儿卖于他以抵债。禹钧嘱咐妻子将女孩抚养成人，并以二百千钱择婿出嫁。元旦到延寿寺进香，捡到三十两金子、二百两银子。他等了一天，终于物归原主。凡男女婚配，贫困交加和死不能葬者，禹钧都慷慨资助。更令人称赞的是他在住宅南边盖了四十间房子，设立义馆，聚书千卷，办起了义学，使无力读书的儿童能够上学。做了许多好事之后，禹钧果然生了五个儿子。由于他对儿子们“教之以义方”，五个儿子后来都做了官。长子窦仪为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窦俨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窦侃曾任补阙；四子窦偁为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窦僖曾任起居郎。冯道诗中“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中的“灵椿”，指窦禹钧，这源于《庄子·逍遥游》：“大椿长寿”，“五枝芳”，喻其五子。这便是古语“五子登科”的来源。10年后，窦禹钧又梦见了死去的父亲，父亲对他说：“由于你积了阴德，所以可延长30年寿命。”窦禹钧后来果然享年82岁。

窦禹钧教子有方，后世的艺术家们便以他为题材吟诗作画。清代海上画派著名画家任颐（字小楼，后字伯年），于清光绪年间画有《丹桂五枝芳》图。画面为在一长方形条案旁，面带微笑的窦禹钧手持戒尺，坐在孩子身边。画面视觉中心为长子教弟弟写字，另一子手拿书卷注目观看。后另一子则抱幼子立于窦禹钧身旁，背后为一高大丹桂树。整个画面使人感觉窦禹钧的慈爱之中蕴含严厉。可见，窦禹钧是以“棍棒出孝子”的教育方式闻名于世的典范。在后世铸造的花钱当中，也有许多铸有“五子登科”的吉语钱，五子，指窦燕山的五个儿子，“登科”指入仕做官。这些都是窦禹钧留在历史回廊中的影像。窦禹钧之所以被称为窦燕山，是因为古人称谓，多冠以地名，就像祖籍涿州的刘备因做过“豫州牧”，因而后来被人称为“刘豫州”一样，窦禹钧在做了许多善事之后，自然便以其居住地附近之“燕山”之名称之。

窦禹钧下葬的“窦各庄”，就是现在青龙湖镇的“豆各庄”村，村子所处地理为丘陵向平原过渡区，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豆各庄之“豆”字，是从“窦”姓转讹而来。如果这个解释可以成立，那么，豆各庄就应该是窦燕山的下葬之地，属名范仲淹撰写碑文的阴德碑，就应树立在这个村的周围。《日下旧闻考》的作者于敏中，生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未见此碑，可见窦燕山之阴德碑应遗失于清代乾隆年间。

爱好历史的人都知道，名人的墓葬和故里，历来是各地争夺的对象，窦燕山也不例外。关于他的葬地和故里，就有种种记载。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于1956年发掘定陵期间，与赵其昌先生曾专门谈到窦禹钧的故里问题，他说：“我也查了查书，找不到什么直接线索。就现有的材料看，要属于他（窦燕山）出生在山沟的可能性略大些。当官成了名，应酬多起来，山沟自然不便。涿州地处要冲，可能在那里建宅落户更方便些。文人、官吏要面子，不好说山沟生人，就笼统说是幽州、范阳人氏了。不过还得看看，那儿是否有子孙繁衍，姓窦的多不多。有空时你（指赵其昌）可以去涿州看看，才敢说定吧！”吴晗与赵其昌的谈话过去48年了，吴晗先生于十年浩劫中与世长辞，赵其昌先生也没有时间到涿州去搞调查。两位先生关于窦氏的对话，似乎只能搁浅于此了。如果我们查阅其他方志类的书籍，还可看到有关窦燕山故里和墓地的记载。我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窦燕山去世时有五子八孙，他的晚年很可能频繁穿梭来往于子孙住地之间。所以，后人根据他的行踪，把这位教子典范说成是自己的乡贤或下葬之地，也是毫不奇怪的。我以为，如果窦燕山真的像吴晗先生所推断的那样，是把家从山里搬到了涿州，但那里却不宜选择墓地，因涿州处于交通要道，繁华之外，更易发生战乱，葬于良乡窦各庄一带，应是比较适宜的。这里不但僻静，而且交通也十分便利。我们期待《窦燕山阴德碑》这个消失了三百多年的文物，有一天能在豆各庄一带出土。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