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字寺走出的“马可·波罗”

从十字寺走出的“马可·波罗”

远近闻名的房山十字寺，现在已被列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七百多年前的元朝，走出一位名彪史册的旅行家，与马可·波罗在同一时代逆向而行，他就是到达欧洲的景教徒——列班·扫马。

列班·扫马西行的事迹，一直封存在历史的档案中，直到1887年，居住在波斯西北一位叫索罗门的先生，偶然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族青年手里，发现了一部用叙利亚文写成的手稿。手稿被解读后，列班·扫马1276年到1288年之间从中国到欧洲旅行的故事才为人知哓。这位从北京到巴黎的景教徒列班·扫马的出发地点，就是周口店镇西北的十字寺。

当马可·波罗全家于1276年前后来到中国时，居住在元大都（今北京）西南50公里外房山十字寺的列班·扫马和他的徒弟也启程前往地中海边的耶路撒冷去朝圣。令列班·扫马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旅行远远超出了个人朝圣的目的，而成为东方到达欧洲的第一人。

列班·扫马是大都人，出身于信奉景教的突厥族富家，列班是叙利亚语“教师”之意，扫马是他的名字。扫马的父亲昔班，是大都社会视查员，他的妻子叫奇穆佗。列班·扫马是他们的独生子，自幼受宗教教育。结婚后，列班·扫马下决心苦修，不愿享受家中的美好生活，二十多岁便到十字寺修行，经过刻苦努力，果然成为著名的教士。正在这时，有一位叫马可的东胜洲人（今内蒙古乌兰巴托人），慕名前往十字寺向列班·扫马学习。他们相处三年之后，约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决意到耶路撒冷参谒救世主耶稣。而此时，蒙元帝国也一直在寻找机会与罗马教廷合作，所以两人很快得到了朝廷颁发的铺马圣旨。于是，列班·扫马和马可随商队西行。

列班·扫马和马可出张家口到达东胜，沿着黄河向西南抵达唐古特城，然后穿过河西走廊与塔克拉马干沙漠的南部边缘，即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路，先西北再折向西南，两个月后到达和田。这段旅程十分艰难，大沙漠气候干燥，荒无人烟，连水都是苦涩的。在新疆和田，他们有8天找不到水喝，艰苦的环境使他们不得不休整了6个月。虽然万里之行，幸好没有遇到洗劫，他们又到达了新疆喀什。三四年前，这座马可·波罗描写的有着繁荣的商业和美丽花园的城市，因为刚刚遭到敌人的洗劫，城中竟没有发现居民。

经过千辛万苦，列班·扫马和马可来到了今天伊朗的马什咯德，在伊利汗国蔑剌哈城（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谒见了聂斯托利派（即景教）教长马儿·腆合。随后历访波斯西部、亚美尼亚、谷儿只（原苏联格鲁吉亚）等地，并参观了基督教遗址。因为叙利亚北部常有战乱，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计划未能实现，只好居住在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的教堂。马儿·腆合召两人至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任命马可为大都和汪古都主教，来自中国北方的朝圣者竟奇迹般地成为全世界景教的首脑——宗主教马·雅伯拉哈三世。于是，马可便在巴格达的马·科卡大教堂就职，列班·扫马，这位他过去的老师，被任命为教会总监，为他管理内务。两人之所以得到册封重用，主要是他们熟悉中国语与波斯语，而且通晓蒙古朝廷的仪式和故实，是将来带法主使命访问蒙古朝廷最合适的人选，两人旅行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要联合基督教国家攻取耶路撒冷和叙利亚，马·雅伯拉哈三世推荐列班·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列班·扫马使团经君士坦丁堡到达罗马，恰遇教皇虚位，于是继续西行抵达巴黎，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汗的信件和礼品，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在巴黎停留十几天后，又到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城，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法、英两国都同意与伊利汗国建立联盟。1288年，列班·扫马在返程途中获悉新教皇尼古拉四世已即位，便遣使再至罗马呈交国书。教皇对阿鲁浑汗优待基督教表示感谢，厚赠使臣礼品遣归。由于列班·扫马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受到了阿鲁浑汗的嘉奖，特许在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土）宫门兴建教堂一所，命他管领。后移居蔑刺哈，又建一宏伟教堂。1293年，列班·扫马回到马·雅伯拉哈三世身边，继续管理教务，直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在波斯去世。也就是这一年，法王与英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马·雅伯拉哈于1317年（元仁宗延佑四年）去世，享年72岁。

回顾列班·扫马的旅行，可以说，如果教皇响应阿鲁浑汗的倡议，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西亚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可能重写，甚至影响到世界近700年的文明格局。从十字寺走出的列班·扫马，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创建了一个世界帝国，彻底打通了东西方世界。马可·波罗等人从欧洲来到中国，列班·扫马也从中国到欧洲，而且是第一位由东方到达欧洲的旅行家，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起点。

有人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从中国出发的列班·扫马也到达了欧洲，他们的旅行有三层意义。一是旅行者从故乡到异乡，沟通了两地的物资与观念；二是旅行者回到故乡，在故乡面前打开了异域的天窗，他所开始的贸易重塑了本土的经济结构，他所叙述的大量有关异域的知识与经验丰富了故乡的视野；三是本土在试图将异域的力量纳入自身文明秩序的同时，开始在自身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内组织、创造异域的意义，促其成为具有某种超越价值的文化乌托邦，以推动本土的变革。旅行改变世界，不仅要从故乡到异乡，还要像马可·波罗等人那样，将异乡的文明带回故乡。很可惜，就在1291年，马可·波罗一家从中国踏上回乡的路途后，列班·扫马和马可却先后逝世于欧洲。虽然他们最终没能返回中国，但他们所留下的叙利亚文的旅行文稿，却让我们认识了从十字寺走出中国第一个到达欧洲的青年旅行家。

（2003年）

参考书目：

《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英］阿·克·穆尔著 郝镇华译 中华书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