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点滴四
点滴一、二、三说的都是红楼之内。这回要说之外,即红楼后面的一片空旷地,当时用作操场,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场地很大,却几乎毫无设置。记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开冰场之外,长年都是空空的。学校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里去。红楼后面的广场,惟一的用处是上军事训练课。
同“党义”一样,军事训练是必修课,由入学起,上一年还是两年,记不清了,总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说来奇怪,这也是名实相反的好例证,凡是必修的,在学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国文、大一外语等,都是一年级时候学一年。对于普修课,学生的看法大致是,学学也好,不学也没什么了不得,因为都是入门的,或说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选修课,是爬往“专”的路上的阶梯,因而最为学生所看重,其实也最为教师和学校甚至社会所看重。
同是必修课,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同。例如党义,除了学生视为浅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扬“书同文,车同轨”,与北京大学的容许甚至鼓励乱说乱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说这位教党义的先生,记得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上课,据说经常只有一个人,是同乡关系(?),不好不捧场。到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军事训练不受学生重视,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的本意是学文,不是学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学,外貌自由散漫已经成为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奋发。
教军事训练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却不能用黄老之术,因为一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之外,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担任这门课的是白雄远,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也许军阶是校级吧,我们称之为教官。他很有办法,竟把上面说的这种矛盾解决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当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朗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登皮靴,用文言滥调,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有一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当然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我来教。我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我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我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如果没有人看着,诸位只要能来,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
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据我记得,我们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教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一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像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如果说还有可传,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的记忆,同学对他一直很好,觉得他可亲近。也许就是因此,有一次,学校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有个同学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还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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