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日本老婆晚年

苦雨斋一二

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作到平章事（宰相职）。同富郑公、韩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老人物，从1917年到校，至1937年事变后学校南迁，整整二十年，可谓与学校共存亡。我上学时期，他主要担任日文组的课，有时兼点国文系的课，如讲六朝散文之类。他是老师行辈，我离开学校之后还同他有些交往。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他；每次想到，吕端的故事就涌上心头。也许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所谓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是应该义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从在日本时期起，伴随胞兄鲁迅先生，过的就是文学生涯。回国以后，“五四”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也写白话诗，有相当浓厚的除旧布新的气息。这使他不只在本国，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没有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曾经到燕京大学去任课。可是过些时候，传言出现了，他要出来担任什么。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为了防万一，有些顾念旧交谊的人婉言表示了劝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钱玄同先生和马幼渔先生。也有旧学生，多半用书札。后来知道，这些劝告都没有起作用，据说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我想，这说的未必合乎事实，事实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1939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们一边，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糊涂。

关于小事不糊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这些都有文献可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30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谈起认真，也许受鲁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琐屑小事他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大一些的事就更是这样，治学，著述，总是严格要求，不满足于差不多。记得有个人由市面上买一本《日语百日通》，写信问他是不是能够这样，他劝那个人还是干点别的，以免白白耗费一百天，可惜。30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还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不知什么机缘，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说希望他能够编一本日本俳句选译。我心里想，如果他不做，这介绍东方诗的小明珠到中国的工作就难于找到更合适的人。他听了，毫不迟疑，很郑重地说：“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

学问文章谈了不少，还应该谈点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诗为证，第一首尾联云：“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住北京几十年，他过的都是坐在书斋吃茶的悠闲生活。这使他由“五四”时期的激昂慢慢化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关键时刻不能选上计，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有放大的趋势，还是转回来谈家常。悠闲，向唯物方面说是求舒适，这就不能不多花钱。买书多也不能不多花钱。幸而薪金高，有稿费。但据说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变，北大南迁，立刻就无柴无米，连钱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盐之上是为人处世。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在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讲一个。听赵荫棠先生说，是周有了大官位时期，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谋个职业。也许是第三次去问吧，正赶上屋里有客，门房挡了驾。这位学生疑惑是推托，怒气难平，于是站在门口大骂，声音高到内院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反而用他是怎么回事。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也是听赵荫棠先生说，周曾同他讲，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作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我想，这样的反省是真实的，譬如见诸文字，在早期，他曾同鲁迅先生翻了脸。内情如何，据说局外人只有张凤举和徐耀辰知道，可是有人问这两位，他们总是以不了了之；现在呢，连这两位也下世了。另一次翻脸是在晚期，也是不知为什么，他用明信片印“破门声明”，寄给熟人，说是不再承认沈启无（四弟子之一）是他的弟子。我当时接到这个明信片，心里想，不管沈启无怎么样，自己表示大动干戈总是与一贯温和的面貌不相称。

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他住了南京老虎桥监狱。我想，他应该悔恨没有开门出走，或闭门学顾亭林。解放以后，听说他表示悔恨，还愿意以余生做些有意义的事。过而能改总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译和写作的机会。但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弯的苦雨斋也一变而为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半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一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是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够在文墨的世界里徜徉，不至过于寂寞。这样的日子共计十六七年，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1967年5月，又为读者留下十几种书，下世了。

这样的一生，要怎样评价才合适呢？偶然翻阅新编的《辞海》，看见有“周作人”一条，像是本诸过而知改，既往不咎的态度写的。我引吕端的故事，说是大事糊涂，或者太苛了吗？我想了想，因为我是他的学生，珍视他文的方面的成就，难免求全责备，说是出于善意也罢，说是有违恕道也罢，既然这样想了，也只好这样说了。

【赏析】　张先生居家养病时，我去看他，为雨所阻，多坐了一会儿。我问他“五四”以来谁的文章最好，他举了好几位，打头的便是这位苦雨斋。他说周作人的文章没有做的痕迹，看去全不费力，又无乃兄的火气，一般人达不到。他这话曾在另一篇谈周的文章《再谈苦雨斋》中说过，说得更详实，抄几句下来，是：“话能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总的一句话，不像坐在书桌前写的，像个白发过来人，冬晚坐在热炕头说的，虽然还有余热，却没有一点点火气。”这既是张先生对周文的评价，也可看作他为文的理想和夫子自道。

即如这篇文章，初看起来多么平常，不过是略讲周作人的“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没有花腔花架子，没有所谓装饰，只有行云流水般的平淡自然。我们读了，觉得好处也就在这平淡自然上，禁不住要为那些费辞费力费感情的文章发一浩叹。

周作人，五四新文化的健将，由叛徒而隐士，成为闲适一派的代表人物，被打入另册多年了。但珍珠不怕土埋，靠了几十本著作，他终于有了被重新认识的机会。这一重新审视不打紧，老夫子原来如此了得，竟是本世纪文人中罕有的大才。日本人把他和围棋大师吴清源合称为“支那二宝”，并非没来由的胡说。读书界由是掀起“周作人热”，张先生此文也得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

张写周，有资格。一来张是周的学生，听过他的课；二来张与周的交往持续到“大革文化命”的1966年。这两条保证了张写周能够做到亲切、“不隔”，也保证了内容可靠，且有别人不知道的“独得之秘”。但也易犯“为亲者讳”的毛病，只说好不说坏，失之偏颇。令人高兴的是，此文没有这个毛病，不仅没有，反而说了“难免求全责备”的话，指出了他日伪时期的失节和同鲁迅、沈启无翻脸，“与一贯温和的面貌不相称”。

周的失节实是他一生最大的不幸，像他这样的精明人铸此大错，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家室之累也许是其中最主要的。但硬起心肠“走为上”，再慢慢设法把家人接出，也并非不可能。天知道这位满腹诗书，最清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周二先生是怎么想的，竟而终于不听朋友（也包括青年张中行）劝，出任了伪职。众望所归的人物，出此下策，未能保全名节，可惊可叹。难怪几十年后张先生还要为之“惋惜”，惋惜他“大事糊涂”，做出了亲痛仇快的事。但幸而周还有“小事不糊涂”的一面，这面又贯串了他的人生事业，作用不小，使他究竟不同于万人唾骂的汉奸佞臣，还有可思慕可留恋的地方。文中这面着墨较多，少数是听来的，多数是作者眼见为实，从几个侧面述说了周是怎样一个人。以张先生的道德学问，说起这些小事还要表示佩服，我们就更是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觉得像周这样勤勉、认真、谦逊、温和、治学和著述都严谨的人，以后是难得再见了。或者张先生也感到了“佳人难再”“逝者如斯”吧，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惆怅，我们依稀可以体味到。

最后，讲一点与沈启无和“破门声明”有关的事。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出身北大，1943—1944年曾编辑出版两辑《文学集刊》，当时他是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破门声明”的始末，姜德明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起，抄如下：“刊物出版的前一个月，沈启无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曾经到日本参加了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日本人提出的‘扫荡反动老作家’的事件，表现了侵略者对周作人的不满。周作人断定沈启无在中间做了手脚，而在这以前他们之间为继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事已经有了矛盾。这可能就是周作人不支持《文学集刊》的原因。在《文学集刊》第二辑出版的头两个月，沈启无又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编的《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他编的《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并讽刺周作人办刊物把稿费全都送给了老作家。事情闹得很僵，就在第二辑刊物出版之际，周作人在报上发表了《破门声明》，公开驱沈于门外。声明中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想当年这位沈某曾是苦雨斋中的常客，张口不离恩师的教诲，周某亦以有沈这样的弟子为骄傲，1939年元旦周在家中被刺，正好来拜年的沈某也替恩师挨了一枪，不想如今形同路人矣。”（《沈启无编〈文学集刊〉》）看来周作人在把“破门声明”印成明信片散发的同时，还在报上公开发表过。姜先生还告诉我们，周后来写过多篇骂沈的文章。解放后，沈任职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中住过“牛棚”，后来病故了。那件事以后，他们二位再无任何来往。

（谭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