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西南联大

奔赴西南联大

年至耄耋，常易怀旧，感悟颇多。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往往一个偶然的机遇便会改变一生的命运。如我于1943年夏从重庆毅然决定奔赴昆明，便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1942年我在重庆参加高校统考，被录取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校设在嘉陵江上游江津县白沙镇的橘林深处远离日机空袭，没有城市的喧闹，大有“世外桃源”之感。

同时也有另一种信息不断向我耳里灌输：我的两位同班好友——巩秋和允敏，一个的哥哥、另一位的朋友都在西南联大求学，那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集全国学术精英组成的学校，是学术水平最高的学府，更是一所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堡垒（当时云南是军阀龙云的一统天下，国民党反动势力尚未打进去，政治压制暂处于空白状态）。因此他们两人都准备转学“联大”，我也深为所动。

1943年暑假后，我们三人同赴重庆准备启程去昆明。当时渝昆之间并无客车，只能搭运输军用物资的军车，司机顺便带的客人被称为“黄鱼”，乘客要向司机交不菲的车费，沿途卸货、装货要拖延时日，且不负安全责任。临行前允敏的家长坚决不同意她冒险远行，无奈只好我和巩秋两人上路。我们坐在卡车上面，白天太阳暴晒，晚上投宿小店，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途经酷热的泸州（据传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和贵州的穷山恶水，车行之处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深渊，稍一不慎即有车毁人亡的危险，沿途偶见堆置道旁的白骨和破车，令人不寒而栗。

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折磨和惊骇，终于到达心向往之的“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抵达昆明，对我来说可是人地生疏，所幸巩秋的哥哥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话剧运动的活跃分子，当时他因经济困难到小县城兼差（即打工）去了，他的朋友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下车伊始便在拓东路工学院一位女助教处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当时，联大的“山海云剧社”正在筹排曹禺的话剧《家》，居然物色上我和巩秋充当角色，这使我又怵又喜。我从在鄂西湖北联中建始女师分校念书开始，便常接触话剧，由于是学生自演自观，食堂便是剧场，大都演的是街头活报剧，偶尔演些抗战的流行剧，只有一次排过曹禺的《雷雨》。又由于全是女生，我有时还要扮演男角。如今让我参加正式公演，还真有些发怵但当听到导演们议论，认为我“气质好，属淑女型，适合饰瑞珏”时，我心中大喜，因我最喜欢瑞珏这个角色，可谓正中下怀！

戏开排了，每天都排到深夜，大概排了近一个月，辛苦自不待言，不过我们却劲头越来越大。首先，演出目的是为了筹办“中国建设中学”募集基金，发起人是李公朴、马约翰、熊庆来孙起孟等进步人士，此举不仅有公益性，更具进步色彩，能作为一个小角色贡献点力量，当然感到很幸运。还有一些事也值得一述：由于无演出经费，演员的服装、首饰等均需自己筹借，我有幸结识了冯友兰先生的夫人，这位和蔼可亲的师母不仅慷慨地将珍贵的首饰和多年压箱底的华丽衣裙统统借给我，每次去还要热情款待。执行导演是中国剧专毕业的范启新，其他如剧务、布景设计和制作、化妆等都是由热爱话剧艺术的同学担当同时还有一位历史学家也是颇负盛名的话剧导演——孙毓棠先生，也时不时在范导演身旁指点，真可谓群英荟萃！戏排得精自不在话下，人的精神境界似乎也得到了某些升华。

想不到演出时赶上日本飞机连日轰炸昆明，白天要跑警报，晚上照样演出，弄得人人筋疲力尽，不过演员进入角色以后便一切都顾不上了。至少我当时的意识里只有瑞珏的生活和感受，每次演出瑞珏临终时说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时，都会泪流满面，闭幕后久久不能平静。演了半个月才收场，观众的反应还不错。

演完戏，学校已开学，便立即办转学的事。当我拿上魏建功先生写的介绍信去求见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时，他带着笑容说：“我看你从一年级读起吧，你们那里的成绩80分最多只等于我们的60分。你准备参加转学测试就行了。”我道过谢便如释重负地跑出来了，细细领悟到这是老师出于理解和同情对我的破例照顾，就是说允许我进入联大上学了。虽然入学第一课——公演话剧，使我重念了一年大一，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载天津《今晚报》2007年1月30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