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生活散记

西南联大生活散记

在西南联大学习三年（1943—1946年），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所受到的磨炼和熏陶都使我终身受益，从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今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

先说校舍，除工学院在拓东路外，文、理、法三院都设在西郊，在那里因陋就简地搭建了一些房屋，称为“新校舍”，包括课堂、图书馆、饭厅和男生宿舍等。中间隔一条马路，东面称为“昆华食堂”的地方，有几间大屋子作为上大课（公共必修课）的课堂，再往东便是文林街、女生宿舍。

现在供人参观的设在“昆明师范大学”东南角的“联大教室”景点，原是西南联大心理系的旧址，是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休息室为一体功能最齐全的一间，其他都是小教室，一律为铁皮屋顶，下雨时顶上丁当作响，届时讲课便得暂停。

一间男生宿舍挤若干张双层木床，除了睡觉便没有任何空间，有一次执中半夜翻身从上铺掉了下来，居然没有受伤，原来地面是未经夯实的泥土。此事曾传为笑谈。

图书馆面积不大、藏书也不多（因“七七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匆忙迁到长沙，成立“长沙临大”，半年后又被迫转移到昆明，大部分图书设备都丢在长沙了），可是一到晚七点图书馆门前还是挤满了排队的人，没有抢到座位的才到文林街的茶馆里去念书。六七个同学围桌而坐，每人要一杯茶，或学习或打“桥牌”，互不干扰，一待便是三四个小时。茶馆老板娘从不催促文林街茶馆在当时传为美谈，是一道风景线。

除少数滇川富家子弟和华侨以外，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同学，他们都没有经济来源，学校的贷金只勉强够吃饭，其他的开支得自己去挣，晚上大多数人要去兼差，最普遍的是去业余学校讲课或为富家子弟当家教，还有人为解决经济困难，干脆休学到外县任教；此外，发挥专业所长有去企业当会计、去铁路当测量员的，如果待遇高，干脆去卖苦力，如为美军机场卸货、为建筑老板当监工……总之，干什么活的都有。我曾在当地驻军的一个营长家为三个小孩当过晚自习老师，执中在耀华电灯厂当过职工夜校的英文老师，还为开山炸石的邵老板（也是同学）押运过修路的碎石子。

虽然生活如此艰辛，但苦中有乐，稍有一点零钱便去吃一碗昆明特产米线（米粉）或饵块（一种米面做成的糕，炒或煮着吃），价廉物美，可以解解馋。

老师们的生活也不比学生强多少，新校舍门前的马路上每日早晨应时而设的早点摊，摆满了各种风味小吃，这是老师们解馋的地方。印象最深的要数冯友兰教授，他几乎每天都要吃一种糯米卷豆沙做的粑粑，站在那里用手捧着吃，长胡须上少不了要沾上一些糯米，也不在意。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教授还认真地评论说：“吃了这顿早点，一天的营养也就够了！”

当时的昆明四季如春，穿衣大都不用愁，教授、学生有一身长衫或一身西装就满可对付了，记得有一位名教授穿着破长衫拖着一双旧布鞋满街走，也无人笑话。执中当时穿衣便是和他经济上不分家的挚友“合作”的：他有一件长衫，后者有一件旧西服上衣，出门时一中一西挺像回事，可是长裤却只有三条，平时各穿一条，谁要换洗就先打招呼轮流穿第三条。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当时学校的环境如此艰苦，可为什么培养出了那么多杰出的人才呢？最突出的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有人认为这是得力于联大的校风。

天津《今晚报》2007年6月4日副刊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