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校风”

西南联大的“校风”

联大的校风是什么呢？过去总觉得一句话说不清楚，现在通过回忆在校的亲身经历，我认为可以用“政治民主，学术自由”来概括。

初到校时最吸引我的便是：民主墙上贴的壁报、大字报，甚至还有国统区见不到的《新华日报》，琳琅满目；专题讲座、报告会、讨论会各抒己见；读书会、诗社、剧社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内容当然是进步思潮占绝对优势，而保守的甚至反动言论也允许自由表达。面对这种局面要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知不觉便会卷入其中，受到启发和洗礼，这是我入校后的第一堂“政治课”。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篡夺胜利的果实，疯狂进攻解放区，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同时在国统区压制民主，制止一切爱国进步活动。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联大师生组织时事晚会，发出了“反内战，要民主”的强烈呼声，从而酿成了声震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昆明学生坚持了近四个月的斗争，把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民主运动推向新高潮。

在“一二·一”运动中，许多进步教授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这边并在第一线英勇斗争，这种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精神指引着我走向正确的目标。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恩师——潘光旦先生，在11月25日时事晚会枪击事件发生时国民党特务的机枪扫过会场上空，随时都有被击中的危险，他却架着双拐冒险上台，连呼“我们呼吁和平！”抗议敌人的暴行试图保护手无寸铁的学生，这与他平日温文尔雅的形象判若两人，使我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了潘先生的人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的勇敢坚定。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身教。

联大的学术自由是闻名于世的，如，没有固定的教材，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师生均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但自由并不等于放任，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对学业都极其认真。教师艰难而严肃地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学生则因国难当头而满怀激情勤奋苦读。

当时有很多课程规定至今仍有高校沿用，如，要求广泛选课，打好学识基础，我们法学院要求选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哲学概论、逻辑学……我选的王宪钧先生的逻辑学，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始人金岳霖（尊称“金逻辑”）的得意门生，我居然考试得了100分；社会系则要求学心理学，我曾选修过周先庚先生的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三门课。

还有一个特点是，大一的基础课全由名教授承担，如，我的大一国文便是由杨振声教授主讲，赵西陆先生辅导、改作文经济学概论是由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主讲，他讲课别具一格：一身笔挺的西装，不苟言笑，踩着上课铃进教室开口便讲，口齿流利，逻辑性极强，一句废话也没有，全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很精彩的论文，更令人佩服的是，下课铃声一响正好课文结束，一秒不差。这在当时传为美谈，可惜我却无缘听到他的课。

课程严肃认真的同时，也有自由竞争之风，如公共必修课都是在昆北食堂两大教室上大课，经常是同一门课由两位老师“唱对台戏”，学生可以自由选听。叫座的老师这边听众挤到教室窗外，台阶上都趴满了人，而对面却冷冷清清，这种尴尬局面也偶尔有之。此情此景恐只有联大才会出现。

实行民主管理也是联大的特点。凡校政大事均由校务委员会、教授会决议，由校长具体执行。当时名义上是三校轮流执政，但实际上梅贻琦先生是常务校长，负责具体校务，梅校长科学求实的精神和细微周到平易近人的作风，是有口皆碑的。

1946年4月5日梅校长正式宣布“联大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办学成功的典型，作为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而载入史册。

于2007年3月26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