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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了一次“大风头”

时间:2023-0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这一辈子出过一次大风头,那就是我的小儿子,在我精心辅导下,以高分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才知道儿子已考上了北京大学,并有传闻还是什么“状元”之类。于是这就引起了前面所说的“大出风头”,无数的人来向我取经,问我如何将一个工人经八个月的辅导考上北大的,甚至远在武汉的妹妹也将她的小姑娘送来让我如法炮制地加以培养,而我的大女儿同年考上了一机部所设研究所的硕士生,这也应算一件大事,当时却没有人过问。

我出了一次“大风头”

我这一辈子出过一次大风头,那就是我的小儿子,在我精心辅导下,以高分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引得许多人来“求教”,以为我有特殊的“灵丹妙药”;而我则认为那是走投无路逼成的,甚至可说是因祸得福,不值得张扬。

如今回想起来,这件事不仅是他个人的特殊遭遇造成的还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值得回忆。

首先这孩子生不逢时,出生在1960年闹饥荒的日子,全靠他的张姨(当时专门为他请的保姆)精心喂养,吃“面糊糊”长大(想不到后来竟长到1.83米的个头)。1967年红卫兵造反,把他的张姨赶走了,而我又带学生到农村去了,只好托人将他带到正在冀县干校劳动的爸爸那里。生活上所受的苦甚至受的伤那就不提了,最惋惜的是正当上学的年龄却这么荒废着,如何得了!直到1971年才随他爸第一批到保定,任务仍是劳动——帮河大搬家。后来我也到了保定,等生活稍稍安排妥当后,便立即送他到前卫路小学上学。由于学校还远未恢复正常,教师几乎无法进行教学,听任孩子们吵吵闹闹;后来干脆每天都让学生“斗私批修”,孩子们也有应对办法,每天编点自我检讨的词,还悄悄地商量着:省着点慢慢“斗”,不能一次“斗”完了。小小的年纪就被政治生活的压力扭曲得如此世故,真让人心疼,但又无计可施。直到1975年他哥哥已大学毕业(工农兵学员)留天津工作了,这才于1976年将他送回天津九十中学念初中,总算是个初中毕业生了。当时有个政策,升高中就是将来预备下乡插队的,由于他的三个哥哥姐姐都下过乡,他这个老四就可以照顾,不上高中可上技校或就业,学校给了他上手表厂技校的优厚待遇,终于在“五一手表厂”当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这在当时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了。

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后,坚决主张恢复正常高考,这就为一大批高中毕业生指明了出路,想不到我的小儿子也动了心,一天下班回来忽然向他哥哥哭诉:“我每天坐在机器前压表盘子,枯燥死了,你们都上大学就不管我了?!”他哥哥起初是一愣,然后一边安慰他,一边对他提出严格要求:“家里有的是苏联出版的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以后你下班后可自学。”从此他埋头苦学,居然会做很难的数学题了,有一次甚至令他哥哥的朋友大加称赞,这才使我们当父母的猛醒,原来孩子是个可塑之材,不能埋没了。

说来事有凑巧,我从1972年就开始在保定负责带一班工农兵学员,以后就一直讲课,任务极重;当时血压高得离谱,带病坚持工作,多次受工宣队的表扬。1979年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文革”期间一直没有讲课的老师都纷纷登上讲台,这样人手便显得富余了,系领导建议我休病假两年。我当时心情十分矛盾,怕乍一闲下来不习惯,而血压高又是不争的事实,只好接受了这个现实,回到天津帮助小儿子学习,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因祸得福”。

最后回到正题,即我是怎样辅导小儿子的。1979年我到天津时各中学均已开学,只好由他爸爸去求河大附中的领导让他插班高三试读,从而辞去了手表厂的工作,一心准备考大学我辅导他的办法便是:每天他放学后,便将学校发的当晚的作业题,对照着厚厚的课本和讲义标出正确的答案来,待他吃完晚饭,便要求他将答案抄一遍,一边抄一边读,这样不仅大大节省了时间,而令人惊异的是,就这样抄一遍,所有的内容他基本上都能掌握了,像外国历史、外国地理,什么罗马帝国、埃及金字塔、尼罗河等等对他来说虽是第一次接触,他并不犯难,而犯难的倒是当时政治课中的几次路线斗争,谁也闹不清,何况一个孩子!就这样母子俩精力十足地每天熬到深夜,前后大约八个月。

在生活上的照顾极其周到自不待言,仅以他去应考的那几天为例:考前先带他去考场认路,计算走一趟多少分钟,考试当天就按原先计算好的时间行动,尤其是中午能回来吃饭他有很大的优势:进门便吃饭,饭后强令睡一小觉,其间我冲一杯咖啡,叫醒起来喝时正好温热,喝罢精神一振立即奔赴考场,母子俩绝口不谈考得成绩如何的话题。考完后,据他自己说理科几门都不错,以语文作文最好,英文不行,不过当时英文只占很小比例,可能不影响大局等等。

我们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并没有去打听分数,直到发榜前夕,他爸爸才从保定匆匆赶回,到高招办问情况,只报了考号工作人员未经查阅便说:“有嘛毛病?”答曰:“没有。”那人立即挥手说:“考上了。”这才知道儿子已考上了北京大学,并有传闻还是什么“状元”之类。

于是这就引起了前面所说的“大出风头”,无数的人来向我取经,问我如何将一个工人经八个月的辅导考上北大的,甚至远在武汉的妹妹也将她的小姑娘送来让我如法炮制地加以培养,而我的大女儿同年考上了一机部所设研究所的硕士生,这也应算一件大事,当时却没有人过问。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能传授别人什么呢?说来因素应是多方面的,如:首先恢复高考政策好、所上的高中办学好、由他哥哥为他打下的数学、物理等科的基础好、孩子自己有悟性和决心等,我的帮助和照顾只起了催化作用。

我的小儿子就这样信心百倍地去北京大学报到了,一直到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才参加工作。

作者追记于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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