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社会意义

《子夜》的社会意义——《茅盾研究》教材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1月出版，曾轰动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坛，成为“左联”成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声响炮，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普遍重视和赞扬瞿秋白同志曾誉之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并热情地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见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考验，《子夜》作为战斗的革命文学的历史丰碑，更加发出了耀眼的光辉，被确认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巨著，它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许多国家都有《子夜》的译本，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视，进入了世界文学之林。

《子夜》是茅盾创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创作《子夜》之前，茅盾曾总结他过去五年间写作了一百万字的经验，认识到创作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南。他说：“做小说的人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茅盾：《我的回顾》）《子夜》正是作者提高了社会科学的素养，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之后，所进行的创作。

仅有正确的世界观还是不够的，作者还主张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事”，认为作家应“同时代一起走”，如果时代需要熟悉新生活时，那就应毫不惋惜地一脚踢开已经熟悉的题材，“探头到他最熟悉的生活以外”去。1930年夏秋之交，有半年多之久作者开始了“苦心向现实生活的观察”，广泛接触了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者、自由主义者、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和商人等，为他的新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茅盾还非常强调写时代的大题材，反映广阔的社会面，表现时代精神。作者原打算将《子夜》写成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后来因为生活经历所限，只主要写了都市，写了都市的三个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见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具体地说，《子夜》中所触及的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民族工商业的经济危机，有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有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大鱼吃小鱼的互相倾轧，还有资本家向工人转嫁危机和工人阶级的奋起反抗。从交易所疯狂的投机活动到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作者都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写，绘出了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苦难的历史画卷。

《子夜》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但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制度的不同，他们对当时上海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景象，尤其是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会感到生疏，甚至不能理解。为了使同学们能更好地阅读这部文学巨著，进一步深刻理解这部划时代作品的社会意义，下面我打算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分析和介绍。

一、时代背景

《子夜》描写的是1930年5月到7月两个月中上海的实际生活，而反映的却是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缩影。

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突出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是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我国，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严重摧残，蒋介石新军阀政权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勾结，操纵金融，垄断市场，掀起投机狂潮；又由于连年军阀混战，使国内的统一市场遭到了破坏，工农业濒于破产的深渊，贫困、失业、灾荒笼罩着整个中国的大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从经济背景上看，在1929年到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次破坏性空前巨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它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工业危机、农业危机、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据统计，各国共计损失2500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的1700亿美元还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加紧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

危机期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加紧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控制，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如丝业、面粉业、火柴业、香烟业等，有的国际市场被抢占有的在国内市场受到外货排挤，形成产品价格跌落，市场滞销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呈现一片不景气的现象。此外，外国垄断资本还通过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造成市场上一方面“银根紧”，一方面投机事业却空前繁荣的畸形现象。这不仅使劳动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且使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灭顶之灾。

（2）从政治背景上看，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尖锐起来，它集中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分别支持国民党新军阀间的大混战。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了新军阀的统治。虽然暂时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派系林立，如西山会议派、元老派和改组派等，与蒋争夺政权。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联合冯（玉祥）、阎（锡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军阀共同反蒋。1930年4月（即《子夜》所描写的时期前一个月），爆发了第二次蒋、冯阎大战，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其他各帝国主义，如英国、日本等则基本上支持反蒋各派。蒋介石利用他的有利地位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取得了胜利。蒋政权彻底地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彻底地依靠封建势力压迫国内广大人民，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

国民党反动政府首先在城市向工人阶级进攻，把工人阶级已争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全部剥夺了，用白色恐怖镇压工人运动，以黄色工会代替赤色工会，共产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完全陷于秘密状态，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生活陷于极端恶化的状态。农村的豪绅地主则向农民实行反攻倒算，疯狂地加租加息，反动政府残酷地加重田赋捐税，剥夺了农民起码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三十年代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是矛盾重重、苦难深重的年代。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正在发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群众游行示威运动仍在坚持下去；在农村中到处都建立红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推动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3）从政治思想战线上看，1930年正在开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革命派认为，中国社会仍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革命主力仍是工农。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必须打倒，革命领导权必归共产党……托派则以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须托付给民族资产阶级第三派……主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取中间道路，建立欧美式政权。”（见《走访茅盾》，苏珊娜·贝尔纳。《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三期）茅盾为了驳斥托派和资产阶级的谬论，“决定用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给以形象化的表现”。《子夜》所展示的结论是：“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茅盾认为：“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在，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茅盾：《创作的准备》）作者正是以《子夜》的创作来参加这次社会性质的论战的。

茅盾用文学作品，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来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自觉地把政治与文学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同时期其他作家、其他作品中是空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夜》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发展的里程碑。

二、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

全书的中心人物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吴荪甫，其他各色人物都围绕着他而活动，一切矛盾斗争紧追着他而进行。作品从第二章开始，就开展了以吴荪甫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活动，他夹在三条火线的威胁之下——与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的生死搏斗，家乡双桥镇的农民暴动，他的裕华丝厂工人的罢工风潮这其中，特别是他与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的斗争，则是自始至终贯串全书的主线。

吴荪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巨头，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大亨，他在中国丝业界称王称霸，夸口要使他的工厂烟囱林立，产品行销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从而振兴中国的实业，挽回金钱外溢；他还要在家乡建立起模范乡镇——“双桥王国”使之日益都市化。他有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宏图壮举和远大计划，无论他的财力、手腕、魄力都是为众企业家所敬仰的。

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之所以成为吴荪甫的劲敌，不仅因为他是勾结洋商摧残中国厂家的一名掮客，是公债市场上兴风作浪的一位魔王，且因他在政治上投靠蒋介石，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荪甫和赵伯韬斗争的主要场地是在公债市场，在没有叙述他们的生死搏斗前，介绍一下当时上海市公债市场的投机热是有必要的。

由于军阀混战和农民暴动，农村的乡绅将所有搜刮来的现钱集中起来，逃到上海当寓公；由于产品没有销路，开工厂要赔本、倒闭，一些金融资本家不愿放款给企业家，以致“去年上海的银行界总赢余是二万万”（《子夜》见《茅盾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206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数）。这些剩余资金就得要找出路，然而出路何在呢？

当时，蒋介石政府借消弭战争的名义，发行了大量公债，用书中人物李壮飞的话说：“政府有钱就有仗打，有仗打就是内地愈加乱做一团糟，内地愈乱，土财主带钱逃到上海来的就愈加多，政府又可以多发公债——这就叫做公债和打仗的连环套。”（231页）

公债之所以成为投机的热门，那是因公债价格的涨落，主要是以政局的变动为转移，如果发行公债的蒋政权政局稳定公债价格无大波动，那做公债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军阀战争的爆发，必然引起金融恐慌，人心不稳，而战场上的每一次胜败又必然影响公债价格的大起大落，一些投机者就趁此大发横财。资本活动的规律，是哪里利润高就流到哪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做别的生意要倒霉，只有做公债例外，所以许多有钱人都钻到公债里翻跟斗，不仅逃亡地主和金融界大做公债投机，就是一向认为企业家做公债投机是不务正业的吴荪甫，也被利润的规律卷入了公债投机的狂潮。无怪乎诗人范博文吟咏道：“投机的热狂哟！投机的热狂哟！你，黄金的洪水！泛滥罢！泛滥罢！冲毁了一切堤防！……”（41页）

公债的涨跌除了看前方战事的胜败以外，还有大户的幕后操纵，虽然那么多人涌向公债，但胜利却只属于内与政府、军阀有勾结，外与帝国主义有经济联系的大亨赵伯韬之流。作品中，赵伯韬几乎成了公债胜利的化身，他“做多”，“多头”就得利；他“抛空”，“空头”就获胜。所以做公债的人都千方百计地要探到赵的秘密，有的是为了跟着他做，有的是为了要打败他于是不惜一切手段，什么“钻狗洞”、“放白鸽”，收买老赵的身边人呀等等。自称“诗礼传家”的地主老财冯云卿，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女儿去献美人计，接近赵伯韬，从而摸清他的底码。但是公债市场是残酷的，昨天进了几十万，今天说不定就变成了穷光蛋。在公债魔王赵伯韬的操纵下，压碎了许多投机者：有的“半世辛苦，全是替别人做了牛马”，有的“十年宦囊，尽付东流”，有的因此跑着“发横财”和“负债潜逃”的走马灯，终于破产而自杀，即使是实力雄厚的工业巨头吴荪甫，也终因破产险些儿走了自杀的绝路！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吴荪甫和赵伯韬是怎样展开搏斗的，他们的斗争是在公债和金融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两条战线互相交叉，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最终以吴荪甫的惨败而告结束。

第一个回合　既勾结又斗争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与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赵伯韬，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对立的，但为了操纵金融，控制市场，有时也免不了相互勾结。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既有斗争，又有勾结，而斗争则是主要的。

他们的第一次勾结，是公债魔王赵伯韬要求与工业巨头吴荪甫、金融大亨杜竹斋合组秘密公司，做公债“多头”，这个密谋是借吴荪甫的老太爷办丧事的场合议定的。当时吴荪甫的客厅，可以说是上海上层社会的缩影，麇集着军、政、工、商、学各界的头面人物，就是由几个经济寡头在那里兴风作浪，决定着市场的衰荣和中小资本家的命运。

赵伯韬是顶顶有名的大户“多头”，而当时正是“中央军”在陇海、平汉西路连连失利，各项公债一起猛跌，“‘空头’们高兴得张大了嘴巴笑，‘多头’们眼泪向肚里吞”（40页）的时候。神通广大、诡计多端的赵伯韬当然不甘心因“中央军”受挫，而使他的“多头”买卖失利。他提出了用经济实力和政治阴谋双管齐下的绝招，来挽救败局。一方面约吴、杜组织“多头”公司，调集大量资金，以绝对经济优势压向公债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满腹经纶”的政客尚仲礼暗中与西北军勾结，以三十万元为代价买通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后退三十里，以造成“中央军”打胜仗的假相，使蒋政权发行的公债由猛跌转向看涨，变不利于“多头”的局面为有利。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不但花了钱可以打胜仗，居然花了钱也可以叫人家打败仗。

果然，离交割期只有两三天了，市场上传遍了“中央军”在陇海线转利的新闻，各报纸上也大书特书“中央军”的胜利，赵伯韬他们趁势开始抛出，但大户“空头”还想拼一拼，坚持不肯补进，有一度相持不下，涨风不起，直到最后一盘，“空头”们再也顶不住了，全来补进，涨风陡起，赵、吴、杜等巨头将全部公债一齐脱手，终于转败为胜，获得了暴利。吴、赵第一次合伙就这样以“开市大吉”而告结束。但吴荪甫却因此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到公债市场去混一下，原不一定危险，可是和老赵共事那危险性就很大！”（191页）

第二个回合　赵伯韬的“经济封锁”

赵伯韬最毒的一手，是对吴荪甫实行“经济封锁”，在金钱上卡吴的脖子，扼杀“益中公司”。

吴荪甫为了实现办企业的野心，和他的“同志”——航商孙吉人、矿主王和甫合伙组织了一个“益中信托公司”。表面上是以调剂企业界的金融，做自己人的押款等普通银行业务相标榜，而实际上，则首先是企图在企业界打倒赵伯韬，站稳脚跟然后再施展一系列办实业的宏图。

这样“伟大的计划”实质上是要控制金融，垄断民族工商业，当然是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所绝不能允许的，赵也针锋相对地放出空气来，说他也有一个“大计划”正在进行，赵以美国金融资本家为后台，企图搞一个银团托拉斯，打算在工业方面发展势力。换句话说，就是要借外国金融资本扼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这个“大计划”的幕后主使者是美帝国主义，而在中国方面干这种引狼入室勾当的，就是赵伯韬、尚仲礼之流。

赵伯韬决定用“经济封锁”的办法逼吴荪甫就范，他扬言“吴荪甫各方面的布置，我略知一二，他既然下决心要办益中信托公司，至少六个月的活动力是准备好了的；但是，三个月以后，恐怕就会觉得担子太重，调度不开了——我是说钱这方面他兜不转。那时候，银钱业对他稍稍收紧一些儿，他就受不了！”（277页）

“益中信托公司”新组织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胜利，就是只花五六万元收买了估价三十万元的八个小厂，这是吴荪甫最得意的“手笔”。虽然目下现款奇紧，扩充企业的宏图在他心里还是勃勃有势，他自己思忖着：“他们将共同支配八个厂，都是日用品制造厂，他们又准备了四十多万资本计划扩充这八个厂，他们将使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将使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的同部门的小工厂都受到一个致命伤！”（308页）他还单独接办了陈君宜的绸厂和朱吟秋的丝厂，吞并朱吟秋的丝厂，他是用尽了心机的。由于他赶缫期丝缺乏干茧，当他知道朱吟秋厂里存有他急需的干茧时，就决心要将它逼出来，他和杜竹斋做好圈套，强要给朱吟秋做十五万的押款，但只肯给一个月期，抵押品也单要干茧，不要别的。吴荪甫并恶毒地说道：“除非到时他点铁成金，不然，干茧就不会再姓朱了。”（88页）吴荪甫的如意算盘虽打得不错，可惜还有一个赵伯韬，窥破了他的秘密，为了掐住吴荪甫的要害，赵伯韬从中插了一手，抢先接受了朱吟秋的抵押使吴荪甫陷入窘境，直到他知道吴荪甫不需要干茧了，这才将朱吟秋又推给吴，逼得吴一面搁死了现款，一面又过剩了干茧

吴荪甫还一直坚持既办工厂又做公债的方针，他说：“我们好比打仗，前后全是敌人，日本人开在上海的那些小工厂是我们当面的敌人，老赵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总得先打败了身前身后的敌人，然后我们的脚跟才站得稳！”（351页）他费尽心机地要让他的益中同事相信，又办厂又做公债不是矛盾，而是他们成功史中不得不然的步骤。

但眼下益中公司实际存在的矛盾现象——银钱上的周转不灵，到底必须马上解决，老赵有计划的“经济封锁”已经渐渐袭来，杜竹斋半途拆股退出益中，已接洽好的十万银子忽然变卦，老存户纷纷提取不到期的款子，这些光景都是赵伯韬在那里造谣破坏益中信用的缘故。这种四面楚歌的境地，要想冲出去，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他们商议的结果是先彻底整顿工厂，所谓整顿工厂，无非就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减薪裁人。

但他们的致命伤还在于各处都受了战事的影响。商业萧条，出了一身大汗拉来的款子，放到八个厂里，货出来了，却销不出去，还要花堆栈费，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朱吟秋的干茧和意大利新式丝车，也成了“湿布衫”。总之，工厂多维持一天就多亏一天本。

两个月来，吴荪甫的企业是大大扩展了，资产飞跃地增加了，但与此同时他却现款空前地吃紧，正在这进退两难之际，赵伯韬又乘虚而入，以一副十足胜利者的姿态找吴谈判，他以银团托拉斯的名义要求与吴“合作”，赵说：“我介绍一个银团放款给益中公司，总数三百万，第一批先付五十万，条件是益中公司以全部财产做担保！”（513页）说穿了，这笔借款实在只有五十万，而却要取得继续放二百五十万的优先权，是要以五十万现款作钓饵吞并益中公司！吴荪甫这才恍然大悟，这正是自己套在朱吟秋头上的圈子，现在被赵伯韬放大了套在益中公司头上了。正如经济学家李玉亭所幻化出的一幅怪异的图画：“吴荪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赵伯韬又从后面抓住了吴荪甫的头发！”（279页）现在留给吴荪甫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不是投降老赵，就是益中公司彻底破产！

两位益中的同事却认为，将益中顶给美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还不如将八个厂顶给英商某洋行或日商某会社。三个企业界身经百战的宿将，现在对于企业已完全灰心，两个多月来的狂热梦境，已为严酷的现实所惊醒。战事将迁延下去，工厂产品无销路，又敌不过外国过剩商品在中国的廉价倾销，办工厂是没有出路了，决定将办工厂的资本一古脑儿去做公债。于是便计划着将工厂出顶，向帝国主义投降，问题只在于投降哪个帝国主义，此情此景不幸被买办赵伯韬所言中：“瞧着罢，吴荪甫拉的场面愈大，困难就愈多！中国人办企业没有外国人帮助就是虎头蛇尾。”（321页）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一次大暴露！

第三个回合　吴荪甫彻底破产

吴荪甫不甘心看着赵伯韬一个人操纵市场，决心在公债市场上与赵斗法。六月三日益中公司就抛出了一百万公债，决定做“空头”。而老赵和广帮中几个人却联合做“多头”，专看市场上开出低价就扒进，却也不肯多进，只把票价吊住了，维持本月二日前的价格。吴荪甫则打定主意——见涨风就抛出，死死压住票价，估量他赵伯韬也吃不下那么多，看究竟谁的实力能支持到月底，那胜利就属于谁。

吴荪甫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准备金不足，所以他死死拉住杜竹斋，要他再凑五十万，抛到市场去，并寄希望于长沙方面张（张发奎）桂联军有新发展，两下一夹攻，不愁市场上不转为卖风。无奈杜竹斋坚决反对这种赌场里翻斛斗的做法，因他也没有与老赵斗法的胆量。

就在杜竹斋举棋不定的时候，时局忽然逆转，长江上游的杂牌军忽然变卦，观望不动，致使张桂军功败垂成，行将退出长沙。这个意外的变故，对吴荪甫极为不利，使他们不得不连夜布置：赶在张桂军退出长沙之前，让杜竹斋故意在银钱业放个空炮，公债抵押的户头要一律追加抵押品，造成公债券不值钱的假象。在暗地里，他们却分批补进，改做“多头”，这一次仗着他们消息灵通，手腕灵活，居然渡过了险关，但这一切都瞒不过老奸巨滑的赵伯韬，赵揭露道：“这一个月里，他先是‘空头’，后来一看长沙没事，就变做‘多头’，现在他手里大概有六七百万……哈哈！吴荪甫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韬要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扯住他的腿！”（321页）看看赵是怎样“扯住他的腿”的，“看涨上了，我就抛出去，一直逼到吴老三坍台，益中公司倒闭！”（322页）

就在吴荪甫手中已拥有一千多万公债，市场上盛传赵伯韬也是做“多头”时，吴荪甫却从赵伯韬的姘头刘玉英那里买到了秘密情报：赵正在“杀多头”。这个消息对吴荪甫太关紧要了否则仍一头扎在“多头”里，险些儿遭了赵伯韬的暗算！现在知道了老赵的底，和老赵“斗”就有把握了，他兴致勃勃地要把益中变成一个“反赵”的大本营，他像个必胜的大将军，指挥若定地对他的同事说：“据老赵的布置，月底交割前，公债一定要一度猛跌！可是我们今天就放出一半去，老赵是料不到的！明天我们就完全脱手，老赵的好计策一点也没有用处！”（352页）

“阎军全部出动了！德州混乱！”这个消息对吴荪甫又是一次意外的意外，他们想不到津浦路北段的军事变化来得这么快，而这些对于赵伯韬来说，则是胸有成竹，早就知道津浦路北段蒋军战略上要放弃，山东的局面也不会迟到下月才有变化蒋军这一退却，蒋介石所发行的公债就要看跌，这对做“多头”的吴荪甫将大大不利。可见吴荪甫手腕再灵活，也斗不过有大政治背景的赵伯韬！他只好像上次一样，抢在济南陷落之前债价尚未狂跌时，把剩下的五百万放出去，结果只损失了七八万，这一难关又算闯过了。

稳渡了两次险恶的风浪后，吴荪甫觉得赵伯韬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他既收买了女“间谍”刘玉英，正该出奇制胜、大刀阔斧地和老赵斗斗。由于战事延长，公债基金要被提充军费，因而债价只有一天天跌，做“空”是大好机会，吴荪甫认为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收买的“间谍”刘玉英和经纪人韩孟翔都是吃两头的，将他做“空头”的秘密都透给了老赵，虽然此时老赵在经济上也兜不转，但他却用更毒辣的手腕来和吴荪甫捣乱，一是打算用“内国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禁止卖空！二是直接运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怂恿他们即日发一道令，要增加一倍卖方的保证金，而“多头”的保证金却照旧。老赵打的是“保全债信，维持市面”的大旗，说投机卖空的人是危害金融、扰乱市场，交易所理事会也不好违抗他这么一来，禁止“卖空”虽不一定能实现，但提高保证金一倍是非常可能的，那就是说老赵五千银子就能抵得上他们一万了这明明是利用官僚资本的权力来“轧空”，依靠外国势力的买办资本和依靠政权势力的官僚资本互相勾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呢！

逼得吴荪甫只得背水一战，祈求死里求活。除了将出顶工厂的款项和益中的存款扫数做公债之外，吴还将自己的丝厂和住宅一总押出去，作孤注一掷。交割前一天，市场里轰起来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多头”和“空头”的决斗，双方旗鼓相当，胜败难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的姐夫杜竹斋倒向了“多头”方面，使票价陡涨，真是人心叵测，众叛亲离，吴荪甫大势已去企图通过做公债打倒赵伯韬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在赵伯韬公债市场和金融业的两面夹击、经济与政治两手的扼杀下，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吴荪甫终于走上了破产的道路无论就实力、才干、气质，吴荪甫都远远超过赵伯韬，为什么吴荪甫会败在赵伯韬的手下呢？这是因为，吴与赵的搏斗，不仅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鱼吃小鱼，在旧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一种特大的鱼，那就是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所形成的垄断资本集团（豪门），他们要操纵一切，吞食一切大鱼小鱼。吴荪甫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遭遇，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入侵，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排挤与扼杀，也反映了银行资本控制产业资本的畸形发展。赵伯韬是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官僚买办集团的化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斗不过他，这是必然的。

三、《子夜》中的人物群像

在《子夜》这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中，作者塑造了大大小小八十多个人物。有各类不同性质的资本家，如买办金融资本家、民族工业资本家、公债市场上的投机者、交易所的经纪人有反动军官和政客，有逃亡地主和小官吏，有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者和法律家，有交际花和各种出卖灵肉的人，也有工人、农民、革命者以及黄色工会的工贼等。这众多的人物都是作为反映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表现深刻的主题而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中所说：“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无论个人主观说可以怎样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各种关系的产物。”在众多的人物中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吴荪甫塑造得最为成功，其社会意义最为深刻，这是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1）民族工业巨头吴荪甫

吴荪甫之所以写得成功，不仅在于写出了先天不足的、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本质特征，还在于写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时代命运。

毛主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过精辟的分析“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在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展感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忠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曾得到一定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跃跃欲试，幻想成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幻想独立发展民族工商业。但是，30年代初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大资产阶级，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边，逆着时代的潮流，反对革命，对工农进行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形成严重对立的局面；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所以30年代初，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矛盾重重、四面楚歌之中，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必然破产，最后得到悲剧下场也是必然的历史命运。作者将这些阶级特征和时代色彩生动地融会在吴荪甫的性格之中使他的性格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呈现着丰富多彩的内容。

首先，吴荪甫的外貌描写得很有特色，紫酱色的方脸，浓眉毛，圆眼晴，脸上有许多小疮，兴奋时发着光、冒着热气，脸上还时时涌出狞笑，尖利的眼光有时直逼对方，像要撕碎人心似的身材魁梧，举止威严，傲然蔑视一切，一望而知是个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

从吴荪甫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游历过欧美，不是“在商言商”的旧人物，而是“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他有雄才大略，能够高瞻远瞩，他不仅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还盼望“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他说：“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65页）从这一点讲，这正与我国整个民族的历史愿望是相吻合的。

从他的资财、排场来看，也是不同凡响的。他在上海开有裕华丝厂，拥有300部丝车，当时由于丝价大跌，丝业中人都在叫苦连天，而吴荪甫则由于资产实力雄厚，工厂竞争力强，所以在大危机袭击的初期，还能支撑一时，既未受金融界的压迫，也未停工减产，成为众同业羡慕和求助的对象。

为了扩充事业，积累资金，他还在家乡开设通源钱庄、宏昌当铺和发电厂、米厂、油坊等一系列企业。

他的住宅是五间三层楼的洋房，有占地八九亩的大花园有华丽的欧式客厅，乘坐的是30年代的雪铁龙汽车，装有钢板和新式防弹玻璃，家中除了三十多名男女仆人外，还有保镖和武装巡捕保卫，排场可谓极尽铺张，是顶顶有名的上海企业界的“吴三爷”！从这一切来看，吴荪甫不是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这个阶级中的上层代表人物。

他不仅有显赫的身势，还有刚毅顽强的性格，同事们称他为“铁铸的人儿”。这不仅因为他有胆量，有魄力，富有事业心而且还因为他狠辣而残酷。虽然民族工业不景气，遭到种种厄运，而他却还和几个资本家组织信托公司，打算专门经营几种极有希望的企业，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当他得悉银行资本家打算在工业方面发展势力，而且背后有美国资本撑腰这一打击性消息时，他起初是藐视金融界的实力，继而勃发了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这简直是断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已！”（20页）他常常以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和代言人而自居。

他一向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手腕确信不疑，当他看见有些企业放在“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人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就恨得什么似的”，他常常打算毫无怜恤地将他们打倒，将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他很知道用怎样的手段去打败他的对手，他残酷，但也能用阴柔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干练精明，讲求高效率，常抱怨中国企业家没有如外国那样忠实能干的“部下”，工厂职员，只不过是乡下地主门下的帮闲食客，只会偷懒，只会拍马，不知道怎样办好企业，每想到此，就不免使他感到悲观、苦闷，甚至孤单。

他一头埋在“事业”里，既不了解年轻妻子的衷曲和幽怨也不洞察妹妹少女的心灵和感情，他自认为持身严谨，平日也没有什么娱乐和嗜好，发展企业的“大计划”兜住了他的全部意识。

就是这样一位财力雄厚、坚定果断、刚毅自负、有事业心的企业界的一员猛将，全副披挂，勇猛突进，走上了30年代初上海企业界血肉相搏的大战场。

作者一开始，就将他放在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四乡农民不稳，危在旦夕；裕华丝厂工人怠工；与老赵打公司做公债胜负未卜。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快，那么突兀，使得这位“铁铸的人儿”从外表到心情都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时时霍霍四射像要射穿任何坚壁的炮弹似的眼光，忽然消失了勇悍尖锐的光彩；傲然蔑视一切、颐指气使的大亨，变成动不动就噗噗地心跳，心头像挂着一块铅的待决的囚犯。

对农民暴动，他恨自己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他抱怨国民党军队镇压不力：“我恨极了，那班混账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么？”（125页）在最困难的时刻，他决定向工人开刀，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从那九个厂里加强对工人的榨取，来弥补他在交易所的损失：“八个厂开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扣‘存工’。还有——工钱打九扣！”（359页）他害怕“丝厂总同盟罢工”，定下毒计，打算乘罢工风潮中认明那几个共产党嫌疑，一网打尽。

赵伯韬的阴谋，使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有被吞并的危险但他刚愎的性格，促使他要撑住，非干下去不可，他只有愤怨只是想报复，认为与老赵“斗法”才是症结的症结！

吴荪甫从他的行为到心理处处都是矛盾的，一反常态的吴荪甫“忽然也发现自己的很大矛盾。他是办企业的，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他是盼望民主政治真正实现，所以他也盼望‘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赶快沿津浦线达到济南，达到徐州，然而现在从刘玉英嘴里证明了老赵做公债‘空头’……他就唯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而在这些矛盾之上再加一个矛盾，那就是益中公司的少数资本又要做公债又要扩充那新收买的八个厂！……”（343页）面对着这些矛盾，他仍一意孤行，决心继续扬帆迈进，并且用他的乐观和勇敢的火焰，去煽旺同事们的热情，用有魔力的眼光，去坚定同事们的意志。

但是，事与愿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厂门前被围困的恐怖，公债上损失了七八万，赵伯韬的经济封锁，那渴待巨款的八个厂和变成“湿布衫”的朱吟秋的干茧和丝厂，装出去的货如数退还，有人估量战事要打过大年夜……五六条线牵在吴荪甫心上，都在向外拉，他好像心已片片碎了，他没有了主意，只有暴躁，只有颓丧。

逆境使他迁怒着眼所见耳所闻的一切，有时他猛地跳起来，像发疯的老虎似的咆哮着；有时故意寻由头骂人，就仿佛要咬谁一口才满足似的，但很快又会产生一种拼命突围，然而又没有出路的阴暗情绪。他那思想的轮子飞快地旋转，似乎已不听自己意志的支配了，暴躁中夹着异样的颓丧，平日那种刚毅决断不知到哪里去了，那永不疲倦的精力也逃走了，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上的义愤，也渐渐转为个人利益的考虑，动辄想到保守，想到妥协。

逆境对吴荪甫的刺激，使他出现下意识的精神幻象，他神经过敏、心神不宁，感到身边到处是地雷，一脚踏下去，就会轰炸一个；身下睡的“席梦思”也变成了刀山，使他辗转不能成寐电风扇的声音他听去就宛然是女工们的怒吼；窗外的树叶声也会唤起他在厂门前被围困的恐怖；写字台上黄绸台灯罩下一片黄光，他又无端想到是女工们放火烧了工厂。赵伯韬的面孔，塞满了全空间，上至天，下至地，做梦梦见赵伯韬，醒了梦中赵伯韬的面孔又跑到脸盆里来了，一脸奸笑、胜利的笑，而自己则是一副败相。他的精神崩溃了，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自制力。

在家庭中，他原是一个威严神圣的化身，没有人敢拂逆他现在四妹蕙芳竟把他当老虎一样躲了出去，七弟阿萱也敢举起叛逆的旗帜，无论在社会上、家庭中，他的权威都成了总崩溃！

但他不愿绝望，他也不能绝望，决定在公债市场上作孤注一掷。他安慰自己“能进能退，不失为英雄！”“事情是坏在时局上，并不是自己手腕不行”，他鼓励自己说：“幸运之神还没有离开他。”他嘱咐自己：“要镇静”，但他不能静，一静下来就会感到难堪的郁闷，危机感狠狠地咬啮他的心。于是他坐了小火轮出去寻欢作乐，渴望寻求新的刺激，去秘密艳窟、推牌九、打宝……一切解闷的法子都不中用。

他坐立不安，只好亲临交易所前线指挥，蓦地一阵头晕，心头作呕，堂堂的一员猛将，一口气上不来竟一跤跌了下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病了！部下倒戈，市场突变，亲姐夫挖墙脚，真正的众叛亲离了。“‘我，吴荪甫，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了人的！’只是这一个意思在吴荪甫心上猛捶。”（569页）直到最终，吴荪甫也没有懂得究竟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

作者通过人物所处的逆境和他一再进行挣扎的交织描写通过人物前后矛盾和反常的心理状态的淋漓尽致的刻画，使我们深深感到，人物的悲剧结局，是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2）公债魔王赵伯韬

吴荪甫虽是一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但他究竟还是办企业的，口口声声以发展民族工业为重，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的。而赵伯韬则不然，他是最腐朽、最寄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既不组织生产，也不有利流通，专门靠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发横财，扰乱金融市场，扼杀民族工商业，为帝国主义服务。他是作者追寻造成民族工业的悲剧和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根源的艺术体现。在作者笔下，无论是外貌、性格和教养，赵伯涛都与吴荪甫不一样。

赵伯韬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一张三角脸，满脸浮胖的肌肉，深陷的眼眶射出炯炯的特有的眼光，有时尖利而阴沉，把人逼得简直不能转身，有时又神秘鬼祟，使人无法不怀疑他有鬼蜮的手段。他说话快而专断，气势逼人，开口就说：“我办事就是办个爽快”，“我是没有秘密的”，要想在他面前取巧几乎是不可能的。长年住大饭店堂皇的套间包房，生活腐化，经常房里藏着女人。穿着浴衣，埋身沙发里接待客人，既不站起来，也不认真打招呼，一副傲世不恭的样子。最会装腔作势，明明满肚子诡计，却装得好像一点心事也没有，专在那里享清福的样子经常拍腿哈哈大笑，时时保持兴高采烈的态度，表示自己的优越，是一个典型的狐假虎威的洋奴。

作者对他的刻画，主要是通过侧面描写来完成的，往往通过别人对他的议论和反映来表现这个公债场上的魔王是何等的毒辣可怕。人物出场，是从几个资本家的议论中介绍的：“做公债的赵伯韬么？他是大户多头，各项公债他都扒进”，“然而他也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46页）这不仅点明了他的事业是专门搞投机，而且在生活上也是专门玩弄女人的。

说他是公债场上的魔王，一点也不夸张。由于他做公债回回得手，做公债的人都要探得他的秘密，而他却千方百计耍阴谋，不让人猜透他到底是“做多”还是“做空”，反而设下圈套让人去钻，于是认识老赵也成了一种“投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金钱使人丧失了人性，寡妇刘玉英之所以委身于老赵，就是为了“投机”，她不仅打算整卖给赵伯韬，也打算“零碎拆卖”；逃亡地主冯云卿为了躲避共产党的“共产共妻”而逃到了上海，想不到在上海为了公债钻洞觅缝，倒自己将女儿拿出去让老赵“共了”，这岂不成了极大的讽刺？！

作者描写公债市场跟打仗一样，交易所里开盘时，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拥挤、挣扎，恶浊的空气，叫人脑昏目赤，形成了响而持久的数字的“雷”，伸出的手臂的“林”和兴奋的“脸的海”，市场跟发了狂一般，而这些亡命之徒的命运却掌握在幕后操纵者赵伯韬手里。此时他并不亲自出场，只安静地坐沙发里抽雪茄，等着捕获这些钻进圈套里的猎物，这更显示出这个人物的威力和神秘，许多人的身家性命都系于他一身。

赵伯韬和吴荪甫的搏斗，作者也很少正面写赵伯韬如何破坏吴的事业，而只是通过益中公司的窘迫和挣扎，杜竹斋的忽然退出益中公司，老存户纷纷提款，交易所忽然增加保证金等来显示赵伯韬的毒辣手腕，还通过杂牌军的临时变卦，山西军的迟迟不出动或突然出动，来暗示赵伯韬的“法力无边”。总之，吴荪甫愈能干，愈努力，他的失败就愈能反衬赵伯韬的魔力。

赵伯韬看起来厉害，其实只不过是洋商在中国的掮客，正如孙吉人所看透的：“老赵全副家当做了公债了，未必还有力量同美国人打公司，也许勾结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他不过是一名掮客罢了。”（524页）他引狼入室，借洋人势力欺压中国人，摧毁民族工业，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奴、买办。

（3）经济危机袭击下的民族资本家——周仲伟

光大火柴厂老板周仲伟，是作者笔下另一种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他和吴荪甫不同，他是穷光蛋出身，“抖”起来容易“躺”下去也快。由买办起家，后来自己办厂成了老板，在经济危机的袭击下，为了逃避破产的命运，终于又投靠了外国资本再度成为买办，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循环。

作者对他着墨不多，开始在吴荪甫的客厅里介绍过他，后来在第十六章里为他的火柴厂的盛衰变迁写了专章。作者用的是粗线条、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在不多的篇幅里，这个人物的性格、品德和全部生活经历都一目了然，是个性格鲜明、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穷光蛋，在上海滩混事确乎不容易。首要的就凭他会拉关系、会钻营的本领。作者幽默地为他取了个诨名叫“红头火柴”，这倒不是因为他是火柴厂老板，而是形容他喜欢拉关系，最会替人吹，见人总是满面堆起笑容，能到处“一擦就着”。

他素来就是一个空架子。由于市面不景气，厂里亏了本就只缺那么五六万，可就怎么也周转不开。情急之下，甚至希望工人烧了他的厂，从而能得到八万银子的保险费，连他那不过三层楼的“公馆”也弥漫着“不景气”的空气，挪空了半边厢房准备租出去，辞歇了大司务和奶妈，连对他那久病的太太，也希望她能赶在人寿保险期满前辞世。他不能像吴荪甫家那样大办丧事，他就在家里玩“小摆设”学习前清老式下葬的排场，真可谓窘迫到了极点。

他最能自慰自宽。他要停工，工人派代表请愿，大骂他“狗老板、贼老板”，他依然死皮赖脸地笑，认为骂几句不伤脾胃，从前当买办时，大班发脾气，有时骂的还要恶毒些，无论怎样窘只要经济上能得到少许利益，挨点骂他倒不在乎。

他也最能随机应变。为了维持火柴厂不关门，他施展了全套解数：本是与东洋大班接洽，因为条件太苛刻，才要盘给“益中”，满口说什么“我是中国人，看到有什么便宜总是想拉给自家人”。（486页）当“益中”回绝，回头再与东洋大班接洽时，他又这么想着：“中日亲善，同文同种，总比高鼻子强些，爱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况且勾结洋商，也不止是他一人呀！”（495页）前后行为的矛盾，形成了绝妙的讽刺。

按他所经营的行业和他会张罗的本领，应当是不会倒闭的，可是在当时的客观经济形势下，也照样逼得他走投无路。

他开的是火柴厂，是完全内销的产品，是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不可少的。马路上的小瘪三抽香烟屁股，也得招呼一盒火柴的生意；又赶上“金贵银贱”，正是振兴中国实业推广国货的好机会，怎么也会被经济危机波及呢？这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做火柴的原料全要从外洋进口，而外国用的是金本位，“金贵”，这些原料当然也跟着涨价。那么，为什么不买本国原料呢？当时的政府不保护工商业，层层加税，本国原料更贵。这就使火柴成本高，竞争不过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他们的火柴不仅成本低，进口还可以减税，所以售价也较便宜。一向大力提倡国货的民族资本家也广泛用着瑞典的凤凰火柴。广东的火柴行商业分会不得不向工商部呈文呼吁：“惟吾国兵燹连年商业凋零，已达极点，而政府以值此库款奇绌之秋，火柴入口原料，税外加税，厘里添厘，公债库券，负担重重，陷于万劫不复乃该瑞典火柴托拉斯以压倒吾国土造火柴之时机已至，遂利用舶来火柴进口税轻，源源贬价运来，使我国成本较重之土造火柴无法销售，因此货积如山……”（481页）周仲伟还受“银根紧”，金融界不肯通融的压迫。但他认为做生意的人，都想赚钱，银行家也有他们的困难，这些他都能谅解，也能逆来顺受最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十分得意的出路：去找东洋大班，请他“注射东洋血！”虽然他又成了挂名的老板，实际上的买办，他也仍然高兴，因为多少年来，凭他的空架子能在外面拉扯债务，就是因为有火柴厂老板的空衔。今后凭着这个空头衔说不定还能“抖”起来哩！

果然，周仲伟去找东洋老板，“注射东洋血”以后，第二天火柴厂就又开工了，只是增加了东洋管理员，颁布了更加苛刻的管理规则。根据周仲伟的逻辑，这就是：“中国老板亏了本，不肯关厂，要帮忙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也要拼命做工，减轻成本帮忙中国老板！好了，国货工厂万岁万岁万万岁呀！”（496页）这席话，出自此时此景周仲伟之口，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4）礼拜在资本家脚下的知识分子群

作者一向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蚀》等作品中，刻画了大批倾向于革命的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子夜》中，作者原打算写一部《新儒林外史》，后来虽未实现，但也用次要的篇幅写了一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群人虽然都礼拜在资本家脚下，但却各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人生哲学以及性格特征等等。如坚决反共为其阶级命运忧心忡忡的资产阶级教授李玉亭；自命清高、多愁善感，却靠吃红利为生的诗人范博文；反对空谈，主张用“铁掌”统治国家的工科大学生杜学诗；法国留学生、万能博士，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不去干的享乐公子杜新箨等。

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戴着玻璃杯厚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满身庸酸气，形状非常可笑，他的女友张素素说他是“灰色的”

他满肚子资产阶级正统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当阔少爷小姐们为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矛盾争论不休时，他发表资产阶级的至理名言说：“但是无论如何，资本家非有利润不可！不赚钱的生意根本就不能成立！”（54页）当吴荪甫的丝厂发生工潮时，是他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他的阶级嗅觉最为灵敏，他一再警告本阶级的人，不能再混战下去，“长江沿岸，红旗布满了山野”，战事一天不停止，共党的活动就扩大一天。他危言慨叹道：“总崩溃的时期不会很远”，“末日到了！”免不了总有一天要做“白俄”。

平日周旋于几大巨头之中，来往说合帮闲，常深感介于两大之间做走狗不易，故有“不得其主的孤愤”；内战不停，吴赵之间的搏斗不休，党政当局与社会巨头间的窝里翻和火拼使他伤心，不得不进忠言大声疾呼：“全世界的革命一起，资产阶级将无葬身之地。”可惜他一介书生，即使把读破万卷书所得的满腹经纶都贡献出来，也未能邀取资本家的垂听，更不能使得及时行乐的少爷小姐们居安思危，反而被讥为“大学教授狗屁！”

浪漫诗人范博文，是吴荪甫家的常客。在他眼里“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是平凡恶俗”。自命高人一筹，常常卖弄小聪明，发表高论和“格言”式的俏皮话。如对于吴老太爷来到大上海猝然死去，他发表了哲理式的象征性的评论：“然而我的眼睛就要在这怪事中看出不足怪。”“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放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吧！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30页）趁老太爷办丧事之机，一群资产阶级老爷在弹子房里围着交际花徐曼丽跳舞胡调，当这一活剧被范博文窥见时，他认为这是“新奇的刺激，死的跳舞”，他由是发挥道：“农村愈破产，都市的畸形发展愈猛烈，金价愈涨，米价愈贵，内乱的炮火愈厉害，农民的骚动愈普遍，那么，他们——这些有钱人的‘死的跳舞’就愈加疯狂！”（72页）似乎在资产阶级圈里，只有他最清醒。

他自命清高，整天生活在资产阶级气氛里却嫌那里“空气混浊，铜臭冲天”，对于“金钱的罪恶”，却有特殊的见解：“对了人人都得吃饭，——咳，都是金钱的罪恶，因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因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因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家乡，拥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做人的灵性淹没！！”（197页）这真是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他们是在感叹封建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没落。

范博文自称曾参加过五年前有名的“五卅运动”，赞扬当时群众运动的场面如何伟大，而今天却“什么都堕落了”“今天的示威运动太乏”。可是正当他们高踞大三元二楼雅座上大发议论时，从马路上传来呼喊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时，就是这个说大话的范博文，不知不觉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正如吴荪甫的堂弟社会学系大学生吴芝生指着范博文所说：“当真是什么都堕落了！证据之一就是你！”（260页）

他认为恶俗的布尔乔亚是不懂得神圣的艺术的。他说“我伤心的时候就作诗，诗是我的眼泪。也是愈伤心，我的诗愈精彩！”（171页）可是当经济危机涉及到他，钱庄倒闭，他吃了倒账，生计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他再也作不出诗来了，也只得承认：“诗神也跟着黄金走，这真是没有办法！”（540页）无怪乎吴芝生挖苦他，别的诗人是“穷而后工”，范诗人却是“穷而后光”了。虽然他宣称“我就看不起资产阶级黄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黄金也看不起他的新诗”！

范诗人还有潇洒的仪表，引女人动情的风姿，与妙龄少女林佩珊有一段亲昵无猜的罗曼史，不意在生活中却闯进了一个比他更风流潇洒的阔公子杜新箨，夺走了他的珊珊。他再也不能超然了，“一种孤独无依，而又寂寞无聊的冷味，灌满了‘诗人的心’”，“死”的念头油然而生，为了要找到诗人们最合宜的诗意的死，自杀终于未成，因为对于他来讲，自杀恐怕也是在作诗吧！终究不过是像张素素所说：“博文这人是站不直的软骨头”（537页）罢了。

精神饱满的猫脸少年杜学诗，是工科大学生，崇尚实际，最反对不负责任的浮话。他看不惯平日高谈“男女之大防”的社会巨子的荒淫无耻；他也鄙视曾家驹之流的国民党党棍，愤愤然地骂道：“见鬼！中国都是被你们这班人弄糟了的”（175页）；他也反驳诗人范博文：“议论庞杂是中国之大患”（178页），“都是你们开玩笑的人太多，把中国弄糟了的”（177页）他有一种非常“严肃”的见解：“什么民族，什么阶级，什么劳资契约，都是废话！我只知道有一个国家，而国家的舵应该在刚毅的铁掌里；重在做，不在说空话！而且任何人不许反对这国家的铁掌！”（56页）“大家都要为国家争气，工人不许闹罢工厂家不歇业停工”（431页）。俨然是很有气势的论调，可惜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厂家，更不是什么“铁掌”，所以这也只不过是反对浮话的浮话罢了。

不知厉害的享乐公子杜新箨，仗着他爸爸杜竹斋有钱，去法国留学，“进过十几个学校，他试过各项的学科：园艺、养鸡养蜂、采矿、河海工程、纺织、造船，甚至军用化学、政治经济学一切一切他都热心过几个星期或几天”（176－177页）。实际上是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作者送了他一个“万能博士”的雅号。

他满脑的洋奴思想、亡国论调，认定“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261页）。身为中国人，目睹租界里外国巡捕镇压中国人民的游行示威，反而说什么：“我信任外国人维持秩序的能力！”（265页）对于岌岌可危的阶级命运，他也满不在乎说什么：“都不要紧！再不然，日本、法国、美国，总该不至于要紧！供我们优游行乐的地方还多的很呢，不要紧！”（267页）

对于怎样消弭工潮，他也主张学外国人的办法，吸收工人入股，合资经营就不会有工潮。好像是很有见地，只可惜他不知道“吴荪甫厂里的女工已经穷到只剩一张要饭吃的嘴”！

他在洋气之外，还有意学点名士遗少的风韵，满口不离“醇酒美人——沉醉在美酒里，销魂在温软的拥抱里”！“人生游戏耳”，是个典型的浪荡公子。

总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是接班人，看来都有江河日下之势。李玉亭为了资产阶级前途，虽一再呼吁不要混战，不要分党成派，要防“老虎发疯”（指共产党要来），并在吴赵之间做了许多调解工作，都只能证明他这个经济学家并不真懂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说还有发展企业的雄心壮志，他们还在为资本的增殖而“辛勤地奔波”着，那么他们的子弟在这一点上却恰恰是不肖的。他们不会理财，只是挥霍他们父兄剥削所得，闲逛游乐，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和工厂的实际，只会发空论争议不休，甚至堕落到想效法白俄贵族，如丧家之犬到外国漂泊。资本主义从制度来讲是腐朽落后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看，也同样是更加腐化寄生了。如果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前途的话，那么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当然同样也不会有出路的。

四、《子夜》的社会意义

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子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本质，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规律。因而，比起同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来，《子夜》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意义。

（1）在旧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民族资本不可能获得顺利发展。原因是：

①缺乏资金来源。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金融资本，操纵投机市场（当时主要是公债市场），在资金上卡民族资本的脖子，从而造成市场上“银根紧”的现象，使民族资本筹借款项至为困难。朱吟秋、周仲伟、陈君宜也是《子夜》中所描写的一些民族资本家，他们都曾有过同样的遭遇。丝织业资本家朱吟秋为了度过端午节的比期，把到期的押款延宕过去。他到处奔走，希望弄到一笔现款，尽管他还有一些存货、原料可以拿去作抵押，但金融界就是不肯贷款给他，当他是一个穷光蛋似的因为金融界购买政府公债的利润既稳当又丰厚，比起放款给实业家更有利得多。无怪朱吟秋愤愤地说：“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43－44页）绸厂资本家陈君宜、火柴厂老板周仲伟曾和朱吟秋有这样一次同病相怜的对话。朱“节边收不起账，是受了战事的影响，大家都一样，难道你的往来钱庄不能通融一下么？”陈：“磋商过好几次了，总是推托银根紧啦，什么什么啦，我简直有点生气了。”周仲伟也忽然插进来说：“金融界看见我们这伙开厂的一上门，眉头就皱紧了。但这也难怪，他们把资本运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一天工夫嫌十万八千，真是稀松平常——”（75页）

②原料成本太高。由于反动政府捐税太重，有时是税外加税，导致原料价格上涨，使“资本家产品成本提高”。“红头火柴”周仲伟诉苦道：“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盒子壳，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一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采购本国原料罢？好！原料税、子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况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拼命来竞争，中国人又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42页）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火柴业相继倒闭者，几达十分之五有奇”！（481页）丝绸业也是如此，由于成本高、税收重，不仅中国丝在外洋没有销路，连本国织绸业也不用中国丝，改用日本丝和人造丝使华丝销路一落千丈。陈君宜在解释他们厂为什么不用中国丝时，就曾这样说道：“掺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们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翁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近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我们厂家要维持销路，就不得不想法减轻成本，不得不掺用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原料。”（44－45页）

③商品缺乏市场。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下，外国商品在我国廉价倾销，使中国商品竞争不过，再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使国内市场的形成受到严重阻碍，从而使商品缺乏市场益中公司的王和甫向吴荪甫汇报营业状况时说：“眼前，各处都受了战争的影响，商业萧条，我们上星期装出来的货物都如数退回来了。”（438页）至于那些侥幸运出去的货物，又由于成本高，税收重，销路也很困难。当时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有出产税，销场税，通过税，重重叠叠的捐税，几乎是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由买客来负担，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45页）

甚至关系到“民食”的面粉业，也是一蹶不振。《子夜》中描写的一位国民党军官雷参谋也不免叹道：“哎！中国工业真是一落千丈，这半年来，天津的面粉业总算势力雄厚，坐中国第一把交椅的了，然而目前天津八个大厂倒有七个停工，剩下的一家也是三天两头歇！”（494页）

资本家在借贷无门、商品无销路的窘迫下，有的只好把厂子盘点给外商经营。“红头火柴”周仲伟，在他将厂子押给东洋大班的日商时，就曾在“哈哈大笑”的假相下发出过痛苦的呻吟：“我说一句老实话，中国的工业迟早都要变成僵尸，要注射一点外国血才能活！……”（494页）

作者形象地阐述了中国民族工业不能振兴的原因，使人信服地认识到，中国一切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全被堵塞了，相反地，中国社会更加殖民地化了，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便只有灭亡之一途。

（2）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救中国。

在城市里，工人罢工的斗争风起云涌。《子夜》中所描写的几次罢工运动的场面，虽没有完全反映当时罢工的声势，但也说明了劳资矛盾的深化。在许多次罢工中，工人不仅提出了经济上的要求，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政治上的目标。资产阶级教授李玉亭，他一面坚决主张用武力镇压工潮，一面警告道：“上海此时也是危机四伏”，“共产党有五月总暴动的计划”，“总崩溃的时期不会很远”。吴荪甫虽然想通过走狗屠维岳将共党嫌疑一网打尽，但他也深知：“那不是捉得完的！那好比黄梅天皮货里会生蛀虫一样，自然而然生出来！你今天捉完了，明天又生出来！”（369页）这正说明，工人的斗争是反动派所镇压不了的。

在农村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与武装斗争，正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到处兴起。就在离上海只有二百多里的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也开来了共产党，在镇上“传锣开会几千人，全是赤脚短衣，没有一个穿长衫的，全是道地的乡下穷人……”（98页）在这几千人的大会上，“无数的锄头红旗……充满了锽锽锽的锣声，和暴风似的几千条喉咙里放出来的咆哮怒吼”（97页）。“打死那盘剥穷人的老狗”（99页）。参加这次“传锣开会”的，不仅有赤手空拳的乡下人，而且还有枪炮俱全的共军。

豪绅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当地一营保安队和两挺机关枪上，但没过多久，这一营驻防军就有两连叛变，“和共匪联合”共产党的活动一天天扩大，“江浙交界，浙江的温州一带，甚至于宁绍、两湖、江西、福建，到处是农民骚动。大小股土匪，打起共产党旗号的，数也数不明白。长江沿岸，从武穴到沙市，红旗布满了山野……”（266页），这一切都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正在日益高涨。

茅盾说：“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且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见茅盾：《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那就是说，文艺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还必须预示社会发展的前途。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革命虽然在“天亮前有一段时间的黑暗，但却是处在一个新的高潮到来的前夕这就是辩证法的进展，是铁一样的规律。”（见茅盾：《我们的文坛》）所以，作者将此书命名为《子夜》，乃是暗示度过子夜，曙光就在前头之意。

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子夜》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的压迫下，在经济上，想实现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宏图大计，到头来只落到梦一样的破灭；在政治上，他们自身难保，决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专政。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道路。这是《子夜》所展示的客观真理，也是《子夜》所显示的社会意义。

从《子夜》的巨大的社会意义来讲，可以说它是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形象教材，它整整记录了一个时代，是反映大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

作者于1980年为《茅盾研究》课写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