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茅盾30年代作品辅导

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说：“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¹⁾用这段话来评价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茅盾的作品，尤其是他30年代的作品，也是很恰当的。

茅盾30年代的创作，除了长篇《子夜》、短篇《林家铺子》、《春蚕》等不朽名著外，还有如中篇《多角关系》、短篇《当铺前》和散文速写《故乡杂记》、《“现代化”的话》、《都市文学》、《上海大年夜》、《雷雨前》等，都反映了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政治现象，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社会生活教材。

30年代是个矛盾重重的年代，广大的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固不待言，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首先是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危机）波及我国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在中国大量倾销过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抢占中国的传统市场，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外受排挤。又由于军阀大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一·二八”侵略战争，致使统一市场被破坏，农民破产，工人更加贫困，从而导致商品滞销、工商业倒闭等一系列不景气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不景气，金融家不愿意放款给工业资本家，宁愿将资金投向投机市场，这就造成了投机市场空前繁荣的畸形现象。

茅盾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让处于矛盾惶遽状态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舞台，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必然衰败的命运。了解这些，对于学习茅盾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

一

30年代一个突出的经济现象是商品滞销。《子夜》中的吴荪甫，是怀有宏图大略的民族资本家，他曾幻想：“使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²⁾但是他们的产品一方面受到日本新移植上海的工厂的竞争，一方面受到战事的影响，往往运出去又退了回来，货卖不出去，还要花堆栈费。这样一来，开工厂不但不能赢利，反而多开一天就多蚀一天本，成了戴给自己的脚镣手铐。《多角关系》中唐二老板光华织绸厂，因为堆积了四百五十箱存货，已停工四个月，作者对此形象地描绘道：“四百五十箱堆起来真像一座山呀！二老板觉得这座山就蹲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压到他身上来，活埋了他！”⁽³⁾

由于商品无人问津，整个市面是“银根紧得作怪，没有一个人过得去”！⁽⁴⁾其实唐二老板的工厂并不亏本，也没有拉别的饥荒，就是因为存货销不出去，有上十万银子收不拢来，而欠人家的债又要偿还，这才不得不于春节前偷偷从上海跑到老家来躲债兼要账。在作品中，主要就是写的“人欠”和“欠人”这种纠缠不清的“多角关系”，其中有一个很发人深思的情节：唐二老板派人去催索房客黄阿祥的欠租，此人却夹了一块绸子来抵租金，唐二老板执意不收，还说那是“谁也不要的烂东西”；而那块绸子恰恰是他光华厂的产品，因为黄阿祥是光华绸厂工人，厂方无力付工资，曾用绸子抵工资。黄阿祥无钱付房租，用绸子抵房租，原是很合逻辑的事，但唐二老板却拒不接受，这是多么滑稽而且可悲、荒唐的现实！这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市场滞销，资金流通阻滞所引起的。

《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是江南小镇上的一个小商人，他的最大困难也是“生意清淡”，而农民破产和贫困，则是生意清淡的直接原因。往年年关，正是镇上洋广货的“旺月”，而今年却看热闹的人多，买货的少。不是货太贵，也不是林老板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下人太穷了！林老板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自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眼看年关无望了，林老板只得满心盼望农民春蚕熟。可是，当时农民贫困破产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歉收年成且不说，就是丰收年景，农民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

在《春蚕》里，茅盾写了1930年中国农村发生的一场丰收成灾的悲剧，实现了《子夜》中未能充分实现的写农村线索的计划，将农村破产这一思想内容具体化了。他说：在江浙一带以养蚕为主的农村，蚕农破产还有其特殊的原因，那是因为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的厂经在纽约和里昂的传统市场被日本抢占中国丝业出口受挫，丝厂纷纷倒闭，致使蚕农的茧子卖不出去另外丝厂主和茧商为了弥补国际市场上的损失，也拼命加重对蚕农的剥削，趁着蚕熟时垄断市场，压价收买，“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⁵⁾农民不仅间接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也受到本国工商业主的盘剥。

在《当铺前》茅盾将农民的穷困描写得更为生动具体。农民脱下带体温的棉衣，忍受着像剪刀似的风，忍受着肚子里咕咕地叫，耳边响着老婆的话：“到迟了，当不进去，今天就没有吃的了。”⁽⁶⁾急匆匆地赶路，要赶在天亮前到达当铺门前，等着将棉衣当几个钱买米下锅，但是当铺伙计面对着像潮水一样涌来的穷人，却皱着眉头严苛地挑拣着，大声地喝斥着，把一般衣物不屑一顾地扔下来，偶尔有看中的丝绸衣服和雪白亮光的蚕丝，又一律只肯当一块钱；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规定的一百二十元便当满了，再好的东西也不收了。在这里，描绘了高利贷资本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从这些具体描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根本买不起日用必需品。

在城市，工人也陷入穷困失业的境地。据调查，抗日战争前上海工人的收入，“平均每月只合十四元八角一分，其中棉纱工业只十元零七角二分，缫丝业的打盆女工只有三元八角”，⁽⁷⁾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的产业家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更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如吴荪甫为了弥补他在交易所的损失，就是首先向工人开刀的：“八个厂开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扣‘存工’，还有——工钱打九扣。”⁽⁸⁾或者干脆停工，让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如绸厂工人黄阿祥，被迫离开工厂，摆花生摊一天卖不到五六百个钱！

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工人和农民都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社会购买力从何而来，市面怎能不萧条，工商业品哪能有销路？

此外，还由于国货成本高，捐税重，竞争不过洋货，也使民族资本家的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都受到打击，如《子夜》中的丝厂老板朱吟秋便深以为苦，他说：“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压倒了中国丝。”⁽⁹⁾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过日本，中国厂家也不用中国丝，而用便宜的日本生丝和人造丝，这都是因为中国丝价钱太高。“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¹⁰⁾蒋介石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不仅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相反，还用征重税等方式加重摧残《子夜》中的绸厂经理陈君宜便曾诉苦说：“譬如朱吟翁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近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重重叠叠的捐税，几乎是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由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¹¹⁾不仅外销的丝业如此，内销产品也是这样。从1928年起，国民党政府便以“简化税收”为名，对卷烟棉纱、火柴等主要工业产品，先后开始收统税，如火柴的统税本身，就是典型的苛捐杂税，竟高达成本的60％。征收统税之后，地方上还要征其他苛捐杂税，如《子夜》中的火柴厂老板周仲伟便曾激愤地说道：“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盒子壳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我还有好处么？采购本国原料罢？好！原料税、子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¹²⁾真是“税外加税，厘里添厘”！很显然，这一切也必然会导致民族工业产品的销售倍加困难。

二

民族资本家由于产品滞销，企业本身的资金周转已十分困难；再加上，由于企业的经营无利可图，金融界视工业投资为畏途，常常拒绝投放，见死不救，这就使他们发生了严重资金短绌问题。

《子夜》中的几个民族资本家，都毫无例外地遇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丝厂老板朱吟秋为了度过端午节的比期，想将到期的八万块押款延期偿付，到处求诉，可是和他往来的银行钱庄一概不通融，一定要结业清，逼得他走投无路。织绸厂老板陈君宜所缺数目也不大，只十二三万就可以过去了，也无人通融。火柴厂老板周仲伟就因为缺那么五六万周转不开，情急之下甚至希望工人烧了他的厂，从而得到八万银子的保险费以渡过难关，可见其窘迫之状。这几个老板最后都是因为资金周转不灵，不得不将厂子租了出去或干脆顶给东洋大班的。

中等资本家如此，那么资本雄厚的吴荪甫又怎样呢？他对于比他小的资本家，也常常狠辣地将他们挤垮，把企业拿到自己铁腕里来。他曾经像狮子攫食一样一口气吞并了八个小厂接办了两个同业厂，使他的企业大大地扩展，资产飞跃地增加但他也同样遭到了致命伤——资金周转不灵。八个日用品厂急待四千万现款扩充，吞并来的朱吟秋的干茧和存丝，又搁死了二十万现款，这就使他渴望着即刻能支配的巨额现款，但他却一个也调不动，一个也借不来。

他所遇到的劲敌是买办资本家赵伯韬，赵以美国资本为后台，企图搞一个银团托拉斯，打算在工业方面发展势力，明确地说，就是要借外国金融资本扼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赵伯韬最毒的一手，就是对吴荪甫实行“经济封锁”，处处在金钱上卡他的脖子，当他知道吴荪甫已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时，便趁机要挟声称他要以银团托拉斯的名义放款给吴荪甫，说：“我介绍一个银团放款给益中公司！总数三百万，第一批先付五十万，条件是益中公司全部财产作担保”！⁽¹³⁾这显然是要以五十万元作钓饵吞并益中公司！

当时上海市面虽然普遍发生了货币荒，但事实上又不是没有头寸，相反地，是内地游资大量集中上海，造成了游资过剩这一情况在茅盾作品中多次反映，如《子夜》中的土财主冯云卿，靠高利贷盘剥农民，挣起一份二三千亩地的家产，为了躲避“内地土匪蜂起，农民骚动”，只好把所有的现款搜括拢来，全家搬到上海当了“海上寓公”；又如《微波》中的李先生也是大地主，他也将所有的财产都变成了现款，逃到上海。游资的集中以致使“去年上海的银行界总赢余额是二万万”，于是形成了经济上的畸形发展：一方面是工业资本周转不灵，无法维持生产另一方面是大批资金过剩，找不到出路，正如《多角关系》中所描写的那样：“有多少‘事业’——多少商家厂家周转不来，僵在那里；然而银钱业也说他们有多少现款活动不来，也是僵在那里，他们是要胀死！”⁽¹⁴⁾

当时的金融资本家与官僚资本互相勾结，利用银行集中社会游资，鼓励商业投机和金融投机，承购差不多有50％利润的蒋政权发行的公债，掀起市面上的投机狂潮，从中牟取暴利据统计，全国解放前，各种投机事业共约五十万户，独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万户。⁽¹⁵⁾

《子夜》反映了呆滞资金涌向投机市场的情况，朱吟秋老板曾愤愤地说：“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并不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要了他们的性命。”⁽¹⁶⁾周仲伟老板深知其中奥妙，他说：“也难怪，他们把资本运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一天工夫赚进十万八千，真是稀松平常。”⁽¹⁷⁾

公债投机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殊产物。1927年到1930年，前后爆发了七八次军阀混战，蒋政权借口战争需要，发行了大量公债，“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已经有十一万万了”。⁽¹⁸⁾当时金融界不仅通过银行发行、操纵公债，还通过交易所进行公债投机，利用战场上的每一次胜败，必然影响到公债价格的大起大落，来进行大规模的赌博。交易所虽然不创造财富，也不从事任何实际生产，但它通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却可以使一些人大发横财。这就吸引了许多有产者钻在公债里翻跟斗，不仅金融界和逃亡地主、小官吏大做公债投机，就是一向认为企业家做公债是不务正业的工业家吴荪甫，也被暴利的吸引卷入了公债投机的狂潮，有限的资金，既要开工厂，又要投机公债，这就必然会加重生产资金的短绌；而这一切却又在腐蚀和剥损着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的发展。

三

由于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不着销路，再加上资金短绌，筹借无门，因此，30年代民族工商业经营中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是，企业倒闭和破产的户数日益增加，这不仅使小镇上的“林家铺子”如此，就连上海的大资本家吴荪甫、朱吟秋等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吴荪甫的破产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巨头，是上海丝业界的大亨，他资财雄厚，竞争力强；他游历过欧美，精明干练；他具有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他常常以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自居，以振兴中国民族工业为己任，然而终究遭到破产的下场。他的破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一般民族资产阶级所遭遇到的共同困境，另一方面更主要是他将办厂的资本都去做了公债，在公债投机中败给了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从而倾家荡产的。所以，他的破产的命运就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

投机买卖是金钱的赌博，它像使人死亡和破产的车轮，不断地卷进去许多人，无情地将他们吞没。交易所就像你死我活搏斗的战场一样。茅盾在《子夜》和《“现代化”的话》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你最好再去观光一次上海的公债市场，在那边，每天成交在千万以上，满脸流汗的投机者，总在‘百万翁’和‘穷光蛋’这两者之间翻筋斗……”⁽¹⁹⁾虽然那么多人涌向公债投机，但胜利却只属于公债魔王赵伯韬之流，他们几乎成了胜利的化身，他“做多”，“多头”得利；他“抛空”，“空头”就获胜，这是他阴谋操纵的结果，有如左拉在《金钱》中所描写的银行家甘德曼那样，“他是掌握了秘密的，他可以任意操纵证券的涨跌像上帝操纵雷击一样”。⁽²⁰⁾

赵伯韬不仅仗着美国资本为后台，用经济实力压迫吴荪甫，他还仗着神通广大，和政府、军阀相勾结，用尽收买、讹诈设圈套、放谣言等诡计，操纵市场。把吴荪甫逼得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不仅将出顶八个厂的款项和“益中”所拉来的存款都做了公债，还将自己的老本裕华丝厂和存身的房子都押了出去，孤注一掷，以致全军覆没，彻底破产！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吴荪甫的破产所象征的社会意义，不是一般大鱼吃小鱼的结果，而是另有一种特大的鱼，那就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所形成的金融资本集团，他们操纵一切吞食一切大小鱼，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因此他们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敌人。

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即使他们不投入公债市场，也避免不了破产倒闭的命运。茅盾1933年在《都市文学》中写道：“两年前，上海有一百零六家丝厂，现在开工的只有十来家。”⁽²¹⁾中国的火柴业也由于竞争不过日本和瑞典，使中国火柴“堆积如山不得不折本贱售，忍痛支持，以求周转……因而我国火柴业倒闭者，几达十分之五有奇”！⁽²²⁾

除工厂倒闭外，商店关门也是当时显著的经济现象，如1933年大年夜，茅盾在南京路巡礼，他形象地描绘道：“从前见过店铺倒闭的景象在我眼前闪了一闪。肩挨着肩的商店的行业中，忽然有一家紧闭着栅门，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只眼；小红纸写着八个字，是‘清理账目，暂停营业’；而最最触目的是地方官厅的封条——一个很大的横十字。”⁽²³⁾而今年却由于倒闭的店铺太多，市政当局不肯让市面弄得太难看，不采取封门的办法了，“后来我知道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

“林家铺子”的倒闭是另一种典型。林老板本来“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便将东洋货贴上了国货的标签，用“大放盘”的办法，“大减价照码九折”出卖。但这是“剜肉补疮”的办法，“大放盘”是照本出卖，开销尚无着落，获利更谈不上，“每逢卖得了一块钱……在他心里的放盘就加添了五分洋钱的血本的亏折”⁽²⁴⁾，这就使他的生意越好，就越亏本，倒闭得就越快商业的倒闭，也是有连锁反应的，年关期间，他们镇上大小铺子倒了二十八家。这说明了，千百万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小商人陷于破产，无数小城镇陷于瘫痪和解体，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在旧中国，民族商业也根本没有出路。

茅盾3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使人信服地认识到，30年代的旧中国，一切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全被堵塞了，相反地更加殖民地化了。历史却走了另一条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茅盾在《雷雨前》中，将30年代的中国社会，象征性地描绘成“满天里张着灰色的幔”，他将革命力量隐喻为幔外边的巨人，在电光雷鸣中，巨人一下子将灰色的幔扯得粉碎，挡在幔外面的风开足了超高速扑来，于是“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像剥了一层皮那么一爽”，他召唤着“让大雷雨冲洗出干净清凉的世界”。⁽²⁵⁾这明显地预示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很快就会出现光明灿烂的前景。茅盾通过这些作品，出色地表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时代特征，绘制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巨幅图画。

原载《教学通讯》（社会科学版）1984年2期

作者是茅盾研究学会的会员，曾于1984年以此文参加“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