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谜》评介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缺衣少食,城市一片废墟,全国满目疮痍。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又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发展的势头还有增未已。日本经济起飞、民族振兴的奥秘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专家学者们广泛的关注。近几年我国也译介出版了不少有关论著,但大多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日本之谜》(作者:梁策)一书,则主要是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现代日本人的观念意识、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希图从经济学以外的因素来揭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之谜底。作者不仅通过他在日本两年留学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广泛接触社会的事例中提炼出具有说服力的见解,而且还处处联系历史传统、社会变革进行深入的分析,把问题提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来研究。这是一本读起来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好书。
作者首先对日本“国民性”的特征进行了发掘。人们一贯用樱花来象征日本的国民性,这个比喻很形象。每一朵樱花单独看很单纯、柔弱,然而无数朵樱花形成了“花云”的时候,就会使人感到一种繁茂无比的气势。日本人民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平凡、谦卑,而当许多人形成一个集体时,就会成为一支严整的队伍,发挥出很大的能量。被认为,这是由于日本人有一种“集团意识”的缘故。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一个人属于哪一个集团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与这个整体的利益、命运息息相关。如在公司或商店任职的,开口闭口是“家里的公司”如何如何,对他们来讲,这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个观念。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小到几个人的聚会,大到面对国家的事情,每个人都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自然形成一种合作气氛的凝聚力量。
正因为日本人具有这种“集团意识”,他们的工作效率之高也是惊人的。并不是每一个人有什么超常之处,而是由于集团内部的结构,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配合合理,不产生“内耗”,使每个人的能量能够尽可能地充分发挥之故。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任职的公司并不只是与自己结成某种契约关系的客体,而是将自身融合在其中的主体。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是一个人最应具备的品德,这不仅是他们生活的依赖,似乎也是他们感情上的寄托。
这一点也体现在日本人尽职、敬业的精神中,在他们的观念中,尽职是一个人的起码道德。在日本的城市里,到处弥漫着忙忙碌碌的气氛,不论是匆匆赶路,还是分秒不差地完成自己的那道工序,还是商社人员的紧张工作,都显出一种拼命的精神。拼命地工作在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工作第一”的观念已融化到社会心理和传统之中。
这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快节奏、高效率。作者用日本女职员走路的那种紧张而有节奏、恭谨而又认真的“小碎步”形象地说明这是日本社会生活的绝妙写照,象征着整个日本民族都在以“小跑”的姿态工作着、生活着。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开发头脑,这是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人以有教养、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为荣,这是他们现代意识的基础。如大学毕业生在填写求职登记表时,除了写明在学习期间所学各科的成绩外,还要附上自己的诸如“英文打字”、“汽车司机”、“计算机操作”、“某项体育运动选手”等合格证书,以表明自己的多种才能和具有“自我开发”的能力。即使普通的日本人,无论是公司职员、小商贩,还是家庭妇女,都有自己的知识专长,被认为这是有教养的标志。如有机会,每个人都会尽量表现自己得意的领域,不会故作谦虚,这已成为一种风气。一般说来,每个日本人对别人的个性表现都持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这也应是个人才能的发挥不致受压抑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通过在日本的所见所闻、社会上的一鳞半爪,不仅细致入微地了解到某些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而且还深入挖掘了形成这种思想意识的社会、历史根源。
日本原是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国家,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以中国文化为模本的,道德观是儒教的克己主义。然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开始接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掀起了一场把整个民族从落后的东方式的中世纪中解放出来的重大社会变革。思想界批判了“温柔、敦厚、揖让、寡欲”等克己主义道德观,提出了“健康、知识、富有”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接受了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旗帜的近代文明。尽管这种接受在当时来说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捕捉到了近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其中心思想是把人和人性从封建思想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发挥人的天赋。因此,战后日本很重视教育:学前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都很发达。可以说,日本战后的现代化过程,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的振兴过程。
“生活作文运动”是日本现代史上一场颇为深刻、影响颇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个运动,起初只是在作文方法的改革上提出“生活记录”的口号,要求学生作文以各自的亲身经历、现实感受为题材。这种思想很快扩散到歌曲、小说、诗歌电影文学等领域,后来即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想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
在日本,普遍形成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人们认为,必须在自己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去理解周围事物、理解社会、理解世界。如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电视剧《阿信》就是以整整一个时代为背景,忠实地记录了日本民族深受军国主义之害,从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到战败,终于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走上了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的真实历史过程。这就是日本的文学艺术,大力提倡在丰富的生活和艺术感受的基础上,去进行艺术创造的典型。又如日本教授讲课的方法与中国不同。在他们看来,知识并不是人们已确定好了的现成结论的集合,而是永远处于发展状态的广大领域;不仅要学生记住便行了,而且要每个学生以事实为出发点,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去进行探讨。正因为这样,他们经常只提出问题,而不下任何结论。
这种教育思想方法,作者称之为“柔软性”,即人的认识要“柔软”地紧贴复杂的现实。
在对待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日本社会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教训:即使在某个时期的科学观点看来是完全荒诞不经的东西,将来也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现代的日本人汲取了这一教训,不随便否定、扼杀新的事物。
这种“柔软性”还表现在日本国民对待语言的态度上。日语中的外来语可说已泛滥成灾,不仅科学上的专门用语,就连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也有许多外来语。大家都知道,过去日语中主要是汉语词汇较多,而现代日语则以西方的外来语后来居上,现代日本人以能熟练、准确地运用流行的新词汇为有教养日语系统的这种“开放性”,有利于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不仅丰富了日本民族的语言,也大大丰富了日本民族的思想。新思想的输入,适应了高技术发展的时代需要。
可以说,这种“柔软性”的思想方法,虽然使日本人不善于创造很鲜明、很彻底的理论,缺乏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能力,但却能灵活地适应多变的现实,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坚持“开放”不可少的因素。
日本的传统文化,原是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在“攘夷”不成之后,又被迫接受了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实行了“拿来主义”。因此,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有着多维结构的价值观存在。如在日本家庭中,风格迥然不同的“日本间”和“洋间”可同时存在;在宗教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和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处。这是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多角化的结果,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使日本形成多维价值观模式的另一因素,是近代科学史上某些具有深刻意义的现实给人带来的启示。如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对立的,然而两者都是有效的。人类用来说明世界的有效方式很多,因此,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唯一有价值的,从而否认其他方式的存在价值。
因此,现代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样化。大到宗教、小到衣食住行都不拘一格,各有所适,和谐协调。日本民族最善于吸收他国、他民族所长,将自己既置身于世界文明先进潮流之中,又使某些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当然,从社会制度的本来关系来看,这种文化生活中的多样化,仍是日本社会的“末”,是一种生活现象;而就日本社会制度的“本”(质)来看,则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因此,作者在肯定日本国民性的许多优点和特点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他们不可克服的缺点和弊病。
正因为日本是崇尚外来文化、汲取各种外来文化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在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那些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唯利是图,崇尚享乐的心理和习惯也就随之滋长;高技术、高效率给人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但同时也造成了缺乏高情感和人情味的异化环境。日本人普遍缺乏深层的精神生活,思想浮浅,缺乏道义的激情和正义感,人情淡如水。有人担心,日本在世界上会成为一个有钱而没有朋友的民族。
在日本家庭中出现了“松散化”、“弱体化”的现象,有增无已的离婚率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小规模化,带来了严重的老年问题;少年儿童由于从小娇惯成性,构成了日本又一大社会问题——青少年“家庭内暴力”、“校内暴力”乃至犯罪问题;还有日本的自杀率也是举世闻名的。
总之,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正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病”。
最后,作者还希望在研究日本之谜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探索一点有用的东西。他以他的导师的谈话作结道:“日本现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国文明的道路。但是,这一条路不一定是人类唯一的文明道路。人类可能还有另外的文明道路,这条路应该既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不使人的感情生活的环境‘非人性化’。如果真有这样一条道路的话,日本是没有力量成为开拓者的,因为日本国家小,文化传统不深,‘底气’不足。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
载《日本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
笔名“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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