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那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情系那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王思平

我在澳门工作时的至交吴志良博士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探讨了澳门的城市精神灵魂、文化性格和居民的心理结构，认为“澳门发展成为了中西并举、古今同在、雅俗共存、多元复合的城市”，“创造出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可以共生共存的社会环境”，“形成了祥和安定、保持对话、信任合作的社区生活。在澳门居民的心理结构深层，没有非黑即白的极端，没有你死我活的悲情”。这实在是对澳门最精当的体味和概括。因此，用这个标题而非直白的“情系澳门”，是暗含了浓浓的赞许、喜爱、思念、牵挂之情。

我身边只要是在澳门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熟人，说起澳门来时，都是一往情深的样子。只要是这样朋友群的聚会，话题的中心永远是澳门。这个区区30余平方公里，50余万人口的城市，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这样吸引着我们甚至让我们魂牵梦绕呢？！

可能是从事过不短时长港澳工作的缘故吧，对两地人算得上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相对来说，澳门人的人情味更浓，相处起来感觉自然、亲切、友好、温馨、舒适，没有丝毫的矫情和造作。因此，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一段时间之后，对这个城市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自然就如同家人般亲近，情感自然而然密切起来。

尽管我在澳门工作只有3年两个月，可是返京后只要澳门朋友来京，每每总会电话问候或见面欢聚，每次听到他们说“思平，很怀念你在澳门的日子”时，心里骤然一股暖流升起。其实，在澳门时，更多的是澳门朋友对我的帮助和工作支持；而我，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他们的正当合理要求提供帮助，请求支援。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陪同时任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的崔世安（现任行政长官）四上北京，请求外交部、国家文物局、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与我部的支持，和崔司长渐渐熟稔起来。之后只要在澳门遇见，崔司长总是先伸出热情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并展露热情的笑容，“思平，最近好吗”。在南非德班世界遗产大会上全票通过澳门申遗成功，崔司长他们身处德班时，第一时间让身边顾问给我打电话，告知成功消息。我当天草拟中联办致特区政府贺电，由白志健主任签发径送特区政府总部，并于翌日和特区政府的贺词一同在澳门影响力最大的传媒《澳门日报》上刊发。当时的何厚铧特首和特区政府对我们中联办的即时行动非常感念。因此，当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当年前往澳门出席活动，何厚铧特首宴请他时，特区政府以何特首名义专函白志健主任和我，邀请出席何特首宴请松浦晃一郎先生的晚宴。因为中联办之前从未收过类似请柬（只邀请一把手和一个处级干部而撇开中间层级领导），我们办公厅咨询特区政府何以如此时，答曰，我在特区政府申遗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故而专此邀请。本来澳门申遗予以协助是我份内职责，但澳门人却总是这样，把他人对自己的帮助支持铭记在心，并总是适当表达出来。所以，对这样没有悲情常存温情的城市和人们，久居之后怎么可能不念之系之？！又如何不魂牵梦绕？！

久居澳门的人，对所谓世界赌城光怪陆离、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奢靡生活毫无感受；相反，倒是切身体会到小城居民的恬静温良、平和友善。小城逼仄的街巷，即便堵车，也毋需交通警察出面疏导，更不会喇叭高声鸣叫，司机和乘客均会安静地等候，绝少听到抱怨，更绝无可能辱骂。在这样环境生活久了，人心自然平和了，相处自然温良了。

澳门的协商政治是澳门社会保持温和宽容的根本原因和保证。澳门社会没有政党，只有大小不一的两千余社团。每到立法会立法委员选举、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推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推选等时，各大社会团体和特区政府召开闭门会议，协商推出候选人。尽管协商过程中，有为了各自社团利益考量的纷争和较量，但绝不会人身谩骂和攻击，更不会有绑架和暗杀等威胁，在理性冷静的君子之争的协商中，最终取得大家认受的协商结果。因此，社会大众看到的还是协商一致后和谐欢欣的局面，绝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选举中的声嘶力竭、相互揭丑甚至辱骂围殴等损耗社会元气的现象。并且，特区政府、社会团体也在这协商过程中越发凝聚了民心，加深了情感，和谐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