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瓜开始

从西瓜开始——说说我与《流石》

生于北京的福建人,现旅居波士顿。

2006—2009年就读于四中,担任过文学社社长,《流石》首任主编,团支书,兼任过语文课代表,文艺委员,《高中毕业纪念册》主编。上课不睡觉看小说,下课不写作业。毕业后于美国卫斯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主修社会学,辅修经济学。校击剑队主力佩剑手,参加过新英格兰冠军赛。2012年上半年周游世界。大学期间在环球律师事务所、深度传媒和《国际财经时报》实习。

没想到我也终于到了可以云淡风轻地说“想当初七年前……”的年纪啦。

七年前,北京盛夏,我们刚入学的高一学生正在军训,迷彩服被汗水和泥土浆得又黏又硬,蹭在皮肤上感觉像是雨衣,很是有趣。但当时的我可不这么认为,在站岗打拳练军姿的时候我满脑子只有冰水里浸着的大兴西瓜,薄皮脆沙瓤。

我们班当时的班长汪胖子因为骨折所以不能军训,于是全权掌管了军训小报,他跟我说,听说你能写,反正每天都要写总结,你就顺便给我们投稿吧。于是我勤勤恳恳地把我对西瓜的向往之情抒发得钜细靡遗,还顺便拓展到了拌凉皮桂花糕麻辣小龙虾。当时本没觉得会有什么人看到,因为大家刚刚入学,谁都不认识谁,这份小报也是粗略的打印本,每天一份,只有十一份,全年级传阅,男生排看完女生排看。

不料发出后读者反映无比强烈,军训结束的时候全年级都知道了实验班有个女生专门在大家拉练的时候写好吃的气人。从四中毕业后,我先是去美国求学,中途环游世界,绕了地球一大圈,再碰见一个四中校友,报上姓名后对方第一反应是：你不就是爱吃西瓜的那姑娘吗……

拜此所赐,黄春老师初建文学社的时候,我作为军训小报撰稿人很荣幸地收到了通知。关于文学社的活动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而且对于一堆人坐着谈文学这个想法不寒而栗。但是一说要办杂志我就感兴趣了,但也不知道杂志会办成什么样,当时的我是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心想正好杂志还没有定型,与其加入制作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刊物,还不如先发制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于是我愣头愣脑直接去了黄春老师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高一的吴昕悦,我想做校刊。”

黄春老师说：“那你想在校刊做什么呢？”

我一愣,“主编呗……”

现在想起来这段对话,真是要被自己的无礼和天真笑死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和黄老师聊了很多关于校刊的看法,希望它是什么样的定位,同学们可以怎样参与,说得嗓子都干了——现在想起那个情景也会觉得心中犹如满满羽毛被春风鼓起：一个十五岁的小孩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参与计划着一份杂志,并且初窥其雏形。

后来当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才知道它是多么艰难。

从选稿,到排版,到联系老师和领导,再到校对和印刷,当时的辛苦在现在看来都是最快乐的事：因为编辑分布在各班,我每个课间风风火火地去催稿,各个班的人都知道我经常出来抓人；所有编辑的手机号我都背在脑子里,做梦的时候都能把电话拨出去；大家校完稿黄老师请饭,我和张思迪换了个眼神,结账时所有编辑都把自己那份钱垫在盘子下面,绝不让老师掏钱……当第一期《流石》一摞摞带着墨香整整齐齐地出现在语文教研组会议室里时,王宇钧拿起一摞,仔细地翻了翻,小心翼翼地放好,笑着只说了一句话：好沉啊!

我很感激,我第一次参加学生社团就能够和这样的朋友和同伴一起工作,也正是他们让一向任性散漫的我意识到：作为社长和主编,当矛盾和误解出现时,我有责任去保护我的编辑和社员们。高三卸任时,我们最后一次一起领了《流石》,我说你们以后也不要再叫我社长大人啦。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毕业之后,有小编辑跟我约稿,如果我不是很忙的话都不会回绝——毕业这么久了还是要回去交作业啊。有知道我发表文章的朋友看到我码字的时候会问我又是哪家杂志,我说是我们高中的校刊啊,《流石》,如果你没看过,一定要看一看。

总有别的校友跟我说现在的四中同学和当时的我们很不一样,有代沟了。我倒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有学长学姐觉得四中之风不再了呢,我们是什么样的,四中就是什么样的。

去年回四中看了一眼,和一些同学聊了聊,大概明白了他们所说的是什么。

青葱少年们一如我们当时一样抱怨做社团好不自由啊——尤其是还要有负责老师,面对这样的抱怨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面对一拍胸脯就敢说“出什么事情我负责”的热血少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承担越多的责任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力。他们也将和我一样,以为走出四中之后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然后发觉自己是个被四中宠坏的孩子,责任从前有人帮你担着,你看不到感觉不到,现在是实实在在压在肩头了,比想象中的沉,却没有想象中的美。

上了大学之后,我也接受一些杂志的约稿,大多是留学生圈杂志,由几个年轻聪明的名校学生组织起来,一晃四年,每年都有蓬勃新生的,也都有黯然解散的。学生刊物,最大的亮点和最大的弱点都是学生,学生有时间有热情,但是两三年一过,组织的人毕业了,便只剩了一个空摊子。这样的事情总让我想到《流石》,我想它是幸运的,因为有四中的老师们在支持着它,如今数来也是六个年头了,几度学生来了又去。离开的四年里,我越来越理解成人,却也忘记了自己当时作为一个孩子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