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山其人其事

杨守山其人其事

陆建东

在知青的眼里，杨守山是个独特而又神奇的人物，让人费解而又尊敬的人物。

杨守山生于1933年，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少尉军衔时年仅22岁。1958年随着十万转业官兵来到北大荒，来到查哈阳，来到海洋农场三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年值25岁。他把一生献给了农垦事业，献给了查哈阳富饶而美丽的黑土地。

杨守山同志于2008年5月29日在大庆市逝世，享年75岁。他的二女儿杨立君告诉我们，父亲生前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遗言四句话：“一生跟着共产党，终身献给大农垦，膝下只有四小儿，骨灰撒在嫩江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后向党简朴的倾诉。不管是顺境、逆境，还是遭受屈辱，他从没有动摇过，永远和祖国，和党，和知青，和农垦事业，和查哈阳在一起，永不分离。

儿女们遵照老杨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嫩江里。

（一）

1968年底知青们涌到查哈阳时，这个全国第一个机械化农场，已经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沦落为“文革”的重灾区。刚改建成兵团，百废待兴，举步维艰。于是不得不陆续地解放一批农场干部，以济时需。在这支队伍里，有解放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农垦干部，也有为数不多的开发北大荒时期的干部。五连的杨守山就是其中之一。不过，1968年时他还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在牛棚里被监督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才被委以副连长。在知青的眼里，杨守山是个独特而又神奇的人物、让人费解而又受尊敬的人物。

我们知青到五连时，所谓被专政的阶级敌人，开会前都要拉出来批判一阵。杨守山的罪名是走资派，蒋国英是地主分子，还有从兴凯湖过来的魏绪永、林从起、翟万义、梁成瑞，被称作“二劳改”。梁成瑞原来是《光明日报》记者，被打成右派后到兴凯湖接受劳动改造。迁到五连后曾用英文写专著《中国的大豆》，1979年回北京后，到《自然辩证法》杂志社工作。崔华生16岁时给一个“反动组织”送了一封信，其他一概不知，结果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翟万义是河北农村人，到北京找活干，1961年在北京火车站碰到北京市公安局收容“盲流”，把他拉上闷罐车，到了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二劳改”。这样的十来个人归杨守山领导。精瘦的他，站在这些人的前面，像是脏兮兮羊群里，挺出个瘦骆驼。这个瘦骆驼，为这些任人宰割的羊羔们遮风避雨。批判会上，他站在头一位，代替这些唯唯诺诺的阶下囚，响亮地应答，谢罪，因此，他挨的拳脚和唾沫最多。干活时，他又冲在第一个，不让别人露怯，更不让别人攥住话柄。因此，在这群人里头，他的威信极高，对他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只有他们几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杨守山带头说笑话，侃大山，逗闷子，竟也是有说有笑，热闹异常。

这是杨守山给知青的初步印象，骨瘦如柴，四肢细长；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脑子好使，机智灵活。

他是劳改队里的活跃人物，后来，成了五连的中心人物。

（二）

我和杨守山有过私下的交情。

第一次去老杨家喝酒是1970年的大年初三。之前，他跟我说过，我只当开玩笑，回应他说，你敢请我喝酒，我提十斤酒来。我心想，你是没有解放的农场干部，我是武装连的机枪班长，晚上还和战友们背着枪到你们家查夜，喝哪门子酒？到了初三上午，老杨真的来请了，我倒抓瞎了，食堂没有酒。好在魏绪永有两斤白酒，分装在两个盐水瓶里，我给老魏说好话，付了老魏一元人民币，拿了一瓶酒就到老杨家去了。当时老杨家住在东头的土屋里，门口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小披房。南北炕的小屋很明亮，屋里暖洋洋的。炕桌上的盘子里放着“迎春”牌香烟、瓜子、花生，茶水早就准备好了，场院主任拱司有坐在炕上抽烟、喝茶。客人就我们两位。老杨家最显眼的摆设是照相框里他身着少尉军装的大照片。当时我就想：老杨是真的要朋友，真想找朋友说说话。对素无交往，甚至鄙视他们的知青，也如此盛情款待，很明显的和一般农场干部不一样。

喝酒间，老杨不时流露出对上海的眷恋。他想念在朝鲜战场上，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教他识字，教他学文化的上海籍志愿军战友。怀念他曾在上海驻军三年多的青春岁月。老杨告诉我说，到上海后不久战友就结婚了，他闻讯，马上买了两个单人沙发，扛到国际饭店边上一条小马路的弄堂里，放到战友的新房里。我们那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啊！有十来年没有联系了。老杨希望我回上海探亲时能帮助他找到老战友。他还能记住新昌路几弄几号。1974年我找到老杨战友的旧址。邻居告诉我，该人早搬走了，可以到单位去问问。我又赶到杨浦区的上海工具厂，厂里告诉我，该人调到重庆量具刃具厂工作了，并且给了我地址。我立即写信告诉老杨，他如获至宝，马上和老战友重新联系上了。

老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在天寒地冻的环境里，豪饮，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用饮酒来和战友们联络感情，深化感情。

1986年，老杨来上海和我、锦兴、金生又是一场“感情深，一口闷”。1988年12月，绍林从哈尔滨市拉400箱董酒到齐齐哈尔市和老杨合作销售，每天四顿酒，有时半夜也要喝一顿。战友之间的把盏畅饮，能驱逐精神的劳顿，能安抚疲惫的心灵，能松弛心理的压力。杨守山酒后一挥而就，写了十章杂句，赠与绍林。摘录几句：“省城战友送情来，兵团年代一井水。”“山川美，省城来亲人。热泪流，情话说不完。”绍林一边和老杨喝酒划拳，一边倾听老杨对自己的评价：“年龄不大，志气豪。资历不老，经验多。言语不多，能力强。”绍林那次齐市之行非常开心。

（三）

1971年，老杨终于被摘掉了帽子，被任命为五连副连长。他分管后勤包括食堂工作。在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他尽心尽力。通过各种渠道到北山里把粗粮换成细粮，让知青多吃细粮，让伙房的炊事员想办法粗粮细做。他把军队的好作风带到平时的工作中，大冬天往地里送饭，他要求动作迅速，馒头一出锅，盖上被子立即往地里送，尽量使大家吃上热乎馒头。大热天他按军队学来的办法，用香精、醋精、糖精兑深井水做成的“三精汤”，使在烈日下辛苦劳动的战友们喝上解渴又好喝的饮料。这种土法做成的饮料比现在我们在烈日下喝“雪碧”还要爽。

老杨在五连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从东头搬到食堂南面的土平房里。这是他刚被解放到食堂当司务长，刚能伸展拳脚，他就把“南泥湾精神”贯彻到管理食堂工作中去。他向连长孙贵在菜园子里要了一块地，让食堂的工作人员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去管理。然后把菜拿到五十五团团部去卖，换来的钱再为食堂买油盐酱醋。

他对知青是非常关心的。1977年3月，天下大雪，上海知青忻玲珍得了黄疸性肝炎，送到齐市传染病医院，医院没有床位。老杨知道了情况后，第二天一早，就冒着大风雪拎着三斤猪肉、一桶豆油到齐市传染病医院疏通关系，让忻玲珍顺利地住进了病房。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忻玲珍康复出院，顺利地回到连队。

老杨第二次搬家时，五连已经有了大发展，盖了好几栋新砖房。一式的红砖房，蓝窗格，看着很喜庆。老杨的新家在连部的后面，不同的是：屋里有两铺炕，进门的一铺炕是接待客人用的，另一铺里屋的炕供家里人用。摆满照片的镜框里，老杨着少尉军官服的相片依然放在显眼的位置。

这时老杨更忙了，经常到老杨家串门的有许多知青朋友，还有宝山粮库的老少爷们，北山里的人，大苇子的，街基号的，等等。我在他家的酒桌上还见到过宝山医院的大夫，说起一些高血压的治疗方法。这时，老杨的讲话更气壮了：胃病算个啥，我看了好几年都没有看好，一拉小车（指春播），一扛麻袋，一顿消五六个馒头，胃病逃跑了。他在和知青们的闲聊中自然而然地要求大家依靠组织，依靠党。不仅自己要进步，还要和大家一起进步。知青们也把他当作知心大哥，跟他无话不谈。他有时谈吐夸张，确很受用。讲到连队管理，他说，那不跟车老板赶车一样的道理吗，有的马年富力壮，看样子跑得很欢，但套是松的，你就得拿鞭子狠抽它。有的马老了，跑得不欢实，但套是紧的，它尽力了，你就不要抽它了，扬扬鞭子就可以了。40年后，当了多年总经理的杨金生、当了20年书记的严锦兴都说，老杨的这些智慧让他们受用一辈子。

为了工作，他特别擅长公关。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甘南县宝山粮库的领导，就成了他家酒局的座上客。五十团五连的人到宝山粮库买副食品就方便多了。有一年春节前杨金生副连长和杨守山一起到宝山粮库拉来了满满一车的猪肉、羊肉、鱼、鸭、冻梨等副食，让知青和老职工过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春节。为了给五连多搞木材，盖房子，老杨请来了北山里的人，喝酒，聊天，交朋友。之后他在五十团驻齐齐哈尔办事处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为五十团，为查哈阳农场搞到更多的建材，杨家的酒局一个接着一个。甚至为了老战友严锦兴上海的工厂搞到火车皮，1984年在齐市，老杨把齐齐哈尔铁路局的领导和计划处长请到自己家的餐桌上。

前年，杨守山的二女儿杨立君来上海，她在哈师院中文系毕业后，分在大庆市工作，现任大庆二中副校长。她说起考大学的时候，家里天天有酒局，她一怒之下，在大门上写了四个大字“杨家酒店”。她说，爸爸整天忙忙活活的，一点钱都没有攒下，家里的炕席都是查哈阳带来的。她结婚时爸爸给她的两把钢折椅也是上海老战友送的。

这就是独特的杨守山，让五连战友永远怀念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