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只在梦中
邢培恩
我的大学梦,一直只是梦,但却是我人生的一种追求。
我们兄弟几人尚在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对我们说:“我这一生吃了读书少上学少的亏,这,不能再在你们身上重演。你们就是要读书上学,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们读书,你们能上到什么程度,我就供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家庭熏陶、教育、影响和要求之下,读大学,成为我幼时的梦想。1966年,哥哥在天津一中读到高三,我是初中三年级,弟弟小学六年级。
“文化大革命”砸碎了父亲的家庭规划,上山下乡运动使我和读书上学彻底挥手告别,而且难言再见!
初到连队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是哪位高人,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大博士”。如实说,基于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我从心里并不十分反感这样的绰号。但在当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大的政治背景下,这个绰号则明显带有某种贬义,需要我付出更大的体力才可能削弱“大博士”带来的副作用。体力的极限限制了我,客观地说,我在人们心目中不属于能干的那类人,特别是在割麦、收豆、铲地这类纯农业劳作方面就更为明显。我不知道,“大博士”这个绰号对我圆大学梦是喜还是忧,更不知是利还是害。
两三年之后,一件很少有人事前知晓的事情在心深处刺激也刺痛了我。有个知青被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选调回城读书去了。不知是一种什么感觉,如果他去读的不是外语系,也许还不觉得什么,偏偏他读的就是外语系,真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自幼喜爱外语,来到兵团,虽不敢说焚膏继晷,但也是坚持不辍,孜孜以求。读大学,那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梦想!
心痛之后,冷静之后,我丝丝地感觉到了知青政策的变化和松动。回城读书,这是天边出现的第一缕晨光。虽然,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仍然宣传得愈来愈烈,但是,城市建设的需求,往大里说,祖国发展的需求还是需要我们这些知青的,我们仍然可以怀揣着求知的欲望,未来的某一天走进大学的课堂。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已经给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我甚至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不能浪费时间,应该要非常努力,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得到最大的提高。
时至1973年,兵团里已经有一些知青以各种因由返回城市,其中更有一些人回城读书,而且国家也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在知识青年中选拔大学生。这似乎是“文革”中废除了所谓旧的高考制度以来,第一次通过所谓的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考办法,面向知青招收大学生。而究其实质,和所谓的旧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基本上还是要通过纸面上的考试成绩来决定一个人的取舍和命运,只不过是考前需要贫下中农推荐,而我们兵团则要经过连队推荐上级批准,有些科目可能是开卷考试,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和创意。
面对如此的形势,连队出现了“百舸争流、千船竞渡、万人争先”的局面,知青们无所不用、争先恐后地希望“上岸”。有些知青,就是在这年返回连队时,主动地向连队领导馈赠礼品以示亲近和友好;一些所谓的大龄女知青(所谓大龄,充其量不过一两岁之差)临近推荐,到连队领导的家中,痛哭流涕,诉说家庭生活的困难及个人问题的芥蒂,竭尽所能希望获得领导的同情,借此良机早日脱离“广阔天地”。
在当时,我们都不齿于这些行为的,但是,他们却是成功的,不管是不是读书的料,都成功地离开连队返回城市去读书了。
就我自己而言,心中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难言的期盼,我太希望自己能够被推荐上了,毕竟我是连队里大名鼎鼎的“大博士”啊。但是面对现实——残酷的现实,我们真的无可奈何。虽然如此,我们也从不抱怨从不怀疑当初我们学校及其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甚至我们还会对自己做人的这种骨气产生一种欣赏。我一直认为,尊严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奉献尊严,等同于奉献生命,失去尊严,等同于失去生命,代价太大,付出过多。
那一年,从营部知青那儿获知,招生办就在师部办公,并且得知所谓师部招生办其实就是各大学派出的招生人员,类似今天的高考招生。于是,我决定先行用英文写一封自荐信,向来自大学的老师推荐自己。我想,即使这些老师不是英语专业的,也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就凭我信中的词汇量,也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很可能会有所动作,指名道姓扩大指标征召入学,也许命运之神就会眷顾于我,那就上上大吉了!这封信,我真是用心再用心不过了,记得足有四五张甚至更多普通稿纸之多,密密麻麻,字里行间,工整流畅,主要目的也是展示我的词汇量之丰,就是单凭这词汇量也足以打动他们这些来自高等学府的老师们。惜才是教师们的天性,我寄予厚望。
信写好之后,我特意向连队请了假,亲自去了趟师部,交到师部招生办。一位一看便知是大学老师模样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从其面部流露出的惊讶和诧异,使我看到了某种莫名的希望,这位老师微笑着让我回去耐心等待。
结局是失败的。
据说,招生办还真的给我们连队增加了招生名额,不过,不知连队是怎么运作的,结局是连队多走了一个知青,而递交英文自荐信的我并没有成功。好在我早就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仍然可以平静地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照旧生活和工作,心静如水,期盼着来年。
唉,命运啊,真是捉弄人,真是折磨人……我们这些书生意气的学生们,应对不了当时特定的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被狭隘和固执玩弄了,被无知和幼稚欺骗了。
后来,连队相继发生一系列与选调上学有关的事件,其中的牵扯和瓜葛说不清理不清,甚至成为历史谜案,使得像我一样的一些当事人读书上学的梦想破灭了!这是无以言表的伤,更是暗暗无语的痛,暗伤暗痛只有沉在心底暗自抚摸暗自疗伤……哀莫大于心死!
时间已经进入1974年了,这年回家过冬,心情是灰灰的,希望显得渺茫。即使如此,我仍然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是“材”,定会有未来。朽木则只能成为劈柴,投入火炉去引火取暖,可能灰烬都会无处可寻。我始终坚信,没有文化知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文化知识的军队是没有希望的军队,没有文化知识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知识一定会战胜愚昧,文化一定会战胜无知,文化知识迟早会有一天赢得胜利,赢得未来。在坚信和无奈中,我仍在心中坚守我的梦想——还愿,还我的读书之愿;圆梦,圆我的“大学”之梦——此时的大学也只得加上引号了。
此后,我不再特意追逐自己的大学梦想了,反而自学的动力更加足了,我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动车,在自学的道路上驰骋,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继续着自己的“大学”学业。就是在这一年回家过年,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手抄了一套四册英文原版的教科书,至今保存在自家的箱底留作在“北大”读书的纪念。(我自嘲自诩“北大”毕业,实在是对未能圆自己大学梦想的解嘲和调侃,只是这个自嘲带有些许的酸楚味道。)
后来,我从黑土地走上讲台,成为兵团学校的一名英语教师。病退返城后,很想报考大学,但当时政策规定,病退返城的知青,要在返城一年之后才具备报考资格,又是唏嘘不已,坐失良机。再后来,获得返城后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教授英语。同样,进入大学读书之心仍未泯灭,继而向领导提出准备报考英语研究生而未被批准。至此,我彻底断了进大学读书的念想,一心工作了。
我也曾进过大学读书,只不过是职工业余大学,我一直把那视为是一种“过瘾”,过一把读大学的“瘾”而已。那时,工作、家庭、生活、老人、孩子一切压力负担统统压在我们的身上,身手难施展,境遇非当年,我们学会了逆事顺办,学会了承受,更强于忍耐,善于坚韧,我们就是这样走向了成熟……
我再次走进大学,是在年近花甲之时的2006年,受聘于天津对外经济贸易高等职业学院,任客座教授。虽然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多次站在讲台上面对百多人进行职工培训,但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的感受终究是不一样的。它对心灵产生了一种冲击波,很具有穿透性,是对心灵的穿透,也是对历史的穿透——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准确地说,这是我真正的学历),站在了大学的讲坛,给大学生授课,这是历史的笑话。转而,我又笑了,我是当年的“大博士”,怎么就不能担当“客座教授”呢?难不成,我就是这样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可真不是我所希求的,这样圆梦,是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前行,我说不清。
再后来,我的同学们在网络里开了个博客,大家以文章分类的形式确定博文的作者,每人自取一名,我戏称自己为“北大博导”,调侃般地解释,几十年前的“大博士”,早就应该是“博导”了。其实,这个“雅号”,还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圆大学之梦的我那颗尚未泯灭的心,所谓“贼心不死”啊。
年逾花甲,“不死的贼心”渐渐地在淡化,回首走过来的路程,感慨万千……人生是需要梦想的,梦想是人生组成的一部分。梦想成真,是美好的;梦想难成,也是人生的追求,过程便是人生的内容。
我的大学梦,一直只是梦,但却是我人生的一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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