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污染水”及其他

“求雨”、“喝污染水”及其他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有一年境内发生大旱灾,米价大幅度上涨。为救灾民,林则徐捐献出自己的“养廉银”(俸禄以外的一种津贴),并倡议属下各官员也捐出一部分,可各官员无人响应。为此,林则徐改变主意,贴出告示说决定于某日至郊外“求雨”,并应先期斋戒。“求雨”这天,他命大家列坐于坛前烈日下,不准张伞。过了好一会,他命仆从抬来茶缸,让大家喝茶。不多一会,林则徐与众官员大吐,原来这是林则徐有意加入药物所致。他下令谁都不准掩盖,亲自一一验看所吐之物。除了自己吐出的是糙米饭和蔬菜外,其余皆为鸡鸭鱼肉等荤腥厚味。因此,林则徐勃然作色道:“求雨本是为民请命,想不到你们竟视同儿戏,难怪天不下雨!”至此,众官员才知他“求雨”是另有用心的。除了认错,都表示愿捐“养廉银”。

林则徐“求雨”之举,颇是用心良苦,然而也是出于无奈。要不是通过“求雨”令众官员出尽洋相,又怎能让他们自觉自愿、心服口服地捐上“养廉银”呢?与其说“求雨”是一次捐“养廉银”的逼迫性动员,倒不如说“求雨”是一次“当官为民”的启发性教育。这样的教育,是何等生动,何等刻骨铭心矣。只是,在封建制度下,不论采用何种手段,封建官僚到底是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树立起“当官为民”思想的,这是制度的必然,历史的局限。林则徐“求雨”之举,充其量不过是“当官为民”的一道闪亮的弧光而已。

从林则徐“求雨”的故事,让人油然想及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喝污染水”的故事:东宁静村位于浊漳河畔,这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吃水靠漳河。一九八五年,随着上游造纸厂的建立、潞城市店上镇一带煤焦企业的增加,还有一些直属企业大量排污,浊漳河更浊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河水像泥沟一样发黄,群众把水打到家里,经过反复沉淀过滤后才能饮用。后来人们发现喝了河水头发渐渐稀少,牙齿随之脱落,染上水病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来到石堕村,听说村民有时候还要吃污染水,吕日周来到不堪入目的漳河边,拿来水杯舀水,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然后又令在场的县委书记、县长、市委办公厅主任每个人都尝尝被污染了的水。“只有和群众同污共染,同清共净,才能保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大抵是吕日周率各位领导喝一碗被污染的水的真正意图了。

是啊,从林则徐到吕日周,从“求雨”到“喝污染水”,莫不昭示了这样的心愿:既为官,则当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如果说,作为封建社会为官者的林则徐尚且能有那样的觉悟,那样的决心,那么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难道不应该比林则徐有更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有更积极的态度和自觉的行为吗?

然而,同样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困难、问题和矛盾,有的为官者却照样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即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手”了,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囿于“到一到,就算好;问一问,就算了”的窠臼。其实,这些为官者心里压根儿就没有群众观点。因为没有群众意识,自然就回避矛盾绕道走,无忧无虑管自做太平官、无事官。

何以没有群众观点?何以没有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除了种种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缘故,就是他们缺乏换位思考,缺乏如临其境的感觉。他们平日很少下基层,很少实地了解群众工作、生活、学习中面临的困难,因此亦就很少有感情共鸣,很少有为不能解决群众的困难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如坐针毡的愧疚。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日周率各位领导亲临现场,并带头喝下被污染了的水,能不触动在场的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心绪?在一番设身处地与当地群众“同污共染”里,能不痛下决心解决群众的喝水问题?

建立起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为官者以下基层、摸实情作铺垫,以同甘苦、共患难作基础。唯有如此,为官者才能对群众反映的困难了如指掌,并做到举轻若重,千方百计予以解决。

“只有今天不怕喝污水,来日才能保证群众喝清水”,同理可得,“只有今天为官者不怕吃苦,来日才能保证群众得幸福”,而这不就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