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大接访”有效而有限

书记“大接访”有效而有限

书记不是万能的，“大接访”仅是权宜之计，关键是建立一个好制度并坚持下来。

中央决定，从2008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近期，有关接访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庆阳市西峰区第六个书记接待日，上午一上班，区委书记阎安同志就准时来到信访接待大厅，坐在来访群众身边，认真听取他们有关土地征用款分配、社会保障、涉法拆迁、村组换届选任等方面的诉求，当场回答问题，批转处理意见，要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尽快落实解决，力争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满意而归。据笔者了解，参加接访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大都能认真倾听来访者的陈述，耐心讲解，真心沟通，有些领导是饿着肚子接待，群众很是感动，也对接访形式较满意。

由此看来，书记“大接访”有效。一个上午，接待十几批、几十位来访群众，现场解决十几个、几十个案件，有些甚至是久拖不决的案子，同时还责成有关部门答复疑难问题。这足以证明，借助“一把手”的力量，确能促使问题的解决。因为“一把手”有权，书记一上手，“县衙”里便无人再敢踢皮球，也因为“一把手”能调动较多的公共资源，可以直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老百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书记们答复问题也要学法律学政策，去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对于提高领导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有好处的。这里顺便说一下:上访群众当场能够复述国务院有关条例，而我们基层的干部则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有些地方基层干部还没有群众懂得多，往往是群众给干部上“政策法规课”。这种“颠倒”现象使基层矛盾长期蓄积，不少事情很难就地解决，群众不得不层层上访，对稳定构成威胁。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干部不熟谙相关法规政策，不了解实情，才将小矛盾酿成大问题。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自觉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做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干部。

然而，书记不是万能的，书记“大接访”仅是权宜之计。一方面，群从利益无小事，为群众排忧解难是共产党人的职责。另一方面，书记们纵是有三头六臂，也包办不了日益增多的来信来访。拿拆迁来说，有关部门对被拆迁户的安置赔偿，心中无数，没有可行的措施，又缺乏沟通的诚心和方法，动不动就发生冲突，甚至动用警力，这种人为地制造信访案件，书记们能解决完吗?每次“大接访”总让人激动，让人拍手称快。但是，人治思维下的三分钟热潮一过，广大公仆依然我行我素，成堆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于是人们又得期盼“一把手”再度出手，如此反复何时休?所以，“书记大接访”再厉害，终究抵不上制度建设。要制定信访问责制度，规范行政行为，转变工作作风，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还得教育干部经常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信访问题令不少官员头疼。群众信访的原因多种多样，诉求千差万别，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起来很棘手。造成信访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工作方法不当甚至方法错误所致，大多数上访非群众无理取闹。绝大多数群众上访，都是事出有因。上访之路，寻求清白和公道而殚精竭虑。老百姓进城都怕花钱费事，一般情况下不会跑几百里、上千里去上访，不会费劲地去“无理取闹”。小题大做、无事生非者，毕竟是少数。再说，上访闹大之后，要么公检法等政府机构，采取“截访”等强制措施，这样做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巨大开销;要么政府财政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无论“强制”还是“赎买”，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是，上访者要按程序正常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要守规矩，不能无序上访，去不该去的地方，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引起国内、国际的议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闹腾到天安门广场，闹腾到外国大使馆，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吗?言归正传，群众找政府诉求，是对政府的信任。群众反映的问题，无论有理还是无理，政府都应认真解决或耐心解释，任何推诿搪塞，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更严重的上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一个县(区)几十万人，一般都有几十个、上百个职能管理部门，如果每个部门都能各司其职，尽好本质，需要书记“大接访”吗?书记忙于“大接访”，正好说明相关职能部门的低效乃至失职。负责就意味着要问责。很多事情本来是一些职能部门的分内工作，解决自己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各级各部门的职责所在，而偏偏就有这样一些部门和干部，对存在的问题和群众的反映，不主动调研解决，应付推脱甚至对上访群众恶言相向，不给好脸色，致使当事人在无奈之下，要么越级上访，要么借助于新闻媒体，要么采取过激措施。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去侵害群众的利益与权利，是处理不好信访问题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但不认真解决矛盾，等矛盾激化了就会压倒稳定。现在说的老百信的苦难，不只是老百信的温饱问题，重要的是指大量的民生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保障和均等化，以及某些资源应该真正为民所用、为民所有的问题，还有更加广泛的民主要求和法律赋予他们各种应有权利的兑现落实等。老百姓中间有许多无奈、无助的事等待我们的干部去了解、去解决。信访问题能否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重视群众利益，有关领导对信访问题是否真正用心，不在于问题的大小、群众要求的高低，也不能靠一两个人去“包医百病”。不要说战争年代，就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各级组织和干部，大都能自发地思考老百姓的利益，千方百计想使老百姓的困苦情景能得到改善。三十年之后不一样了，一些干部说的比过去好听，但做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不如以前。真正想老百姓的苦难，不想个人仕途，不计较既得利益的人比过去少了。如今交通方便了，离群众却远了;通讯发达了，与群众交流却困难了;干部学历高了，群众工作水平却降低了。所以基层干部作风务实一点，问题就解决得早一点，矛盾也不至于激化。医学上提倡母乳喂养，一方面说明母乳的营养好，另一方面也说明零距离接触能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最近，人民网进行了“群众与基层干部”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首位问题是工作没有责任心，对农民群众没感情;希望基层干部应具备的优良作风，排在首位的是要有服务意识，要深入基层，甘做百姓的服务人员。

上海浦东新区提出的“三有原则”，对于我们破解信访难题具有借鉴之义。即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群众的诉求，首先要做“有理推定”;面对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做“有解推定”;面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首先要对自身的工作做“有过推定”，不能回避问题、推卸责任。习近平同志最近对县委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当好班长，带好队伍。李源潮同志要求县委书记要做好“三种人”:党在当地执政团队的带头人，党在当地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在当地人民中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人。刚履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的张春贤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做官要为老百姓做点事，做人要讲感情。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就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提出“四得说”，让人颇受启迪:干部一定要有贴近群众的亲和力，让群众“坐得住”;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让群众“听得进”;有临场处理问题的能力，让群众“看得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让群众“信得过”。当年刘少奇主席曾对时传祥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这只是分工不同，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时光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已三十周年，群众信访多如牛毛，且错综复杂，面对这些细活、累活，我们的干部就要从小活干起，积少成多，积以时日，就能够解决很多群众关心的问题，做真正意义上的“公仆”。要牢记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说的一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书记“大接访”直指县级政权，足以说明郡县制，则天下安。县级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要管，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县委书记主政一方，需要直接面对基层的几乎所有问题，有具体的“三农”工作，权力大、面对现实问题的压力大、责任同样大。而厅级以上干部虽然级别高，但并不直接面对群众，不直接管农民，跟乡村的接触不多，也不用花很大气力协调跟上面的关系，责任就未必有县委书记大。我国有两千多个县，县委书记作为县级领导班子的“班长”，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具备更强烈的责任心、更出色的驾驭本领、更过硬的作风，带领群众维护好经济发展的大局、深化改革的大局、社会稳定的大局，开启城乡改革发展的新局面，肩上担子重、责任大。一个县委书记有独立的空间干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就是班子团结、稳定、发展和民生问题，其中稳定和发展最重要，压力最大。

“大接访”应该成为一个制度坚持下来。然而，再好的制度也有缺陷，我们除了自觉地遵守这个制度，还要通过另外一个制度来约束、完善这个制度，使之树立起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