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甘肃精神”的另类感受

对“甘肃精神”的另类感受

2007年4月，在中共甘肃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陆浩书记概括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继而省委又组织报告团，巡回宣讲“甘肃精神”，并举办“甘肃精神”大型展览，在各地、州、市巡回展出，不少专家学者对“甘肃精神”深入论证，广泛讲评，从而使“甘肃精神”家喻户晓，省、地（州、市）县各级党政领导积极落实、贯彻“甘肃精神”，大力度地推动社会事业全面提升。

“甘肃精神”的实质是什么？有说“甘肃精神”“是甘肃人民长期形成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准确表达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本质；深刻概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凝练升华了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包含了甘肃人民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这是对“甘肃精神”的超美诠释。还有人解读说儒家、道家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融会贯通是“甘肃精神”的哲学背景。“甘肃精神”大型展览《解说词》中说：“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严酷的自然环境、多样的民族融合、无畏的革命意志、新锐的时代精神，孕育了富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甘肃精神和陇人品格。”显然这些论证所揭示的都是“甘肃精神”的精髓。在我看来，这些论述所涉及的精神实质应该具有普遍性，置之其他省区乃至全国，也无不妥。所凝聚的应该是奋发图强的国家意志和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并非必然指向“明显地域特色”和“陇人品格”。如果言其品格，也应该是包括陇人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品格。

实事求是地讲，由于历史及自然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要有“人一之，我十之”的奋斗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困境，赶上全国高速发展的步伐，与兄弟省市携手奋进。所以“人一之，我十之”便能充分体现甘肃人民的决心和意志。进行二度叠加，便多少流露出较劲心态。人要十之，我则百之，人要百之呢？无疑我当千之。总之“我”必须在气势上压“人”、超“人”。只许“我”给力再给力，不允他人像“我”一样的给力。此中的“人”之所指，当然是同处国家行政管辖范围的兄弟省市。

“甘肃精神”的典故来源于《礼记·中庸》章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理学家朱熹注云：“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1981年，原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在调离甘肃之际，以《中庸》原语勉励甘肃人民，直到1993年8月还以此语题赠定西地区，鼓励定西人民“艰苦奋斗，脱贫致富”。所不同的是宋平书记是对原文的直接引用，取其精神，而“甘肃精神”是对原文的运用和升华，变换了词语，叠加了词句，改变了主体，创造出新的语境。原文中的“人”与“己”均针对个体，而“甘肃精神”中的“人”与“我”已指向群体，“甘肃”是主体，其“人”当然是甘肃以外的省区。原文中的一个“能”字，预设了有差距的前提，“甘肃精神”的表述中，已不再有此前提，可理解的外延自然扩大，甚至可以从多层面解释为我要超人十倍、百倍。

“甘肃精神”的正面效应显而易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甘肃的面貌彻底改变，欣欣向荣的局面已经出现。但较劲心态也在放射，各级领导在制定方略和指导工作时所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方略便是例证。直面现实，更多的情况是人有、人优、人特。过分强调“跨越式”发展、“超常”发展的口号往往使人联想起大跃进和不顾客观规律的历史教训。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一穷二白”，甘肃省委领导则说甘肃“更穷更白”，所以“干劲更大”，较劲心态呼之欲出；党中央把“大跃进”作为三面红旗之一，1958年2月9日，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的题目便是《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对已经极“左”的路线做了二度叠加，申称要“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进行革命”。是年6月，“引洮上山”工程盲目上马，“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20余万民工拥挤在引洮工地，最后落得个劳民伤财，历时3年正式下马。当时，就连十年九旱的定西专区也提出亩产“过黄河”、“跨长江”的指标，虚报浮夸达到惊人的程度，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继而又组织全民大炼钢铁。1960年被称为“生活紧张”的饥荒局面在甘肃之所以那样严峻，“干劲更大”、“跃进再跃进”的极“左”路线脱不了干系。

当然，现今甘肃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形势与“大跃进”的年代几乎没有可比性，但多少有点较劲心态的“甘肃精神”可能带来某些负效应也值得我们警惕，诸如生态环境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某些问题就值得进一步重视。

甘肃至今需要“人一之，我十之”的奋斗精神，但不可一再叠加，与人较劲。

20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