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波折的台湾之行

几经波折的台湾之行

2011年12月17日，乘东方航空公司班机，从兰州中川机场起飞，经上海浦东机场转机，当日即达台北。尽管不是直航，却感到大陆与台湾近在咫尺，转瞬可达。难怪某诗人笔下的台湾与大陆之间只不过有一条“浅浅的海峡”。然而，为穿越这浅浅的海峡，我竟然折腾了五年又五个月。

2006年8月3日，收到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理事长陈劲榛和常务监事金荣华先生签发的正式函件，邀请我参加是年10月18日至23日在台北及基隆两市举办的“华语地区海洋人宗教信仰及传说研讨会”，于是便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出入境手续的办理过程。一方面将登记表格和相关证明邮寄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由其负责办理台湾方面的准入手续，不久便寄来“准入证”。另一方面，自行办理国内的通行手续，需县、市、省三级公安部门和地方及国家对台办的批准。为此，我两去定西市，三赴省城兰州。两次填写“赴台人员审查表”，并附多份原工作单位证明。9月21日，公安系统审查程序办结。10月8日，收到国家对台办批文的传真件。至此，许可程序完毕，届时往省公安厅领取通行证之后，便可成行。于是，预定了10月18日由兰州至广州经香港赴台的机票，万事俱全，起程在即。

10月16日，欣然赴兰，只待领证成行，谁知又横生波澜！去省公安厅领取通行证，回答是：制证系统故障，近日无法排除。情急之下，请公安厅任副处级职务的某熟人引领去见制证科科长，这位女性科长坐在办公桌前，不言亦不语，缓缓地给了个冷眼后说：“你们最好向公安部反映情况！”而后便不予理睬。折腾了两个月，落得个铩羽而归。

每当想起公安厅那位女科长的“专政”面孔，便令人发憷！近读公开出版的《韩正卿日记》，1989年3月29日记有往会省公安厅长时在传达室的遭遇：“一位前额头发很少的老者，大不咧咧想理不理地询问，旁边一位站着翻什么东西的武装人员，以审犯人的口吻唆老者盘问，最后让我交出证件。将工作证递过去，他打开看时，明明我的一张小照片掉下去，那位站立者瞅了一眼，也不拾起，我也未再要，即进了大门。真了不得！公安部门一些人的专横姿态，实在令人可怕！”当时，韩正卿是位担任要职的副省级领导干部，而且有省委常委的身份，职务级别都在省公安厅长之上。看来，冷眼待人是甘肃省公安厅的传统。10月21日，我曾向时任省公安厅厅长的赵聚忠写信，署名表达意见，信中还说了些“公安”、“公害”、“冷酷”、“麻木”之类的气话。第一次赴台努力就此了结。

2007年1月28日，接台湾金荣华先生电话，预先邀请我参加将于11月份在台北举办的两岸民间文化研讨会，并嘱我克服困难，争取成行。7月份，收到台湾方面所寄入台申请表，又是填表、出证明、准备上定西市和省城按套路办理通行证手续。8月12日，县委宣传部长明确转告，中央有文件，大陆人员赴台一律冻结。当时民进党主政台湾，公开推行“去中国化”，两岸关系骤然紧张。第二次赴台的努力就在此夭折。事后，我托人复印了该文件，判读之后，才发现是本县领导误读了文件。天不助人，奈何！

这是第三次应邀赴台，屈指算来，又过了四年，尽管成行，但并非一帆风顺。早在4月12日，收到金荣华先生的亲笔信，提前预邀。8月份，进入运作阶段，10月11日，台湾方面寄来“入出境许可证”。又是填表、取证，在定西与兰州之间往返奔波，各种程序一样不少。接受“系统故障”的教训，提前一月多去兰州，前往省公安厅办证。11月9日（星期三）下午3点进入办证大厅，卷栅门紧闭，没有办公迹象，入侧门询问，回答是供电线路故障，改日来看。又是“故障”，又是甘肃省公安厅！好在次日顺利拿到《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于是往民航售票处，预购12月16日飞赴台北的往返机票，始感释然。

12月15日，欣欣然再赴兰州，小住一宿，准备搭乘次日7时40分起飞的航班。兰州市区至中川机场间，有高速公路连接。考虑到为安检及登机留有充足时间，我于凌晨5时起床后，便赶赴机场。谁知又遇坎坷，因前方发生车祸，实行交通管制，被困于封闭的高速公路近4个小时，进退不得，赶到机场已是上午9时以后，应乘的航班早已飞临上海空域，说不清是天灾还是人祸。既然“东风不与周郎便”，想就此罢休。并向台北会方电话通报，谁知金先生连续三次打来电话，要我一定坚持改乘，哪怕晚来一两日，他们可另行安排我的活动。诚意感人，于是前往民航售票处，加付600元人民币，改签次日同一时刻航班，总算安然飞抵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