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玲的散文

大地春雨：钟玲的散文

钟玲在《大地春雨》中追怀的人物，香港人比较熟悉的，想是“大醉侠”胡金铨。“朋友聚餐一定请他为上宾，他带给他们欢笑，也带给自己欢笑，在由薄转浓的酒意之中。大餐桌就是片场，他成为男主角，贮藏数十年的逸闻、掌故、笑话，滔滔涌出。满座友人不是听入了神，就是笑弯了腰，而他自己则一杯又一杯，直到他半醉了，瞪大眼一副顽童表情，很多话都敢讲了。这是他最没有压力的时刻。”作者随后加了一笔：“他平常是滴酒不沾的。”

金铨也真命薄，到医院去要动的，原是“小手术”，结果阴错阳差，赔了性命。他晚年的心愿是要拍华工血泪史。片子没拍成，拍成上演是否可以重振雄风，谁也没把握。但我们相信，他在《侠女》和《空山灵雨》几部片子所创造的电影语言，早已成为中国电影的源头活水。看李安的《卧虎藏龙》，竹影摇曳处，总觉得似曾相识。金铨拍戏一丝不苟，为了追求每一个镜头十全十美不惜“坐看云起”的精神，堪为后世典范。

徐乖是钟玲在《大地春雨》纪念的另一位知名人士，也是港人熟悉的。这位“个子高高、穿着风衣……眼珠灰黝黝的，注视着楼外的雨丝，像是深潭一般，蓄满了落寞”的“南来作家”，一九八〇年在香港病逝。

我生平只跟徐乖有一面之缘。大概是他逝世前的三四年吧，在香港一个饭局上，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钟玲说徐乖是她中学时代崇拜的作家。我在小学毕业后的童工岁月中，闲来也爱读他的作品。他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连句子也欧风美雨。记得《赌窟里的花魂》那位以花自况的女子说话的口吻是这样的：“我？我开过，最娇艳的开过。我凋谢过，最悲凄的凋谢过。现在，我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花魂。”这种对白，当年读得如醉如痴。

饭后徐先生邀我喝咖啡。闲话表过，他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什么对我的作品一字不提？”

我当时怎么回答，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时的感觉很窘。的确很窘。照理说，我不过是这本小说史中文版的编译，不是作者，大可一句“我不知道呵，你为什么不自己问他”就可打发过去。但我相信当时一定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

现在重组场景，给徐先生捉个正着，能打圆场的外交辞令，最恰当的应该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取舍的标准，各有立场，先生何必为此耿耿于怀？”

其实，细心想来，这些话绝非“外交辞令”。以《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风靡一时的无名氏，一样没有上《小说史》的榜。文学作品的评估，各有立场，确是真话。远的不必说，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点评的散文作者中，梁实秋就没有上榜。

钟玲在《大地春雨》追怀的人物还有一个共识：许芥昱教授。这名字对香港人说来想是相当陌生，但你看看下文，相信会同意，这书呆值得纪念。他是诗人、书画家、学者。一九八二年一月，旧金山湾区连天风雨，引发山泥倾泻。他的房子，三面环山，危悬于山坡之上，面对太平洋。山洪一爆发，他的房子也真的是随波逐流了。

许芥昱就是Hsu Kai-yu，生前在旧金山大学任教多年，是第一位把中国新诗有系统地英译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功臣。芥昱之死，确是飞来横祸，但当时他要是当机立断，理应可逃一劫。他却爱书如命。山洪来时，他的地下室水淹。地下室就是书房，除了藏书外还有字画、手稿。钟玲以悼文的口吻描述，“当下面的山坡开始往下倾泻之际，整个房子震动起来。你的儿子一把抓起小狗，往大门冲去，口中狂呼：‘爸爸！快走！快！’”但他没听劝告，奋力涉水抢救藏书，也因此赔了性命。

印象中有论者曾把钟玲的散文称作“学者散文”或“学院派散文”。学者散文？如果说的是文章的格调，那就是相当于英文的scholarly essay了。学院派散文，应该是academic essay吧？

以英文习惯来讲，scholarly essay也好，academic essay也好，总容易令人联想到前顾后瞻、步步为营的八股文字。翻阅钟玲历年所作，嗅不到什么学究气味。我想“学者散文”这个称谓，说的该是作者学院中人的身份吧。

如果钟玲写的是scholarly或academic essay，你大概不会看到像《狗缘》这种感性小品。且说一九八七年冬天，这位从台湾来的学者，在港大任教，离乡别井，一时感触，觉得“需要温情的支持”。有一天在油麻地附近的宠物店看到一条模样很怪的小白狗，大约一两个月大，非常消瘦，两排肋骨都露出来。后来才知道是伤天害理的店主做的好事，他怕小狗长得太快不可爱，故意饿它饭。

笼子内还有一条爱困的棕色小胖狗。小白狗虽然消瘦，生命力却旺盛极了，顽皮顶透。小胖每次想躺下来睡觉，都给小白推推撞撞地弄醒。钟玲站在笼子前面默默观察，一转眼竟看见小白对小胖做了好几次“古怪的动作”。原来小白“面对面把两只前足踏在小棕狗肩上，身子抽动起来”！

小白是女身，“虽说方向与姿势都不对”，但她做的分明是“不雅的动作”。拜性别研究雌雄同体论说之赐，钟玲四五年后才悟出，小白女扮男装，大胆“非礼”小胖的行为，在生物界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故事的结局是，钟玲不以小白不文的举动为忤，发了善心，收留了它。小白陪伴了主人十二年零十个月，完成了一段不寻常的“人狗缘”。

看过钟玲的小说或她为金铨编写的电影，想会察觉到她作品中的灵怪气息。你不会看到青面獠牙的大魔头出现，但有些故事，夜雨秋灯下读来，也会骤生寒意。

想不到我们在她的散文中也有机会领略这种味道。应该是一九八四年间的事吧，她在香港一家百货公司的古董部门看到一只玉镯。暗绿色，带深褐的矿物沁，所以是入过土的陪葬品。她看着看着，着了魔，买下来就戴上，大小正适合。这时外面突然雷电交作，大雨倾盆。

她回家后就患上重感冒，然后转气管炎，病了一个半月。人病了，镯子却盛旺起来，暗绿变成逼眼的青翠，深褐变出一层层红橙黄色，如台风前的晚霞。

说来也真怪。这陪葬的镯子，她戴上了，就生病，脱下来，就好了。她心里发毛，怀疑镯子是否吸了她太多的元气。后来一位东海大学校友看到，喜欢，说自己是基督教徒，百毒不侵，立意要跟镯子斗一斗。钟玲听后，就把镯子让给她，让她斗去。她戴上两天，就发了一次严重的红疹。

这位校友后来去了美国，正邪相斗结果如何，可惜没有下文。钟玲说这只“邪镯”是她拥有过最美的玉器，也是唯一令她心里发毛的一件。她把这段又爱又怕的因缘，写成小说《过山》。

钟玲在《三束花，送徐乖》里提到，徐乖在香港住了三十年，后期写了不少以香港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但字里行间嗅不出香港气息。徐乖先生的广东话，大概不灵光，无法融入香港社会。钟玲教授原是“老广”，在香港生活毫无沟通问题，我们相信她定居下来后，像小白小胖这类香港故事，将会陆续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