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阴霾满天到阳光灿烂
何启治
想和读者讲一讲残疾人作家赵凯的人生故事,脑子里也浮现出另一位残疾人作家贺绪林的形象。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当代》杂志分工管西北地区。老编辑龙世辉把他在来稿中发现的有点基础的稿件转给我,其中就有残疾人贺绪林的日记体中篇小说。为了去看望贺绪林,我从咸阳下车,辗转走过乡间尘土飞扬的土路,终于找到了瘫卧在床上的他。1983年的《当代》增刊“新人新作专号”上,贺绪林发表了歌赞善良人性和顽强奋斗精神的中篇小说《生命之树长绿――一个残疾者的住院日记》,随后他用稿费买了轮椅走出了家门。不久,他便被陕西省作协分会吸收为会员。几年前,他又把一部相当不错的长篇小说《昨夜风雨》寄给我,那叙事的生动流畅和文笔的老到成熟真让我惊喜。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贺绪林终于登上了创作人生的又一个新台阶。
无独有偶。大约在1994年,我就陆续收到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残疾青年赵凯的来稿和来信。他是从有关《白鹿原》和《古船》的文章中知道我的,来信中详述生活的艰辛和创作的艰难。他生于1970年,九岁患类风湿病,十八岁时瘫痪在床,颈椎、腰椎和双髋关节全部“锈死”,身躯僵直成了板状人。在巨大无边的厄运里仿佛看不到人生的出路。幸运的是上天赋予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艺术之光给了他坚持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然而,诚如我们的老社长韦君宜曾经指出的,我们这样的出版社和杂志社对文学青年的支持,只能是通过发现、发表他们的作品来体现,而不可能像老师改作文那样来帮助他。从多年通信中了解到,身残志坚的赵凯,看过《白鹿原》等当代优秀长篇小说,涉猎过《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也知道一点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对文学并不是一窍不通。然而,在激烈竞争中要成为《当代》和人文社的作者又谈何容易!
2005年3月的一天,我又收到赵凯求援的信,说他父亲赵英超(曾任辽中县老观坨中学校长)过世了,他已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要自寻生路,能做的还是文学创作。他在信里表达的痛苦和濒临绝望的情绪让我很不安。但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已经好几年,真是有心无力。在冥思苦想中,我突然想起了时任辽宁省作协主席的刘兆林。和兆林有直接交往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我知道兆林以《绿色青春期》、《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等作品知名于文坛,更知道他是热心助人、有侠义心肠的铮铮汉子。当过兵的兆林不但小说散文写得好,而且办事雷厉风行。仿佛是在茫茫黑夜中发现了一线曙光,我想:请兆林就近关照一下赵凯这个残疾人也许能有实际的助益吧。
第二天,我便分别给兆林和赵凯写了信。
果然,只过了十几天,兆林便给我来了电话。在长长的电话中,他讲述了他们去看望赵凯的经过。那是一个春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兆林把沈阳市文联副主席黄世俊、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李光幸和《芒种》杂志的主编张启智请到一起,直奔沈阳远郊的辽中县老观坨中学。他们在这里找到任历史教师的赵凯的四哥,然后便驱车来到浑河边的一处普普通通的村庄。兆林是个细心的人,选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来访,是考虑到赵凯得的是风湿病。
他们看到的赵家是一个建筑在高岗上的相当整洁宽敞的农家院。那是一长排六间的砖瓦房:一边三间住的是赵凯四哥四嫂和侄子一家子,另一边三间居中间的是灶房,两边分别住着赵凯母亲李玉莲和病得更重的二哥。赵凯的父亲和同样患类风湿病残的三哥已经去世。弟兄俩和母亲就靠县民政局和教育局给的每年1300元的救济金过日子。当然,四哥四嫂对他们仨也尽心地照顾着。看得出,这是一个虽然艰难但还和睦的家庭。
兆林他们看见的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浓眉大眼,因为极少外出,皮肤也显得白净,穿着很一般,但收拾得还算周正,仿佛不像身患严重残疾的人,这就是赵凯。但他们很快就知道,这只是假象。实际上,赵凯由于双腿僵直不能弯曲,既不能坐也不能久站,走路要慢慢地挪步,写东西要躺在炕上仰面举着笔纸。他二哥就更严重了,腰弯到直角以下,几乎整天躺在炕上,什么都不能做!赵凯十八岁因类风湿瘫痪,如今已是三十五岁了。
兆林他们注意到,赵凯的简易书架上有自费订的《中华文学选刊》以及过期的《当代》杂志和《芒种》杂志,还有《红楼梦》、《浮士德》、《百年孤独》之类的文学书籍;另一面墙边衣柜玻璃里醒目地镶着一排六位女模特笑模笑样还算端庄的彩色挂历图片。
他们在交谈中得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赵凯,参加过《鸭绿江》杂志的文学函授学习,写过历史题材的故事,也曾受现代派的影响尝试用猫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映人生,只是辛辛苦苦写了几十万字都没有发表的机会。兆林指导赵凯说:你为什么不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呢?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多么独特又多么感人啊。你就写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把这些写出来就是有人性深度的作品呀!兆林的一席话,让赵凯的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流。这慢慢流淌的热泪里有着多少感激和希冀啊!
临走,兆林和《芒种》主编带走了赵凯的几十万字手稿,并鼓励赵凯千万不要动摇和泄气。兆林明确表示:一定要帮助赵凯把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变成铅字。
听到兆林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的这一切,真是让人高兴和欣慰。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一下好了,赵凯再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兆林和他的同事们真诚有力的帮助,不啻是阴霾日子里的一束阳光,在赵凯苦苦挣扎的关键时刻,给他带去了几多温暖和希望啊!
果然,其后不久,赵凯的一些作品就经过兆林与辽宁省作协的指导和推荐,在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散文刊登在辽宁省一级期刊《海燕》上;稍后,《海燕》第二次刊发他的散文《母亲的手》,又被发行量很大的《读者》转载。赵凯正一步步地实现他多年追寻的梦想。我想,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赵凯当然无法和享誉海内外的张海迪、史铁生比肩,甚至也未必能达到贺绪林那样的水平,但在今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上,赵凯不再孤立无援了,他一定会努力而有尊严地开拓他的人生之路。赵凯后来在回顾的文章中写道:“在那么多年的黑暗摸索中,我躺在乡村的小屋里,从1994年到2005年十余年间,何老师与我不间断地通信,给我寄赠书刊,那是我唯一来自外界的支持与关怀,像暗夜长路中远方希望的灯火召唤我默默前行,呵护我坚守文学的理想没有放弃。”
此后不久,兆林和辽宁省作协又联络沈阳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5月在沈阳市骨科医院给赵凯做人工双髋关节置换救助治疗,让他在瘫痪近二十年后又重新获得了行走的能力。在这治疗的四个多月里,赵凯后来回顾说,我就像是一步步从备受煎熬的地狱往外面爬。当医生搀扶他站起来时,他感觉世界晃动了一下,然后蓝天绿树都向他微笑了。他开始像婴儿似地学走路,慢慢终于恢复了行走的能力。“能够自由自在地走是多么幸福,只有重新站起来的我最清楚。”赵凯后来常常这样说。
好事接二连三。兆林到北京开会,向艾克拜尔·米吉提热情地推荐了赵凯和他的小说集《想骑大鱼的孩子》。当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艾克拜尔正负责主持由中国作协等六部委举办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文学工程,请各省市作协推荐农民作者。赵凯和他的《想骑大鱼的孩子》荣幸入选,并被邀赴北京参加农民作家会议,和来自全国的八位农民作家代表坐上了主席台。艾克拜尔自豪地向媒体介绍说:“这在新中国文学出版史上是第一次。”
2009年1月,老母亲陪伴着赵凯到北京。母子俩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这是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时,朋友带领这母子俩瞻仰天安门城楼,又登上了雄伟的万里长城,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仰望母亲那飘动的白发和幸福的微笑,赵凯欣慰文学帮助他实现了对如海母爱的点滴回报;回望过去岁月,赵凯仿佛觉得自己是沿着书籍铺就的阶梯攀爬上了长城之巅。
在荣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2008年12月)之后,赵凯又相继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增刊)、《文艺报》等文学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和电影剧本。有的作品入选各种文集,并获得《北京日报》散文奖等奖项,还有文章被翻译成日文,先后出版的作品集有《想骑大鱼的孩子》、《我的乡园》和长篇小说《马说》。《我的乡园》选入全国百部农民作家大地丛书,送达全国城镇社区图书室及各地农家书屋,并在(2009)年度图书评选中被评为辽宁作家十大好书之一。2009年、2011年和2012年,赵凯先后三次参加辽宁省作协辽宁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首届影视编剧班和首届长篇小说创作研讨班学习。赵凯还被聘为辽宁省作协第七届见习签约作家,是该省签约作家中唯一生活在农村的重度残疾人。2010年,赵凯以农民残疾人作家的身份参加了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九届代表大会。其后又光荣当选为沈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并得以参加各种文学会议,乘船出海,朝拜大自然,游历祖国壮丽山河。
艾克拜尔·米吉提对赵凯的关怀帮助是多方面的:在赵凯的作品出版后,他推介上海《文学报》对赵凯作电话采访;赵凯到北京治病时,他帮助赵凯联系及早入院……
赵凯在心里叮嘱自己:一定要认真学习,精心创作,才是他对各方面关心支持所能够做的微薄回报。
赵凯创作的长篇小说《马说》全文刊发于《中国作家》2012年5月号,《中华文学选刊》同年7月号在“本刊特稿”栏予以选载,全书单行本由沈阳出版社出版。《马说》以农业生产机械化后,村庄里最后一匹老马的视角来回顾马类与人类共同走过的文明史,为当代中国文学画廊描绘了一匹独特的、有思想深度的马的形象。同时以生动流畅的笔触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改革开放年代的生活变迁,围绕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女主人公的温暖的爱情故事,讴歌了新农村新时代的精神风貌,表达了对更美好未来的希冀。此作列入中国作协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获得沈阳市“五个一工程”奖。
2011年四月,世界读书日期间,东北大学和辽宁大学邀请赵凯去和大学生们讲述他的理想和追求。去年他又接到沈阳外事服务学校和本溪市小学的邀请,用自己的人生奇迹和奋斗精神来激励年轻的学子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
2011年八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赵凯担任了沈阳残联通讯杂志社的特约记者、编辑,每月有了固定的工作和工资收入。这个曾经因瘫痪而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在照料他四十年的老母亲仙逝后,竟然能够独自生活在沈阳的出租屋里,成为自食其力、从事文化打工的农民工。赵凯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兴奋地说他为自己终于成为标准的农民工而感到骄傲。而我在惊喜之余,不禁慨叹:这真是凤凰涅槃啊,赵凯在浴火中重生。是文学给予了赵凯再生的生命,是文学帮助赵凯实现了人生的奇迹!
如今,十八岁时被类风湿病击倒瘫痪在床的赵凯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回顾二十多年来从阴霾满天、病苦难熬的日日夜夜走向阳光灿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过程,赵凯由衷地说:“三位恩师像接力赛一样关怀培植,把坐井观天的我,从暗无天日的地狱拉回到阳光普照的人间。在我苦苦爬行时,何启治老师是远方的灯火在召唤我,刘兆林老师在困境中把我搀扶起来,而艾克拜尔老师则引领我走向广阔的文学天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记者的采访时,他坦诚地说:“读书缓解了我的病痛,而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相信,这些都是赵凯的肺腑之言。
从1994年赵凯给我写信投稿以来,不觉已过去二十年了。自从他手术成功可以出行以来,两次来到北京,我却都在外地,终未一晤。直到2012年8月14日,这种“历史性的会面”才终于实现了。
赵凯是由他在网上认识的、热心助人的朋友千岛开车陪同来访的。果然是一位白白净净、浓眉大眼的东北汉子!左手为安全而拄了单拐,入座时要慢慢地、手扶沙发扶手才能坐好。但在平坦的地面上可以弃拐大步行走,稳坐在沙发上时也和常人无异。由于多年的交往和渴望已久的晤面,赵凯谈兴很浓,简直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其中的主要内容已体现在上述的文字记录中。我惊叹于赵凯不但残疾治好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很健旺,很阳光。他更自信地说:“和自己的过去比,我时刻都感觉幸福浓浓,快快乐乐。见到我的人都说我阳光。一位女诗人还笑说我是阳光制造厂厂长。其实,我只是折射了阳光的碎镜片。我能展现出来阳光的精神面貌,是因为人世间有大爱的光辉照耀到我的心灵里。现在,我每天走在人群中,时时刻刻能感受到一双双无形的慈爱的大手在搀扶着我,让我不再摔倒,让我好好向前走!”
谈话间,还播放了北京电视台为我录制的专访节目:《名著背后的无名英雄何启治》。我在这次专访中主要介绍了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兼及张炜的《古船》和柳建伟的《英雄时代》,这是我几十年文学编辑生涯中最重要的机遇和业绩。于是谈话中,又涉及到陈忠实。我对赵凯说,我祝你成为“准陈忠实”吧——那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成为陈忠实,但你可以学习陈忠实的奋斗精神,成就自己的事业!
到中午,我请赵凯和千岛去吃自助餐,然后又接着聊。整个过程中,千岛都很少说话,除了偶然插说一两句,就是处处留意、照顾赵凯的安全。尤其是出去吃饭和在自助餐馆自取饭菜的时候,他更是步步紧跟着,处处细心地照料着赵凯,就怕他万一有什么闪失。赵凯到北京,就住在他已是一家三口的家里。所以我相信,千岛这个自由撰稿人不但才能出众,而且一定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
回顾赵凯极不平凡的、奇迹一般的成长道路,我深深地感受到: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中,残疾人是特别渴望、特别需要别人的关爱和温暖的。我们健康的人,特别是掌握着一定实权的人在关键的时候伸出援手,他也许就能挺过来,有尊严地、有信心地生活下去。否则,在冰冷孤寂的漫漫长夜中备受煎熬,那痛苦和绝望真是不堪设想呢!
转眼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大概是看我有点疲劳了,赵凯和千岛起身告辞。赵凯拿起了他的拐,千岛捧起了一尺多高的书刊,其中有我送给赵凯的《当代》和《中华文学选刊》的合订本,还有我的《文学编辑四十年》和《美丽的选择》(可视为我的“文学编辑五十年)等等。我要送他们下楼。赵凯和千岛都一再劝我不要送,说您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必要。我便看着他们慢慢地下楼。突然,赵凯就在门边上转过身来,左手扶着他的拐,右手一把把我搂过去,头靠在我的肩上便眼泪哗哗地痛哭失声。我想,我是理解赵凯此时此刻悲欣交集的复杂心情,便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说,赵凯你是好样的,不哭,不哭,……你要坚强啊!
人生没有坦途。只有踏踏实实奋力前行的人,才会迎来阳光灿烂的美好明天!
何启治:广东龙川人,1936年生于香港,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副总编辑,《当代》和《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主持或参与新时期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是长篇小说《白鹿原》终审人。同时著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文艺评论若干,多部作品集在全国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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