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名字

二、爱情的名字

小时候，记住了父母的名字：赵英超，李玉莲，却不知道父亲的名字是母亲赠予的爱情信物。我惊叹于在辽河平原的家乡小村庄里还曾发生过这样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出生的小村庄，有个怪味的名字：后老薄。

虽然从小就熟悉了这个名字——你是哪个村的？后老薄的——可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为什么放在一起组成这样的词语，后来，为了写文章，琢磨家乡地名的由来，问二哥，才知道：原来，两百年前，祖先从山东登洲闯关东来到东北南部浑河边落脚，这里是满清贵族跑马占荒之地，为了活下去，就地取材，把木杆绑成“人”字架子，苫上厚草，就成了窝棚。这地方好多村名就叫“窝棚”，张家窝棚、李家窝棚、刘家窝棚，我家屋后隔着一片田地的小屯子叫苏家窝棚。“棒打獐子瓢舀鱼”，先人没有渔网鱼叉，就用草绳把秫秸和柳条编扎成帘子，这就叫“薄子”；我小时候还听到扎秫秸薄子的说法，各家屋顶铺在梁椽上用来垫胶泥的苇席，就叫房薄。深秋，在河水里钉立粗大的木桩，然后把秫秸薄子绑上，留下几个蔑子编的允许进不许出的口，鱼顺茬儿进入，戗茬儿就出不来了，像捉鱼篓子一样，布好了围城。等到冬天结冰了，在薄子围城里凿冰窟窿逮鱼，瓮中捉鳖一般；如果不这样，钻冰窟窿时，有响动，鱼就惊跑了，有了薄子阵，鱼们无处可逃，这是祖先在原始状态中的生产智慧，家乡的名字是以生产工具命名的。

后老薄中的老字，像对一个人称呼老张或老李一样，是对一块土地的亲热昵称。至于后字，因为我们村庄在浑河北岸，南岸还有个小村庄叫前老薄，就像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一样。

我们这里归辽中县管辖。辽中，顾名思义，就是辽宁中部，其实，在建制命名上，是先有辽中县，后有辽宁省，清朝末期1906年设置辽中县，东北易帜后才以“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改奉天省为辽宁省。辽中县横跨辽河两岸，我家村庄在辽河东，地处辽中县的东南部。这里是辽河流域冲积平原，九河下梢，十年九涝；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柳河、细河，河流稠密得像江南水乡，不过，我们这里大多是季节河了。

我曾经那么反感自己的家乡，因为家乡不能给予我向往的文化环境。

好男儿志在四方，一些名人大都要走出家乡，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自小就不认为自己是村庄里的人。身在乡村，心在外面大世界。考上大学，走出村庄，才被认为是有出息，学生们和家长们都以此为荣。我非常自信，我能考上，因为我学习成绩好，但因为疾病，上天没有给我进入考场的机会。十八岁，应该自立的时候，命运却把我按倒，囚禁起来。虽然说，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我仍然希望生平顺畅，甚至我后来说过：宁可平庸，也要健康。因为我热爱读书，村庄里找不到我想读的书，我读的书，在村庄里是异类，无用武之地。我羡慕城市人可以拥有图书馆，有读不完的书，多幸福啊！

在我病囿乡村的困厄日月，读到书中一些名人说如何热爱故土家乡，我虽然理解这种恋乡情结，但仍然觉得有虚伪的成分，怨艾地想：那么热爱家乡，为什么要走出来，让你放弃城市的优越条件，回到家乡村庄来生活，你肯吗？我奋斗到终于离开家乡，来城市打工，住出租屋楼房了，还不到两年，在回望中，我意识到，我真的爱家乡，那块有血缘的土地。离开才更认知这种爱恋，就像儿女可能与父母在看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反感父母的约束，可是，当父母不在世时，才悔及当初，觉得哪怕是父母错了，也不应该顶撞，不应该惹父母生气、不开心，而应该委婉折中。现在，提倡城镇化，我家乡的村庄，先进不是它，落后又不是它，就像我读书的小学校迁出了一样，总有一天，这个小村庄会从地图上抹去，只留存在文字里。

这块土地上，王旗变幻，从远古东胡到清朝，跑马占地，小时候，听说咱这里的田地归一户白姓旗人地主。解放前，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姑娘来收租粮。

祖上是闯关东来的，从山海关走旱路，到这地方落脚，生根。三兄弟，逃荒路上走丢一个，后来，两兄弟分成大小两院。家族中，还有个传奇人物，族长赵子华，我听叔伯们说过这个人物，还为他写了篇散文《我的祖先》。赵子华不是我们老赵家的人，是冻倒在家门前的小要饭花子，祖上收留他为义子，因为已经有了亲生的子富、子贵、子荣三个儿子，就叫他子华。长大后，养父母给他娶了媳妇，可惜两口子没生下孩子。后来，老族长过世，立新族长，谁当族长都有私心，就赵子华没有后人，无需为儿孙贪占，于是，众人推举赵子华这个外来人为族长。果然，赵子华秉持公平正义，领导全家族百余口人，和睦守礼，和谐安居，在乡土上建立了极好的声望。“赵花子”老了，族人一致赞同为其大发丧，这是我们村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停灵七七四十九天，鼓乐吹打不歇，天天换新供果，沿路搭长棚，过路的人都可以坐下来吃酒席，要饭的叫花子们也可以如上宾一样坐下来吃好喝好，当他们知道归天的老族长原来也乞讨过，感觉更亲乎，就更天天守在这儿吃喝了。我们一代代后辈并不因为赵子华的血缘而轻看他，从他的为人行事反而更尊敬更仰望他，好多位正宗先人都因为活得平平常常让后人忘却了，但“赵花子”却成了家族传说，一代代后人为有这样的祖先而骄傲，我们都承认他就是我们家的祖先！

我太爷爷当家时，我们这一支脉已经发展为中农人家，装粮食的麻袋上都写着庆有堂。我们家也办棚铺匠，就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给人家搭长棚。我们家屋后有鱼泡，奶奶说，她年轻时，这边烧灶火了，那边我爷爷拎着网出去，到屋后打一网，就炖鱼了。但也不会经常吃，老话讲：家趁万贯，不可鱼虾下饭。就是说，吃鱼会让人多吃半碗饭，费米。小时候听老师说：咱们这里原来可丰饶了，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因为建国后大兴开荒种粮，我小时候，不仅看不到荒地，而且，也看不到野鸡了，反而是在近几年，我病得出不了门了，人们又说野鸡可多了，侄女的孩子捡来野公鸡的彩翎让我看。

我父亲在学习上应该不是好学生，就是家里经济条件尚可，供得起，读了伪满小学、民国的高中，后来又读了沈阳师范，没毕业就因国共内战失学，然后就参加工作了。父亲最初是隶属于国民党辽中县教育科，我曾在相关资料中看到有国民党辽中县伪教育科字样。之后我父亲就娶了媳妇刘氏，生下了我大哥。那个母亲在生产我大哥时，得了产后的病，很快就走了。

半年后，父亲娶了我母亲李玉莲。

我母亲也读过书，高等小学毕业，读中学不久，就因家庭变故辍学了。

我外祖父是中医，郎中，地方乡土上的名医，我为之写过《花神——李钧衡传》，那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作品。我姥爷有好多故事，人们称颂“神针李”！我姥爷的成名故事很传奇：一男子突患腹痛，妈呀天哪，满地翻滚，冷汗涔淋，脸白失血，半欲昏死，恰好“小李先生”路过，请您给瞧瞧吧。一诊病症，我姥爷决心痛下针砭，让俩大汉按住病人，他左手拈一根极细极小的精巧金针，众人为之疑惑：这小针扎肉皮儿像蚊子叮的能治病吗？我姥爷沉着自如，右手抚压病人痛腹，问：这儿疼，这儿，这儿最疼，是吧？端严做势欲行针状，突然圆睁慧目，右手食指中指并为剑指，呼呵一声疾戳患处阿氏穴位，病人“妈呀”一嚎就不动弹了，身子僵挺了，继而又蜷缩了，就听肚子里咕噜噜噜乱响一气，“突突突”爆出连串响屁，好臭哇，病好了！众人惊叹：神了，治病不用针不用药，神仙一把抓，真是神医啊！

爷爷在世时，给我讲过，我姥爷当年去辽阳城里学医，还是我爷爷赶马车送去的。我奶奶也曾说过，她年轻时常犯心口疼，老郎中朱先生几番诊治，时好时坏，恰我姥爷学医归来，初试针石，以一根半尺多长比筷子稍细的大粗银针从颈下扎入，这般运针吓得大伙都捏了一把冷汗，后又辅之以三剂小汤药，指明镇堡外烽火台上的古城墙土为药引，从而消灾祛根了。

日本鬼子飞机去炸老北河镇的义勇军，错炸了小北河镇，扔下带翅膀的炸弹，那炸弹击穿我姥爷家房顶，掉屋地中央的八仙桌上，把桌子砸碎，然后钻到八仙桌下面的大个儿老倭瓜里。我母亲这时在襁褓中，才半岁，我姥姥吓破胆了，抱着闺女跑到院子里，哭叫着不敢进屋了。别处的炸弹惊天动地，而掉在我姥姥家的这个“小鬼子”是个臭子儿。我姥爷正外出行医，急忙赶回来，出二十块大洋，雇一个老光棍把臭炸弹从屋子里抱出来，扔到大泡子里了。老话儿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终是没有应验，我母亲后来一生中遇到的苦难，“对不起”她的美丽。我母亲的福分都在少小做女孩儿的时光里。

我母亲小时候淘气，春天里，见邻家菜园豆苗绿得像婴儿小巴掌摇摆可爱，就一气拔了二、三十棵，人家找上门来，这本无可厚非，但我姥爷认为人家心疼秧苗的大声吆嚷是太不给面子，且吓哭了小女儿为父亦痛惜，就傲然倨说：孩子是有不对，可我的孩子金贵，我不能打，不就是拔两棵苗嘛，我赔，我别的没有，就是有这身本事和几个臭钱！抱着钱匣，给人家按埯压现大洋，直腰板往下扔，说：我这辈子，不懂啥叫弯腰！

后来，“八·一五”光复后，我们乡土上流行霍乱，当时叫“火痢拉”，染病的人家被封门闭户，一家子，一窝子地死人。我姥爷面对瘟疫，百治无救，于是，带着烧酒，上乱葬岗解剖病亡孩子的尸体。这是我姥爷最失败的一次治疗，也是他医者人生最后的拼命一搏。后来，我读史书知晓，家乡1945年秋那场霍乱，是日本鬼子投降前丧心病狂施放的细菌武器。

我姥爷病故，家业败落。这时，我母亲十六岁，是花季少女。来驻防的国民党军官看上了她，托人求婚，我母亲冒险在早春月夜跳过浑河开河时那奔腾咆哮的块块冰排，逃到表姨家躲了起来，一直到国军开拔后才回家。我母亲做新娘是十八岁，她不肯攀附国民党军官的高枝，却宁愿给只是小教员的我父亲做填房，带孩子。我想像中，当年少女的母亲是抓住从月亮里垂下来的桂花树枝，荡悠过汹涌怒吼的冰排大河，跑进月亮里，跑到了我父亲身边。

写到这里，想起了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翻译的诗：我的睿智，像我六十岁的父亲；我的幼稚，像我十五岁的母亲。这诗句让我欲落泪！

因为我家三兄弟病瘫，有人总是疑问，是不是父母近亲结婚？不是！我父母的祖上无血缘关系。可知的父系和母系几代宗祖，也都没有这样的病人。而且，我最欣慰的，是我的下一代侄儿、侄女、外甥，都是健康的。我在给佛祖敬香时许过愿：如果真有天意的罪孽惩罚，那就让我一人来承受吧，祈佑我的家庭亲人平安！

新政权建立了，需要有文化的人，女干部更稀少，吃香。青春的我母亲热血沸腾地参加了革命，组织上想让我母亲做茨榆坨区团委书记。这时，发生了一件轰动乡土的风流事，我的一位家族婶婶叫革命同志给拐跑了。于是，我爷爷奶奶也就不让儿媳妇再掺和革命的事了。我父亲这时正在辽河西的学校里做教师，他也很封建思想地不支持我母亲“革命”，所以，在工作队武书记等人来动员我母亲继续工作时，我母亲只好顺从地躺在炕上，蒙着棉被装病，我奶奶冷着脸告诉人家：“大媳妇得了伤寒。”工作队来找我母亲三次，三次都没见到我母亲本人的面，不知道“李玉莲”同志是什么态度，我母亲晚年似乎也没有为不能参加工作而后悔过。但我想：母亲若是工作了，应该会比我父亲更有发展，但那样就不会有我了，有了工作的母亲不会生这么多孩子。

我母亲安心做农家媳妇了，孝顺长辈，照顾小叔子和小姑子。我母亲这一生的浪漫壮举是给丈夫改名字。我父亲本名赵庆年，是按家族辈份排行起的。母亲在新婚蜜月里，嫌新郎的名字不好，于是在新郎填写工作表格时，为心爱的人改名为：赵英超。

这是爱情的名字！

我父亲以这爱情的名字，在外面工作得风生水起，作为教师，父亲在辽河两岸的乡土上创建了多所中小学校。尤其是后期，回到家乡创办了一所十年制初高中合校——老观坨中学。作为校长，在“文革”中，父亲没得到一张大字报，没挨过一次红卫兵学生的批斗，平平和和走过了那疯狂的十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奇迹。父亲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走资派”，而是“走知派”，将教学工作抓得很有学校的样子。父亲生于农家，启蒙于私塾，就学于国立师范，效致师表毕生。父亲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粒粒粮食、也是一个个汉字营养的，做人原则守中庸，处世精神遵中国，脾性温和，是老好人，老好得没有恨怨他的人，这是他能够旁观着侧身涉过“文革”洪流的人气氛围，占了人和，才会在“文革”中踏波蹈浪、风平浪静，成了那浩荡历史时空里的一个反常了。然而，把父亲的个体放到中华文化渊源大背景上审度，其又是太正常了。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朋友在网络上读到报纸对我的采访后，给我留言：“原来你是赵英超老师的儿子啊！赵英超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曾经担任过肖寨门中心小学的校长，那可是德高望重的好领导啊！肖寨门镇现在仍健在且和赵英超老师共过事的老教师一提起你父亲，没有不说好的。你父亲虽不认识我，但我却多次听到肖寨门地区的老教师讲起你父亲，他们对老人家评价甚高。老人家光明磊落、公而忘私、任劳任怨，的确是大好人！”

父亲的缺点就是门牙略微前突，上嘴唇有点鼓。母亲满面是细密的皱纹，这遗传自我姥姥，但不影响美丽，反而美得详和。小时候，我看到过镶在大镜框里的家庭老照片，母亲的相片像民国时期的电影明星一样，难怪有先进文化思想的父亲也不支持母亲参加革命工作。一想到母亲的美丽与命运厄难的反比，我就由然心痛。

父亲人生事业的顶峰是创造了那个时代乡镇中学教育所能达到的最高辉煌，即全日制十年制的初中、高中合校——老观坨中学，在文革的异常岁月把学校办得像一个理想国的小社会，学生不仅仅学习文化课，还有劳动生产实践课，毕业走出校门后，会掌握一技之长，为社会培养输送实用人才，父亲的教育理念走在了后来兴起的职业教育前面。学校有校办工厂，有菜园、有养鸡场、养猪场和豆腐坊，有农田和车马，还有电影放映机，有公社革委会都没有的24寸黑白大电视，还有一支在全地区绝无仅有的乡村中学西洋器乐队，将军一样的彩带礼服，乐器闪耀黄金一般的光泽，遇到重大活动，这支声飞云宵的器乐队是极其耀眼的“闪电”。后来，1984年，我进入老观坨中学读书时，这里只剩下初中部，回归到只教导单纯的文化课了。

母亲在乡村家里同样活得出色，母亲是人美心地更美，买了村里第一台缝纫机，义务帮着乡亲们做衣服。那时候，每到年底家家都要给孩子们做新衣裳，别人冬闲，我母亲却连夜不睡帮人做衣服，半夜在油灯下过于困倦，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一剪子把别人的布料剪坏了，第二天母亲忙于活计，让我姐姐去集市上买了新布料补偿给人家，少女时的姐姐埋怨母亲总是热心帮别人而忽略了自己的孩子，赌气不去，母亲只好自己去买了新布料补偿给人家做好衣服，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天寒地冻，母亲的手脚都冻疮了。母亲买了村庄里第一把理发推剪，常年帮亲友乡邻理发。母亲从小受我姥爷行医的耳濡目染，也懂得一些医术方法，就备了注射器帮别人扎药，从年轻时给我太奶奶注射到帮乡邻亲属，直到晚年，我长期注射药物依然是母亲每天给我扎针。父亲工作调动频繁很少回家，很多新来的乡亲们只熟悉我母亲，却不认识我父亲。姑奶来我家串门，到趟房走了两回没打听明白赵庆年家在哪儿，后来想起问李玉莲家，乡亲们笑说：你早说找李玉莲不就妥啦。我父亲有时回家来，母亲把爱人收拾得洁净利整，父亲站在门前，很多人以为我家来客人了。

父亲参加工作长年在外，我母亲就替丈夫把公婆、小姑、小叔子、儿女这一个家捧在手上了。听说，我太奶奶病得自己不能排大便，我母亲就给太奶奶一点点抠出来；后来，我母亲伺候我爷爷奶奶晚年时，嫁到城市的姑姑因为工作不能常来探望老父母，偶尔来了就和我们说：我不来我也放心，你太奶奶那时候拉不下来，你母亲都能给抠。

后来，我去锦州医院蜂疗，父亲陪护着我，年近花甲的母亲在家里照料公婆和两个病瘫儿子，又在半夜去稻田放水，因为劳累昏厥摔倒在水渠里——我无数次在梦中想要伸出流泪的手去把母亲扶起来。

父亲晚年患了老年性脑萎缩，后来，病态神志混乱，发展到不认识人了，慢慢身边的亲人也不认识了，母亲天天陪侍着，可父亲却把相伴一生的老伴错认为是学生了。我故意指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笑问：爸，这是谁呀？父亲真诚笑说：毛主席呗。又宽和地微笑批评我说：毛主席、你还能忘了啊？父亲在弥留的昏睡中，夜半，还颤微微伸手向旁触摸，双眼仍然闭着，嗓子喃喃嗯嗯，我知道这是父亲下意识地在寻找我母亲。恰我母亲连连熬夜累乏了，就坐在我父亲身侧打着盹，我没舍得喊醒母亲，就轻轻地握了父亲的手，轻轻地——

那时虽然我还不能走路，但我能站着，也尽力帮母亲照料父亲，喂饭。有时，母亲把父亲扶起来坐一会儿，父亲虚弱得坐不稳，老是要摔倒，我就搂着父亲肩膀扶持他。以前，我和母亲亲近，同父亲疏远一些，这时，父亲需要我搂住了，感觉父亲就像一个孩子，我很心疼，也感觉这时候和父亲最亲近。还有一件父亲做的事让我忘记不了：父亲神智混乱时，一直用大大的旧方格手帕去包自己的那只泛黄的旧手表，父亲枯手颤抖着，总也包不上，可是父亲一次次这样去做，阳光穿窗斜射进来，照耀着父亲苍老的手和旧手帕、旧手表，他究竟为什么老想把过去的时间包藏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