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病魔关照的家庭

三、被病魔关照的家庭

我出生前，一奶同胞的三哥已经瘫痪在炕上五年了，我六岁的时候，二哥也瘫痪了。父亲唯一的弟弟——我的老叔抽羊角疯，精神癫狂，在我九岁时，老叔病故了。

我出生时是健康的孩子。

但，一定有一种叫疾病的东西，于父母因爱而产生我那一瞬间，就同时诞生于我体内了。这种疾病的物质在我血肉里生根了。这是我天赋偏得的，比普通人多了东西，当然这是看不见的。我在幼小时的健康是一种假象，那疾病基因潜伏在我生命里，时时刻刻蠢蠢欲动。这种疾病叫类风湿，大约是类似风湿的意思。有的人肌体里暗藏着类风湿，但潜伏了几十年，晚年才发作，有的人中年发作，有的人少小发作，我不幸属于后者。我想：也许会有一些人，疾病基因潜伏在体内，但一生没有发作。这时他是健康的人，或者是亚健康。

我是多余的人。

父母本不想再要孩子了。在我之前，已经有了五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在兄弟中是“老疙瘩”。母亲发现怀了我时，我的五哥已经六岁了。那是1969年，在一个星期日，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母亲，走了三家医院，想把我做掉。那时，对计划生育还不强制提倡，因为母亲已经是三十九岁高龄孕妇，而且，那时候医生多不愿意杀生害命，或者，我猜想，他们都一致认为赵凯将来有发展，不约而同地劝父母留下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我之后的人生岁月大多时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的每个手指肚上都有一个圆斗，俗语说十个斗的人，稳吃稳坐。

我的生日公历是1970年1月30日，农历是1969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儿，我们农村孩子都是过“阴历”生日。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这个生日不好，不能因为我过生日而特意做一些好吃的，因为那天是不是我生日，家里都要包饺子。但同时也阿Q地说，任何事物都要两面看，这个生日也有好的一面，就是神州大地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庆贺我过生日。后来，读书时，知道大作家老舍也是腊月小年儿生日，就想，我和老舍一个生日，沾光借文气了。

每每认真回想幼儿时最早的记忆，模模糊糊是在趟房路边玩，玩伴中有个小丫头是家族中我叫姑的。趟房，是我出生前十年，1960年大洪水冲倒房屋后，村里集中盖的安置房，前后两趟，当时，能住进这种简易救灾房，是很“光荣”的。两家之间，只隔着秫秸抹泥的薄墙，这屋打嗝那屋都能听见。

有的人家独立盖了房子，就陆续搬走了，父亲当时不急，“等社会发展，过共产主义生活，会分房子的。”后来，哥哥姐姐大了，母亲埋怨我父亲，不得不盖房子了。说起这个，二哥就会很自豪，因为当时，大哥已经结婚分家了，所以，盖房子这事，二哥付出最多，他常常说当时建房场面是多少乡亲帮忙，多么壮观。又说当时是怎么样请生产队的马车去供销社拉一箱箱面包，买成板的海鱼，给来帮忙的人们吃。这就提起祖业门风了，解放前，我家是富裕中农，有车马有土地，秋收时会请一些雇工，村里还有另外三家大户也要雇工，就传扬开一句话：老赵家饭好，老罗家活儿狠！说我们家给雇工做的吃喝比较好，而老罗家却抠门儿，听说老罗家有时候故意拖延吃饭时间，在饭前的一丁点儿工夫，主家也要想方设法找点活计，让雇工们做，不能歇着。

我们村里，都在平地堆土筑高岗，然后在岗上盖房子，这是为了抵抗洪水。垫房岗时，或者临近挖深坑，或者平地剥一层土。1960年发大洪水，家里人和乡亲们一起逃上大坝，而我太爷爷却留守家中，死也要与房子在一起。他在院中挖土，沿房岗四周叠了小坝，洪水真的没进入我家屋子。后来，村里人再盖房子，就向我家房岗看齐，以为这是安全高度。1995年，浑河又一次大洪水，淹到了我家屋檐，把房子冲倒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是搬家。

父亲和二哥用土车推着三哥，母亲和姐姐在两边扶着，怕车跌倒，因为这是独轮车。我抱着虎骨药酒的圆筒包装盒子跟在后面，已经没有药酒了，但这盒子却是舍不得扔掉的，既可以装东西，也是美化家居的装饰品，我对老虎形象的最早认知就来自于虎骨药酒圆盒上的图画，一只仰头张大口向天吼的斑斓东北虎王，至今还仿佛听得到那虎啸声。那应该是1972年汛期，我三岁，道路泥泞，一家人艰苦跋涉，没有丢下病人。

我出生时，三哥就躺在火炕上了，可是，他在趟房的样子，我一点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新房子，三哥天天躺在南炕梢，晚上我挨着他睡。炕头是父亲母亲。北炕，是四哥、五哥。我记事时，姐姐已经出嫁了。然而，我记忆中，也没有二哥健康时的印象。我记得的，就是二哥在1976年病瘫后，成天坐在一只沙发椅中的驼背佝偻形象。

盖新房时，二哥身体已经开始发病了，还坚持着在生产队上工。后来，越来越病痛，父亲是公社中学校长，就把二哥安置到学校喂马，活计轻巧一些。然后不到半年，二哥就在一天早上起不来炕了。送去辽阳医院，手术治疗。当时误诊为骨结核，在胯部开了长长的刀口，扒开一看，不是骨结核。在春节前，冰雪严寒，生产队的马车去辽阳把二哥拉回家了。二哥在生产队的日子，人缘儿非常好。下乡的知青们都管他叫二哥，全来我家做客，母亲尽家里所有，热情招待。许多年后，还有知青经常回乡下看望二哥。二哥在家里是严厉冷面的人，经常大声喝斥，小孩子都怕他。我小时候怕他，比我小六岁的外甥也怕他，觉得他的稀疏的八字胡有点像日本鬼子。三哥性子好，笑容随和，从不生气，他的眼睛出奇地大，像后来的卡通漫画人物的大眼睛。我小时候，就经常缠着三哥帮我叠纸手枪和纸船，我趴在三哥旁边，会从他的大眼睛里看到小小的我。

再说搬新房子，燎锅底，吃第一顿饭，记得母亲炒了鸡蛋，葱花香味呛鼻子，我最小，那炒鸡蛋基本都夹到我碗里了。回想清苦中的生活，真是又酸楚又有丝丝亲情的甜。

还有个事，读小学二年级时，冬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去同学家里，坐小板凳，在饭桌上写作业。谢家母亲看到我穿着冰雪浸透的夹鞋，直心疼我。那时候，母亲因为忙，也因为手慢，还没有把棉鞋给我做好。那时候，没有钱买现成的鞋，村里家家都是母亲们用补丁浆糊打袼袢，纳鞋底，绱鞋帮。谢家同学比我大一岁，长得高大，去年的棉鞋穿小了。谢家母亲拿出旧棉鞋，给我穿上。我的小脚儿冻得通红，反而不知道冷，冒着热气。

母亲的性格，是做什么都好，做什么都像样子，就是手慢，虽然说慢工出细活，但也太慢了。母亲给我织毛裤，春天开织，没完成，天气热了，就放到一边，天冷后，又拿出来织。因为放在炕柜上，织好的部分已经晒掉色了，而新线团是原色，所以，穿上身，就是裤腰大腿一个色，而下面小腿又是一个色。家里来客人，尤其是姨夫，总说到我家吃饭太费劲，不是不做好吃的，就是母亲手慢，而母亲有时说姨家的饭菜虽然做得快但没熟透。我天天处在母亲手慢的生活中，有时还羡慕姨家的饭菜，宁可没熟透，不耽误工夫啊。我有时早晨上学吃不上饭，就是因为母亲手慢。母亲从被窝里起身不晚，可是，东摸一把，西摸一把，时间没了。有时候，母亲做晚饭，本来就不早了，太阳西落树梢了，母亲拿着菜篮去园子里摘豆角茄子黄瓜什么的，这时候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做饭，但母亲看到黄瓜藤应该牵到高处了，茄子应该掐尖了，倭瓜应该做套儿了，免得长大坠下来，于是母亲就干那个活计了。如果不喊，母亲能做到天黑透了，星光满天了，也不回屋来做饭。农村一天两顿饭，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饿急了，有时候，母亲把米下锅了，我就抢着烧火，饭锅开了，但菜还没做好呢？有时候，我主动削土豆皮，本来不适合我做，但为了让忙碌的母亲进屋就能切菜，节省时间，我就学会削了。土豆皮削好了，母亲还在菜园不进屋，我就试着切土豆片，慢慢切，一点点地，从来没熟练过。土豆片切好了，母亲还在外面忙，我就把饭淘到盆里，涮锅，然后放了油、葱花儿、盐，锅冒烟了，母亲还不进来，我只好炒。不知道炒到什么火候才是熟了，慢慢摸索。后来，简单的农家饭菜，我很小就能做了。

因为屋子里有爷爷、奶奶和二哥、三哥，四哥在学校补习到晚上，五哥辍学去生产队，下班也在外面玩。五哥是我们家的另类，特别不爱学习，当初逃学，父亲恨得用皮带抽打他，并吼叫“给毛主席跪下”，五哥真就跪在毛主席画像前，但仍然铁了心不读书。后来，父母无奈由了他的意，在生产队，他从“半拉子”工分干起，成熟到吃喝嫖赌全好，好打架总是挨打的时候多，好仗义总吃亏的时候多，赶马车翻车的时候多，做生意赔本的时候多，父母为他操的心比我们三个病人还多。读书看到过去大家族中总会出现一个败家子，我就会想到五哥，父母在乡村社会属于上流人物，怎么会生了这样的孩子，不是教育的问题，天生就是逆种。我常常觉得五哥不应该是我们家的人，都说他的体貌像早年病故的二舅，而他的脾性随谁呢？听老辈人说，母亲生五哥时，第一个走进产房的人是家族里的一位大奶奶，民间有种说法，谁踩生，孩子长大就像谁，都说五哥的猴脾气像那大奶奶。少小时，我特别羡慕别的小伙伴家里有大得不多的姐姐帮助做一些事。比如，在星期天，我和小伙伴上午写作业，中午到外面玩一会儿，抬头看到太阳西斜了，我恋恋难舍地告别游戏，必须回家自己去洗衣服，因为就身上这一套像样的衣裳，第二天周一上学还要穿。而锁柱和冬伟呢，脱下衣裳就不用管了，又跑到外面去玩，小姐姐就帮着洗了。我唯一的姐姐比我大二十岁，在我记事时就已经出阁了。这种对姐姐的渴望，后来也养成了我对姐姐型的情感的特殊认同。

一个农家孩子应该做的活计，我都做过，搂柴草，剜猪菜，扫树叶，去大河边野浴，我不会游泳，我们这里叫“会水”，或者“不会水”。踩蛤蜊，有时，脚底板会让立着行走的硬硬蛤蜊给割开大口子淌血。我到现在也不理解，圆润的河蚌壳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样锋利，一定是河蚌在发怒的情况下，暴躁抵抗伤害它的力量，我们偶尔把自行车轮条磨尖了扎蛤蟆。我和锁柱，用夏天遮挡蚊蝇的旧窗纱，一人牵拉一角，在小河沟里走一段，就捞起一小把活蹦乱跳的虾米，黑黑白白的，一煮熟就是通红的。有时，挑捡白净的小虾，在水中涮洗一下，捏着就放嘴里嚼，鲜。我不敢把虾米拿回家，怕母亲批评，不让我下水，因为我屁股上常常有针眼，还有就是不让玩水。越不让做的事，才越好玩，新鲜刺激。锁柱的母亲对孩子比较任由自然野生，拿回虾米给炸虾酱，或者炖茄子，非常好吃。

还有前后街上，成群的丫头小子，在冬天的月光下，在生产队养鱼池的冰上玩打滑趟儿，或者藏猫猫儿。还有，做了小弓箭，追着满街上乱跑的肥猪苦练习射击技术，把柳条烤弯，系好皮筋，挑直溜儿的高粱杆，偷拿母亲的缝衣针，倒戳在尖头上，再用细铁丝缠紧，射得又远又准。针扎在正拱粪堆的猪屁股上，猪嗷一声叫唤，然后就跑，箭挂在猪身上，一颤一颤，好一会儿才掉下来。孩子们不觉得残忍，只觉得真好玩！用自行车链条做火药枪，砰砰打“纸炮”，枪把上拴着长长的红缨，潇洒地掖在裤腰带上，或者威风凛凛地拿在手里，在头顶挥舞，高呼“同志们，跟我上，冲啊！”，很英雄的！踢铜大钱和鸡毛麻秧做的键子，做弹弓打家雀儿。用手电照着在屋檐下掏家雀儿，冬天天冷，家雀儿钻到房檐里，手电一照耀，鸟眼睁不开，就手到擒来。烧家雀儿吃，糊香，是那个贫困年代难得的美味。现在讲究保护野生动物，那时候，没人提这个，还说家雀儿是四害之一呢，和人争粮食。其实，麻雀控制了虫灾，我甚至想到，在过去，是麻雀养活了人类。男孩子在路上挖小坑砸杏核儿，扇“啪叽”，滚铁圈儿，女孩子坐炕上弹杏核，抓“嘎啦哈”（猪膝盖骨），跳猴皮筋，扔口袋。春天里，爬上树，折榆钱摘槐花吃，又香又甜。现在，还想回到童年，但村庄里已经很难找到榆树和槐树了，真的，好像在不知不觉间，这些树都逃离人们了。

1979年夏天，我读小学三年级，一个平常的早晨，我醒后，就感觉脚疼，一看，踝关节红肿了。脚一落地就钻心地疼，不能走路了，无法上学了。我人生中的大厄运就从这个没有记住准确日期的一天开始了。

父母带我去看医生，医生问崴伤过没有，我说没有，又让好好想想，想也没有，再想，终于想起，前几天和小伙伴们玩，跳过土沟，医生断言：那就是了，不知不觉崴的，然后发炎了。

就像把三哥的发病，赖到在红光桥上和孩子们一起往河里跳。

就像把二哥的发病，赖到和别人摔跤，被摔伤了，压倒了几棵红高粱。

又一个孩子被病魔捉住了，像野兽捕获猎物在吃掉前要戏耍一番，我们仨兄弟和我们的家庭亲人被病魔这个巨大的妖怪长久地戏弄来、戏弄去。

还记得小时候和某年，大约是过年时节，生活清苦，但那天上午阳光很好，父亲与四哥和五哥都不在家。那时候，爷爷和奶奶还没老到需要照顾，住在相邻的院子，没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母亲坐在炕上补衣裳。我坐着小板凳，趴在炕沿上写作业。二哥蜷缩在木匠舅舅给特意打做的弹簧椅里，十几年也没能上得了火炕。三哥常年躺在炕梢，枯瘦得皮包骨，永远是仰面躺着这一个姿势，不能翻身，弯曲变形的腿膝总是把被子拱起小山丘样的尖。阳光穿透窗玻璃上的冰凌花，照射进来，照亮了母亲和三哥，二哥在阴影中。二哥和母亲讲着他没病瘫前，跟着舅舅去吉林省长白山区抚松县姑姥姥家那地方做半年木工的事情，回忆健康日月的光阴，讲着讲着，窗玻璃上的冰凌花融化淌水了，母亲和二哥流泪了，三哥躺在那边无声地落泪，少小的我也跟着大人一起哭。记忆中，二哥这从不落泪的刚强男人，在病瘫后唯有这么一回搂着我哭泣！母亲把脸埋在正缝补的衣裳里呜呜啕啕。为了给我们三兄弟治病，那些年，父母总是把生产队分给家里的口粮卖一些，换得一点钱，送我们去医院，给我们买药。每到春夏，家里的粮食就会青黄不接；为了节省粮食，猫冬的时候，母亲老是煮粥。我们不怕日子饥寒，我们实在是被病痛折磨得生也难、死亦难，这个被病魔过度关照的家庭，流下多少泪水才能洗净从前世带来的罪孽和刑罚？

后来，有一天夜半，我被母亲的哭喊声和父亲的喝骂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明白了：二哥不堪忍受对疾病的绝望，喝了老鼠药，吓得家人乱做一团，父亲骑自行车去生产队找队长、找车把式套马车，把二哥送到公社医院去抢救。邻里乡亲也被惊动了，一位长辈拿水瓢从粪厕舀来屎尿斥骂着逼二哥喝下去，好让他作呕把胃里的毒药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