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等到我重获“健康”的日子

九、父亲没有等到我重获“健康”的日子

当年我学写作真是废寝忘食，很辛苦，母亲从辽化表姨家给我带回一个塑板本夹，这东西非常适用于我，把稿纸放在上头固定住，仰面躺着举起写，就很顺手，方便多了。好沉的大部头书，比如《辽中县志》，几斤重，我躺着捧在胸口上，一看就小半天，大侄儿洪禹对他的小女儿说：你小爷爷这都是功夫！我一天最多写过一万多字，当时为自己能写这么多字，写这么顺畅而自豪，高兴。

但，学习写作，高兴的时候太稀少了，星星点点，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愁苦的。常常是因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好而懊恼叹气，学习创作给我带来的痛苦，比疾病给予我的痛苦还多。我偶尔会默默自言自语，幻想拿起一本书刊，这是我写的小说，以此精神鸦片来麻醉自己，激励自己！

我心里充满了怨憎，看到报刊上的个别文章，感觉写得并不好，我写得不比他们差，可是，人家能发表，我的稿子就是不被接受。

我渴望认识真正的作家，我盼望以文字的力量使自己康复！

我写道：以笔做杖，在稿纸上站立起一个健康人的形象！我把笔伸向太阳，在蓝天上抒写属于自己的诗行。无梦有脚步，走不进蓝天深处，心中的理想蜕化为翅膀，我会飞！

这时，我还总是想像：在远方，天尽头，大地的边缘，有一位披着花冠的仙女，在等着我，等我去找她——

梅花姐寄来的信，以及她的相片，还有我写给她却没有寄出的回信，都化鱼龙了，但我对梅花姐的思念，都写成诗句倾述在日记本中。

在好多的暗夜里，我背着家里人，在亲人的酣声中，默默流泪。

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中，看到邀请几位文学界名家座谈，我一眼就认出了何启治老师。因为之前我在一本旧刊物上看到了名人生活剪影，其中就有何启治老师描述在美国打工的事，扉页上还有他在美国时的相片。这时正是在二姐家，于是，我向为我治疗的民间正骨医生夸耀：这个何老师，我跟他通过信的。人家惊讶，我觉得自己脸上很荣光。

虽然说不写了，其实，我一直无法放下，不能真正放弃文学，我在心里打腹稿，琢磨构思。日记是不写了，但我在阅读的书边上空白处记录一些感想。

从新世纪之初开始，我经历了漫长的最黑暗人生时期，而病体也不断出现新变化来折磨我！比如，折磨我十四年的膀胱结石，经常以深刻的痛苦提醒我，认识到它的存在。后来取出来时，这结石像鸡蛋一样。然而，其后肾结石堵输尿管，排不出，积水变质感染淤脓更甚。

季节的变化，对我无意识了，那病瘫的二十余年里，对我来说，只相当于一天，就是白天与黑夜的交替，今天是昨天的重复，今年是去年的复制。但，年年春秋，我倚着窗台，看燕子们来去，身体却僵在原地，心随它们飞远了。

我想：李白不漫游天下，就不会豪放浪漫大成！

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重要。

我半个月剪一回胡子，半年理一次发，是模仿艺术家，其实更像野人。

众人看到了我的身病，没看到我的心病。曾经，我能无视亲友的冷嘲热讽，但，我无法承受自己心灰意冷后的绝望。我像一只涸辙之鲋，等待着春潮雨水——

病瘫岁月，我等于坐了二十年牢狱，也如同上了二十年的大学。

其实，我也是自己封闭了自己，本可以用脚尖慢慢挪动，去晒晒阳光，但我也自卑怕见到光明而没去做，侄女的孩子说我脸上没有血色儿。在乡村家屋病囚中，与世隔绝，那莫大的孤独感，真是最伤人！身边只有家里人，没有可以对话谈谈文学理想的人，只有自己对自己在心里默默想，这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无人倾吐的述说：孤独能够杀人！

忽然有一天，邻居领着一位客人走进我家，我一眼就认出是初中同学张春斌，我惊喜地欢呼起来。张春斌的表弟与我家邻居的女儿订亲了，来喝喜酒，知道我在附近，就来看望我。在学校时，我俩同桌，因为我腿疼，有事都是他帮我跑腿儿。一起说笑当年的事，回顾我那难得的自由时光，开心极了。张春斌告辞后，我依然持续地快乐得心跳加速，全身发抖，从镜中看到自己眼睛笑得瞪大雪亮，我已经激动失常了。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我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了，我在乡村家中小屋里一心读纸质书，拿笔写字，可是外面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经历了传呼机、手机、电脑的发展历程，我依旧要靠寄信来和外界沟通。

我像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眼巴巴仰望着祈盼太阳月亮和星光。

我真的像青蛙——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因为缺少运动，两条腿细，而肚子却脂肪积累很鼓很大，加之我本就是一双大眼睛，又戴着近视眼镜。

但是，在我倒下的病躯里，有另一个站立的自我时刻行走漫游在远方天地间——

身处乡村小屋，我却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征集北京奥运口号时，我也应征了，我的应征稿是：我们都是奥林匹克人！

我最早知道奥运会是在少年时，那是1983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重返奥运大家庭后在洛杉矶取得开门红，那时全国人心沸腾，我在懵懵懂懂中也跟着高兴欢乐。之后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这时我已经病倒了，然后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我一直都在电视机前关注着。如今，奥运来我们家里了，每一个华夏儿女都被注了一支奥运“兴奋剂”，我不是运动员，我的残疾身体状况也不可能做志愿者服务生。那么，我问自己：我能为奥运做点什么？当北京奥组委发出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奥运口号时，我听到了内心中的回答：你可以做点事了！为了向奥运会尽一份心，那些天，我一直在思考：怎样的一句话才最能体现人类的奥运精神而又人人可懂呢？从古希腊到法国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再到当今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这“人人”就要包涵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分肤色民族国籍，当我们走到一起时，就成为了朋友，我们齐聚在“五环旗”下，手挽手，心相连，团结成兄弟姐妹，这时，我们也许还是习惯于互相问候：您来自哪里？是哪个国家的人？

未来，这地球上的世界，国家民族都会消失，人类社会将融合为一体，想一想我们中华历史上有那么多崛起一时的少数民族，比如鲜卑、契丹、党项等等，现在都哪里去了？他们和我们已经融合为一体，也许你我今天的血液中就流着那曾经“消失”了的血缘。现在的奥林匹克精神与行为，就是人类未来大同的缩影与预演。我想象——当世界各地的人欢聚北京，在盛事中握手微笑，用各种语言问候：您是哪里人？您呢？您是哪里人？这时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奥林匹克人！于是，我把这一句话作为应征口号，端正写下来，郑重寄给北京奥组委，也是把我的一份心意寄予了奥运。

此后的日子，我一直在等待、在盼望，期待着奥运口号征集揭晓的那一天，我自然许愿自己的应征能够成功，但也非常明白在浩瀚的应征稿中，我只是一朵小浪花，被选中的机会只有那么那么那么分之一。终于，征集结果公布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落选了吗？是的。我真的落选了吗？没有。奥组委解释：这个口号不是应征稿中的任何一个具体作品，而是在斟酌了所有作品后，集中提炼出来的精神主题。我感慨到：这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符合奥运精神的。我的应征作品“我们都是奥林匹克人”，也是表达了这“同一个”的思想内容。我就这样参与了奥运——我没有失败，和每一位参与者共同汇成奥运精神的胜利。在中华联结世界的历史性奥运盛典中，也有我、来自最底层角落里这一份沸腾如圣火的热爱心思。

与二哥在看电视上也有冲突，他只爱看电视剧，哪怕是再滥的电视剧，他也边骂边看。而我最喜欢看专题片，尤其是一些历史性的纪录片。我看纪录片时，二哥就不看了，故意睡觉，那就是生气了。

有一次，我看到《法制时空》里，播出了一个司法案例，十五分钟的节目，报道农村中首起因被告家庭无力偿还，而判决以劳务赔偿，我就想，在劳动中，亲密接触，仇人也会蜕变成互相关心的人，于是，我构思写作了中篇小说《法律红娘》，但在稿纸上写出来后，感觉并不好，没有达到预想，于是就丢弃了。后来，上网了，把旧稿向博客中输入，又想起这一篇来，博友比较喜欢，有人还专门写了读后感。

再后来，出文集时，这一篇竟然成了主打头条！

我就这样在自我放弃文学对厄运表达报怨的“罢工”中，过了浑浑噩噩的四年。

其间，老父亲病了，是大脑萎缩性的老年痴呆。晚年的父亲，像精神病一样，有时还打母亲，不认得家门，老想出走。

母亲哭泣：你咋得了这个病？

这时候，四嫂给我们做饭，母亲主要就是全心全意照顾父亲，照顾我和二哥成了辅次。而我，在病痛的间歇，能帮助母亲照顾父亲。父亲因为老吃镇静药，腿软乏力，越来越像老小孩了。

父母住东屋，我和二哥住西屋。四哥嫂带侄儿住新房子里。为了怕父亲在母亲睡熟时走丢，我们在门外上了闩。父亲常常在门里站着呼唤我，让我给开门。我不能给开，有时还要装作听不见。现在想来，父亲老年那衰弱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想落泪。回想起父亲，不仅仅是感叹他在文革中安然度过，作为校长，竟然没有收到一张大字报，还有，学校在值班老师接错电源造成严重火灾后，追究事故责任，公安局要逮捕两个值班老师，而父亲这时候站出来说：我是校长，要逮就逮我！就这样保护了下属教师。还有，父亲青年时，参加工作组调研，在长白山路上独行，遇到野狼，父亲没有转身逃走，能够直面狼，与狼对峙，一直等到来了一辆牛车，把狼吓走了。我就以这事写了篇散文，后来，我正式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这篇在父亲过世后怀念父亲的《狼缘》，发表在2005年底的《海燕：都市美文》上。这是父爱对我的护佑吧！

还记得，小时候，父亲蹲在院墙角落里，在砖坯搭的简易土灶前，烟熏火燎地为我熬中草药，那一碗碗的苦汤汁，现今在回忆中也变得苦甜苦甜了。还记得，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因为母亲去姥姥家了，年过半百的父亲，从来不洗衣服，那一次，为了我能穿着白上衣去参加学校合唱，父亲竟然笨拙地为我洗衣服！那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唱了什么歌，记不得了，但记得了不会做家务的父亲把我洗净成一个清清白白的孩子。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宁愿再喝苦药，也想看到父亲蹲在灶火前为我熬药。父亲，我想再过一次儿童节！

也记得，少年时，因为父亲在离休前没有把我们变成非农户口，没有带我们去县城定居，我一直对父亲有怨憎，觉得自家的父亲不如别家的父亲好，不为自己儿女的发展考虑。我现在也还是想：如果父亲在职时，带我们到县城定居，那么，我的文学发展追求之路，也许能更快一些，不会熬得那么久，那么漫长。县城的文化环境，起码比小村庄好多啦！

老父亲不吃药，要像小孩子一样哄。

老父亲不吃饭，我给喂饭，父亲有时会吐到我脸上身上。

我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先挣扎着起来，直挺挺地，用脚尖挪动，来到东屋门前，看一看父亲好不好，怎么样了？有几回，看到父亲躺在炕沿下冰冷冷的地上，打磨儿爬不起来，从玻璃窗中看到我，就求助地向我招手：来，来！

我就急忙开门闩，喊醒操劳过度睡着了的母亲。

然后，我和母亲一起，有时还要喊来四哥嫂，把父亲一起搀扶起到炕上去。

后来，我们买厚厚的，软乎又坚韧的大海绵，每晚上，我和母亲一起把海绵立起挡在炕沿前，再用桌椅顶好了，免得父亲再转圈儿掉地下了。父亲半身不遂，所以，越动，越是半圆式转圈儿。

我还记得，父亲身体好一些时，佝偻着颤微微地，把两三个苹果香蕉之类的水果装在旧包中，用拐杖扛着，跟母亲说：走，回家，咱不在这儿了。

母亲说：这不就是家吗？还有哪儿是家？

父亲说不是。

母亲问：你拿这个干啥？

父亲说：带回家去，给老孩子吃。

母亲指着我说：他是谁呀？这不就是老孩子嘛。

父亲认真地端详我，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有时，父亲就眼中流下委屈的泪水来，说都出来半个月了，惦记家里。想起父亲那无助般的孩子似的哭泣样子，真是心酸。

还有，父亲老躺着不好，有时，母亲把父亲扶起来，但父亲自己在炕沿上坐不住，总是歪倒，怕摔在地下，我就僵立在旁边，搂着父亲。这时，我怀里的父亲，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孩子。

父亲有时不认识人了，母亲拉着他的手，但父亲不认得这是陪伴终生的老伴儿，以为是学生。墙上贴着年画，是毛主席像。我有时会问：爸，这是谁呀？

父亲就笑说：毛主席呗，连毛主席你也不认识啦？

父亲是党员，改革年代，因为一些社会现状，有人会发牢骚，但谁说党不好，父亲就不高兴，就生气，就批评人家。一位原来的学校同事，后来回到城里了，一次来看望父亲，说了两句关于对党看法的话，之后，父亲就专门给人家写信，批评人家。

父亲是校长，千万不要以为我父亲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的。教师的身份，对父亲来说，只是工作。父亲不读书，不看报，我甚至想：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真是错误。但似乎也不完全是，五十年代末，父亲被借调到公安局，后来，他还是选择回到教育局了。父亲是真心热爱教育，我们辽中县乡土上，好多所乡村中小学，都是父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亲手创建的。当然了，这不是他个人的功劳，都是组织上派他去做的。但，肖寨门镇，四个大队，建学校，在出人工出物资上，互相推诿，去了几个人，也没有把学校建起来。后来，教育局领导专门调派我父亲去啃这个硬骨头。父亲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四个村的领导分散的心思凝聚起来了，团结起来了，整合成巨大的力量，果然很快把学校建立起来了。而且，因为用个人的工资请客答谢四个村领导，还被原本没有建成学校的人控告到教育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于是，来了调查组，专门审查账目，证实了父亲的确是用个人工资，没动用公家钱，但，也算违纪，在全县教育系统内通报批评。当然，发这通报前，领导找我父亲先安抚了一下。

后来，父亲送我去锦州蜂疗，遇到一位同是教育系统的老师，一提名字，那人说：我好像听说过你。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呀，那年通报批评的嘛。父亲于是又向人讲自己被批评的冤枉。在退休前，父亲是从不讲这事真相的。这是父亲的原则，好像退休了，一些事情就如国家档案一样，过了时效，可以解密了。父亲虽然不爱读书看报，但父亲的为人，是老好人，是最中华文化的中庸代表。他读的是一代代人潜移默化的思想大书！父亲作为教育工作者，是合格的。二哥讲：当年，学校放学时，天上黑云翻滚，要来暴雨了。学生们一窝蜂跑了，大雨点噼呖啪啦砸下来，而且，紧跟着就是冰雹，大的有蛋黄大。父亲不放心学生们，于是，抓过一顶草帽就追赶学生们，怕学生有什么闪失。然而，孩子们的腿脚比人到中年的父亲更快，泥路上，父亲一路也没追上学生们，父亲到家时，草帽已经被冰雹打得不成样子了。

虽然明知道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可是，我们都希望父亲多活一段时日，因为父亲有工资，这是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看到堂婶家养了一群鸭子，卖蛋，有点收入。母亲很羡慕，也想养鸭子，买了二十只鸭雏，结果，不久就大都病死了，只剩下三只。我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什么人都得让活着，三婶不卖几个鸭蛋，连油盐酱醋钱都没有。我父亲有工资，把我父亲护理好，多活一些日子，什么都有了。母亲惦记菜园，有时，就把父亲一个人放在屋子里，去栽秧。我说：看着父亲。母亲说：我跟他说好了，我一会儿就进屋来。我说：他能明白你的话呀？那还用人看着干什么？

母亲栽黄花菜，我气得用小火铲把菜根给撅了。

母亲也生气，争夺中，失手把我推倒在院子里。这是我病后，唯一一次摔倒，我躺着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种样子。我自己起不来，是四嫂和侄女把我拉扶起来的。我为什么激烈地反对母亲离开父亲“一会儿”，因为此前，父亲自己倒热水，已经把大腿烫伤了，掉了巴掌大的一块皮。我帮助母亲照料父亲，只是辅助，还是以母亲为主的。我的理由是：母亲为了种一点青菜，这时候，父亲如果因为身边没人照看出了什么闪失，哪儿多，哪儿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几百元，能买多少青菜呀？

送父亲到县医院，候诊时，一位老同志到父亲面前看了一会儿，问我母亲，你们是哪儿的？我母亲说：老观坨的。那人问：有个赵英超，你们认识不？母亲苦笑：就是他嘛。那人说：我看着有点像，但不敢认，咋老这样了？

那人到外面给父亲买了一些水果，交给我母亲。

可是，父亲眯缝着眼，却不知道那人是谁。

那天，2004年初冬，父亲折腾了一宿，在天亮时终于睡着了。我和母亲还很高兴，大哥来了，我说父亲刚睡着。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也没醒。我吃得快，替换母亲看着父亲。父亲身边就我一个人了，我把父亲扶坐起来，想让父亲醒来，我觉得父亲这一次睡得有点长了。可是，父亲没醒，放下父亲，他还睡着。

我担心了。

母亲吃过饭，我说：父亲不醒。

母亲于是就唤，果然不醒，发觉不是好事。但老病号了，没有办法，只有等待。到半夜还不醒。我给村里的医生打电话，都是熟人，不怕夜里打扰他。医生说：明天早上来看看。清早，父亲还在昏睡着，医生来了，给输上液，说：没有好办法。并劝说：已经这样了，别去医院啦，白折腾。

于是，哥哥们开始张罗父亲葬礼的事，我还是不甘心，不相信父亲就这样了，总觉得父亲会醒过来的，这么早准备葬礼干什么？

可是，我没有说话的权力。

这时候，亲友们都来了，已经不需要我在父亲身边了，这时候，我得避开，回到自己的被褥旁边位置上，不为亲友们添乱。

三天，父亲昏迷三天，睡着走了。

父亲临终时，我一直坚持靠柜角倚炕沿站着。好多人因为要躲避死人最后那口“恶气”而闪开，或者到院子里，到屋外去。我却固执地站在那儿，来到父亲最近的身旁。这一次，哥哥姐姐们没坚持赶我走，老姐姐说：你比咱们好胳膊好腿儿的都多尽孝了。

我眼中含泪滚烫。

父亲的葬礼上，我好多时候是尽量眼含泪水微笑着。

我没有表现特别悲痛。因为，亲友们都知道，父亲的离世，受最大打击的是二哥和我，失去经济靠山了。但大家都说：好在，有老母亲，能伺候。宁跟着要饭的母亲，不跟着当官的爹。

在第一场雪花中，父亲被众人护送着走出家门，再没有回来。我倚着门框，扒着门扇，泪眼巴巴地看着人们急急地抬走了父亲的灵柩，我在心里哭喊：爸，你再看一眼老儿子呀；爸，我该怎么办？

我想自立！

我能做的，还是写作。

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在那个严冬里，写了两个中篇小说稿和一个短篇小说稿，但是，写完了，不敢投寄，刊物都不退稿，我怕丢，就又给何启治老师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