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大鱼，但鲨鱼来了

十二、《老人与海》：捕获大鱼，但鲨鱼来了

李忠强主任指导我先重点练习脚尖点地借力擎起大腿，重复了十几次，就让我先躺下休息。我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了。之后，老母亲和病友的陪护们帮我一次次再站起来，护士长给我送来一个助步器，我扶着那个金属架子，感觉更安稳，敢于放心地抬腿提脚尖了，然后，一点点向前挪动，竭尽全力挣扎迈出一步步。一天比一天见效果，虽然还不能很好地迈步，但我脚尖点地抬大腿灵活多了。病友们都看到了我的显著变化，全为我高兴。

我还斜倚在床边练习坐着，母亲拉拽我的双臂，母子像拔河一样。因为大腿和臀部肌肉萎缩，十八年没有坐过，我的腿股承受不了来自于自己上半身的压力。练习坐着之初，大腿屁股肌肉里像有千百根针扎进去。我自己深刻的感受是：练习重新坐着，比练习重新走路更难。

虽然能站起来了，然而，命运不是那么好改变的，厄运不会轻易饶过我的，病魔更不会安心放过我，就在我站起来练习走路一周后，我的右脚背类风湿关节炎发作了，红肿得不成样子，这种无药可以止住的剧痛，强迫我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这是目前为止，我的类风湿关节炎最后一次严重发病，可它病得不是时候！

我心里有怨恨，却不知道向谁申诉。

在胃肠系统不正常和右脚关节炎复发的同时，泌尿系统又给我出了大难题，排尿困难，腰腹尿道痉挛剧痛，骨科医院面对我这三种情形毫无办法，在大手术后的身体条件和经济条件均不适宜以及无人帮助出行的情况下，我没法去其它医院解决问题。

唯有硬挺！

这是我长久患病以来摸索出的最终最有效果的治疗方法。

中秋过去，我出院回家以后，胃肠系统自动修复了，右脚关节炎也悄然消肿，而泌尿结石问题却更加严重，每一次排尿都有大量沙粒，结石多得吓人，很多时候要用导尿管伸进膀胱才能排尿，无奈中，不是办法的办法，我自己充当医生护士给自己插导尿管，有一回，导尿管艰难地穿透膀胱里的结石堆，却拔不出来了，卡住了，试了几次，都拔不动，导尿管牢牢嵌住了。我打电话给村里医生，他笑说：不能，结石哪能把导尿管卡住呀？只好喊母亲帮我，老母亲像拔河一样，强力拽出导尿管，再看这塑料导管已经扭曲变形了，这时候，脓浊的尿液如破堤般冲出来，泥沙俱下，就听到噼呖啪啦击打尿瓶的声音，血红的尿水中，指甲大小的结石，能有整整一把，砖头瓦块一样堆在那儿，一半是血尿，一半是结石。

这样的奇迹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早先听过一句老话：活人叫尿憋死了。我感恩于现代医学，如果不是现在医术发达，我不可能重新站起来学会走路，而且我早就真的叫尿憋死了。

不光结石堵塞排尿，而且高烧，最高烧到四十二度，忽冷忽热，打摆子。村里医生持续给我输液消炎，侄儿洪洋说我成“滴流专业户”了。我给沈阳大医院打电话，向医生咨询：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让我的排石量小一点。医生说：石头排出来了，那不是好事吗？实在不成了，母亲和哥哥又送我去县医院，然而，县医院大夫治不了我的结石，推荐我们去沈阳“排石王”那儿。就是在“排石王”这儿，一位做B超检查的女医生发现了我的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说我是“马蹄肾”，双肾在下部相连为一体，是先天畸形，她从医二十多年来，只发现过三例马蹄肾。而我呢，是活了三十六年，在这一年五月，知道自己是RH阴性特殊血型，十月又知道了自己马蹄肾，这两样都是几十万人中才有一个，而我是双“剑”合璧，更为难得。后来，我苦笑说自己是天降奇才！

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长期肾积水，变质感染了，我尿液中的脓丝像粗壮的蚯蚓一样，一条条，一团团，和医生说，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说那样的话，你还能受得了吗？

我能！

我来到人世间，就是来承受苦难病痛来了，我和别人说过：我是疾病的标本！

所以，我决定在自己死后，把遗体捐献，眼角膜能令别人看到光明，也是请他们帮助我多看这世界一些美好的风景，其它无用的肌体就作医学解剖实验，请专家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到处流窜作案，如果能查清，也许会帮助同类病友恢复健康了，我活着时，都是亲人朋友在帮助我，身后就只能做这样一点有意义的事了。

后来，因为我的泌尿系统问题过于复杂棘手，沈阳市的三家最大医院从来没有治过我这样的病，于是，推荐我转院到北京去了——有位留学英国的医生在网上了解我的情况后，说我这是世界难题，应该寻找愿意以此为医学科研攻关项目的医院合作治疗，我给国内几家著名肾病医院寄了信，都无回音。

本来，我做了人工关节置换，能够行走了，应该是从地狱里逃出来了，可是，肾结石感染，这是病魔又对我当头一棒，再一次把我打懵了。

民间有句老话叫：按下葫芦起来瓢！

当我在人间大爱的帮助下砸断了厄运的脚镣，命运又给强行我戴上了继续服役的锁枷。

在沈阳市骨科医院出院前，我请四哥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医院，题词是我自己拟的：

科学精神，骨立树人！

我是拄着双拐慢慢挪步走出医院大门的，在亲友和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我仰靠着坐在车厢座位里，这就是我和入院时最大的变化，来时我是躺在担架床上，只能看到车窗外的天空和楼顶，现在我半坐半倚着，可以看到车窗外的景象了。

挥手告别医护人员，都是我的恩人，我的眼中噙着泪水，车开了，医护人员的笑脸移出车窗，我脖子僵直地梗着，回不了头。

三年后，我和文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一起乘车从沈阳市骨科医院大楼前经过，我激动地告诉大家：这里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是躺着进去，站着出来的。

六年后，我专程回到沈阳市骨科医院，冷重光院长已经调任别处，刘灿祥主任已经退休，李忠强主任看到我走路状态恢复得如此好，已经超出了他当年治疗时的预想，他高兴地说：奇迹！我是他行医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患者。我向李主任讲述了出院以后是如何锻炼恢复行走功能的。

最初，我是拄双拐，母亲和侄儿在旁边陪护，提防我摔倒，时刻准备伸出援手扶住。然后，我拄单拐走，最后，我不拄拐却拿在手里，预备一旦站不稳当了，就用拐支撑住身体。不拄拐行走，是用整个身子带着腿向前，一迈步，就全身向上一蹿，笨重的腿脚被拖拉着行进半步，仿佛落水的人在挣扎。

这比婴儿学步难得多了，婴儿可以一次次摔倒，再爬起来，在跌倒与起来的过程中就学会走路了。然而，我不能摔倒！

倘若我摔倒一次，可能因为我僵直的身躯缺少柔韧弹性，就把安装在体内的人工关节摔坏了，那我此前所有的努力就都失败。

后来，我在辽宁文学院学习，同学陆兴志大哥关心问我的治疗恢复情况，我说到了“我不能摔倒”，三年后，再见陆大哥，他依然记得我说过的话：

我不能摔倒！

大约练习行走半年以后，到底慢慢走得稳多了。

记得当初刚刚病瘫时，在广播中听到一首著名诗人胡世宗描写云南老山战场的诗句：“能自由自在地走是多么幸福，只有前线的战士心里最清楚。”因为我丧失了行走能力，所以，这句诗牢牢地记在我心里。后来，我把这句诗化作了我的话：能自由自在地走是多么幸福，只有重新站起来的我心里最清楚！

虽然后来母亲放心我自己行走了，不在身边陪护我，但我依然感觉到我走出每一步，都不是孤单的，恩师、领导、亲友都时刻陪在我周围，一同搀扶着我，不让我摔倒。我下决心要走好，让关爱我的恩人们看看，我能走得好，不会辜负他们的爱心！

练习坐比练习走更难，多亏上网了，因为很多时候是贪恋在电脑前，所以强迫自己坐着。四哥帮我找来一个大靠椅，有长长的扶手，我站起坐下，都要抓紧扶手，用双臂来帮助双腿。因为身腰不能向前倾，我在椅子扶手上横担一块木板，把电脑键盘和鼠标放在上面，就可以打字了，需要站起来时，我就手托木板，把键盘等放在电脑屏幕旁边的桌面上。我的腿股因为十八年没有坐过，不仅肌肉萎缩，筋也短了。一旦坐着，腿股真是又麻又痛，如同千万根针扎刺着。如果不是为了看电脑，真是坐不住，一会儿就要起来。我偶尔双手撑着椅子扶手，身子悬空，腿股离开坐垫，稍稍给予缓解，现在还是这样，坐得时间长了，我依然要用双手臂撑起身子来帮助两腿股减轻压力，缓解痛楚。至今我依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轻松坐着，还是站着比坐着舒服。只不过，站得久一点，胯部假关节会酸楚。为此，我写了一篇散文《坐着难受》。

应该说，此前，我一直是采取和病魔抗争的姿态，然而，当我成功进行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后，自以为胜利了，沾沾自喜的笑声还没消散，病魔就把更要命的感染肾病安在我身上，以另一种方式又一次按倒了我，在置换人工关节的第二年春天，家里又一次送我到沈阳住院治疗肾结石感染，还是老母亲陪护我。这家所谓的结石治疗中心，那种又陈旧又过度伤害的治疗方式，带给患者更大的痛苦与损伤。这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连续打击，让我晕头转向，在紧锁眉头的愁苦中，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强大的病魔是我今生永远不可能战胜的。厄运从我诞生那一刻，就命中注定了，上天有一种神冥的力量，是不会放过我的。就像《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历尽艰险终于捕获了大鱼，但鲨鱼群来了，他只能是失败的英雄。

常常有亲友热心嘱咐我：好好养病，保重身体。

我总是苦笑回答：我的身体不归我管——

那么我的身体归谁管呢？

后来，诗人孙阳大哥对我说过一句话：与疾病和谐相处。

这句话点醒了我，令我茅塞顿开，与疾病和谐共处，这是我今生唯一能做的了，面对病魔，我只有这一条路了，别无他路可走。

其实，在此之前，我心理上已经向病魔妥协了。在我努力了十八年才重新学会走路但又遭受更要命的肾病打击后，我已经从莽撞的角斗士变成了退守为上的苟安为乐者。

在这条向厄运妥协的偷生道路上，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有一位重要的援军：老母亲！

我小时候，从记事起，就知道家里供奉着两尊神，一是毛主席，二是观世音菩萨。我家炕柜上摆放着毛主席全身石膏像，还镶了玻璃框罩起来，墙壁上贴着大幅印刷的毛主席半身油画像，且不说家里到处都是闪耀的各种各样毛主席像章，箱盖上还支放着金属的毛主席像框。

观世音菩萨摆放在僻静的偏屋里，是写在一张红纸上，前面设一个装高粱米的饭碗，代作香炉，母亲经常给上香，母亲也让我上过香，我很早就明白这是为了祈求让三哥和二哥的病好起来，但我后来也病了。改革年代，宗教信仰自由了，母亲从辽阳广佑寺请回一尊观世音菩萨瓷像，说是开光了。有个神奇的事：1995年大洪水，把我家房子冲倒了，可是，从坍塌的废墟里扒出来的菩萨像倒是完好无损的。

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赵凯，我发表作品时署名还是叫赵凯，因为我的生命中没有遇到像母亲为父亲改名字那样给我改名字的人。母亲曾想让我改名字，那是在我病瘫不久时，因为对医药绝望，母亲去跪求神灵，有半仙儿指路，给我烧了纸糊的替身“人”儿，在那纸人的腹中放进一块猪肉，就说明这纸人有血肉了，是活的了。再在纸人身上题写了“赵凯”二字，于星河出全的子夜时分去村外野地里焚烧；父亲是党员，不会参与这种事，只好由母亲一个人去做，母亲真是胆子大啊！在半夜三更，抱着一个鬼，去送魂灵，或许母亲觉得在无边黑暗里抱着的就是小儿子的血肉之躯吧？所以才不怕。如今我眯闭眼睛就会看到，二十多年前那个午夜的凄迷火光，那用颤抖的双手在寒风中几次划火柴点燃纸人，在零乱火光中跪拜磕头哭求天地神冥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惶惶回家后，让我自己改个名字，因为“大仙”嘱咐了，以后，那个有病的赵凯已经被烧死了，火葬了，说病魔和小鬼再来抓我，就会因改名找不到我，我已经不是赵凯了，就会躲开天地命运对我今世的刑惩。可是，当时我根本不信这个，我信科学，母亲让我自己改个名，我嗤笑着根本没改。我当时年轻，不懂事，我轻视了母亲的祈愿，母亲把这么重要的新名字决定权交给我自己了，我还不以为然地嗤笑。现在想来非常自责，剜心般疼痛，我可以小看神灵，但我不应该嘲笑母亲那高尚的爱，不应该啊，母亲！

少小时读书，接受了要破除迷信、信仰科学的观点，可是，1995年大洪水这不可抗拒的灾难，让我灵魂突变，天天向菩萨上香祈祷了。我倒不是迷信，但我相信，对神灵的信仰崇敬是祖先千万年留下来的文化组成部分，这一定有其道理，不仅仅是迷信两个字就能全盘否定的。当唯物办不了的事，唯心就接手了，唯心唯物是手心手背，是叶子的阴阳正反两面，无法独立存在，不可剥离，有白昼，自然就应该有黑夜。

在洪水后我去二姐家掰骨折时，母亲就每夜向天地神冥跪拜祈求护佑我好起来；我在骨科医院做人工关节置换时，母亲依然向神祉祈佑；当我感染肾病后，老母亲向佛主许下誓愿，从此以后吃素，不再吃肉，不助长杀生，只求佛主保佑她的老儿子好起来。平日里，乡下家中很少吃到荤菜，多是土豆白菜，母亲许愿吃素，我没觉得怎么样，过大年的时候，我们都吃鱼吃肉，可是，老母亲依然是吃着白菜土豆蘸酱油，这我可有点受不了，我的泪珠悄悄掉在饭碗里。但是，我没有劝母亲放弃吃素，我知道母亲不会同意，我懂得顺从母亲的心愿就是孝顺，老母亲七十七岁了，辛苦操劳一辈子，晚年需要营养的时候，却主动追求清水寡淡，这不是为了她自己，是为了我！

在骨科医院里，我是病程最久的患者，而母亲是年岁最老的陪护，母亲和我都创造了纪录。一天半夜，母亲睡熟了，我喊母亲帮我倒尿瓶。如果出声音喊，会影响别的病友休息，母亲在我的床头拴了一根绷带绳，另一端母亲系在手腕上，然后躺在旁边简易的折叠床上，我需要母亲时，就轻轻拽两下绷带绳。母亲去卫生间了，我听到扑咚一声闷响，就知道是母亲摔倒了。不知道母亲摔得怎么样，我只有焦急，却躺在病床上毫无办法，我真想赶过去把母亲扶起来。我等啊等啊，觉得时间好长，如果母亲再不回来，我就要喊别的病友陪护人员去帮我看看母亲怎么样了。母亲可算回来了，还好，母亲走路的样子说明腿没事，我问母亲“摔了呀”，母亲装作平静地说：没有。我说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母亲是怕我担心。我问母亲摔坏哪儿没有？母亲说没事儿。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母亲的手腕处有一块淤血的紫黑。

母亲信佛非常虔诚，不仅仅吃素，还抄佛经，母亲写字非常秀丽好看，我看到过老母亲伏在饭桌上抄写经文，但也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去打扰，觉得母亲做喜欢做的事就好。2004年，母亲去广佑寺请回了阿弥陀佛大像，供奉香火，我当时还有点反感，觉得小门小户人家里供奉这么大的佛，不太合适，认为只供奉观世音菩萨就好，因为菩萨最亲民，与平头百姓最贴心。如今回头看，这几年，我的好运气一步步来了，或许真的是母亲的心愿感动了上苍。后来，舅家的姐姐告诉我，母亲当年悄悄做了一件大事，捐印佛经，弘扬善念，母亲捐了几千元，仍然不够印经费用，别的善男信女们看到是老太太为儿子求祛病，于是纷纷解囊相助。在母亲过世后，我整理母亲的遗物，看到一本本抄录工整的佛经，我默默翻阅着，看到了关于感恩的注释：

感国家恩，感父母恩，感众生恩！

我认真保留收藏了母亲的佛经，也牢记了这句话。

曾经有多人劝我改信其它宗教，我说，一切宗教教旨都是向善的，都是爱人的，不过是执掌宗教权力的人可能会把事情做得偏差了。然而，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因为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宗教。2010年，我来到鞍山玉佛苑和辽阳广佑寺，朋友问我求什么，许愿吗？我说：什么都不求，不许愿，只是替母亲来拜佛！第一祷念就是“回向给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