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脚能走了，心却走不出去

十三、腿脚能走了，心却走不出去

做完人工关节置换后，出院第一件大事是我上网了，鞍山姑姑家的表妹夫妻帮我建立了博客，通过写博客，以文会友，我结识了一些真诚的朋友，其中有几人了解我的情况后，要在物质经济上帮助我。一位宜昌的朋友想资助我上网费用，一位安徽的朋友知道我夏天爱犯病就想送我空调，一位沧洲做服装生意的朋友想送羽绒服，我一概坚决不接受，我当时的理由是人不求人一般大，我已经穷得只剩下自尊了，不能再退让了。然而，后来事实证明，我错了，我这种心态并不是完全对的，不是那么健康的，我自以为是做得很对，其实是给人家的热情爱心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伤了人家的好意，就像民间老话说的：热脸贴了冷屁股。其后，这些好心人，都失去了联系，连朋友都做不成了。然而，直到两、三年后，我才反省到这些。但，石家庄一位叫含羞草的网友喜欢文学，我们聊得来，我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坦诚地告诉她，她给我买了新衣服，先斩后奏地邮寄过来；还有北京的千岛兄长，想帮助我，我说，为了见证友情，帮我买一本书吧，当时，我正想读《好兵帅克》，因为我手里只有这名著的下半册，千岛兄帮我买了厚厚一大本新译《好兵帅克》寄过来；还有广州的呢喃，在我出版第一本书时，她想读，我寄过去，她在中秋时给我寄来一大盒月饼；还有东海的惜月姐姐、北京的可普姐姐、湖南的馨竹姐姐、沈阳的孙五郎老师、石梦溪姐姐，黑龙江的雨晴姐姐，石家庄的刘丽、素清妹妹、拴保兄长，青岛的长征兄弟，普兰店的茶香妹妹、吉林的清水妹妹等等，数不过来了，都是我的铁哥们、铁姐妹！我感激大家对我的关心厚爱。

最初写博客，我是把以前在纸上写的旧稿输入到网上，慢慢地写一些即时性的感想，得到了博友的认可，偶尔也有了约稿，还有一家文学网站对我做了在线专访。上网不到一年，在2007年夏天一个早晨，打开博客，看到了在沈阳工作的老乡博友丁兄的留言，说我的文章就这样安静地放在博客中有点惋惜，应该想办法出书，我觉得出书当然好，但我不是专业作家，也知道当前只能自费出书，我连上网费这钱都没有，哪里有钱出书呀？所以，我虽然心思萌发了，但并没有真正动心。然而，就在短短一周内，天南地北的博友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建议我出书。于是，我不得不重视了，但，出书的费用怎么解决，犯愁。

天赐机缘，恰在此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温柔的声音自称是沈阳市残联的残疾人阅读写作趣味协会秘书长李如，是刘兆林老师向她推荐了我。李如大姐在市残联创建了一份残疾人文学爱好者的报纸《蓝星湖》，她把这文学报纸寄到省作协，刘兆林老师看到后，给李如打电话介绍了我。然后，李如大姐给我寄来了两期《蓝星湖》，其中有沈阳市副市长祁鸣的文章《“助残月”随笔》，我才知道：我们沈阳市负责残疾人工作的领导是这位副市长。于是，我给祁市长写了一封信，谈了我的学习创作与生活治疗情况，请求扶植，帮助我实现出书的梦想。

这只是我又一次寄出了希望，因为，我那些年写给外界几百封信稿，绝大多数都是无回音的，所以，我盼望有好消息的同时，也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一个月了，没有回音，两个半月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县残联的领导，说是我写给祁市长的信，转到市残联了，委托县残联向我核实情况。三天后，县残联的陈玉民老师和宫濯宇科长来到我家，详细了解我的情形，然后汇报给上级组织。之后，市残联梁万富理事长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找到了爱心人资助我出版。

我把这好消息汇报给刘兆林老师，刘老师请省作协创研部编审宁珍志老师帮助编辑书稿，文集定名《想骑大鱼的孩子》，交给北方文艺出版社。

冬天来了，雪花飘了；春风吹了，花红草绿了；李如大姐和市残联李斌主任来我家走访，同行的还有残疾人阅读写作协会副秘书长马良海老师和沈阳日报记者吕良德老师。《沈阳日报》刊登了采访我的文章和图片，我第一次被报道，当时很激动，自己终于被媒体关注了，虽然后来有好多对我的采访报道，但这第一次我却最难忘。见报几天后，我还收到一位爱心人张先生寄来的二百元钱。后来，我请刘永伟哥哥找到这位张先生赠送一本我的拙著《想骑大鱼的孩子》。说起刘永伟，这也是在博客中相识的一位残疾人哥哥，后来在我的图书出版座谈会上首次相见，顿成莫逆之交。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网上知道四川地震了，我开始也没太在意，各地经常有灾情，但到了晚上看电视新闻才明白，这一次的灾情之巨大，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汶川”这地方，那惨酷的画面让人揪心流泪——

这时候，我收到一笔不多的稿费，恰村委会领导到各家各户募集善款，我把稿费捐了。还有，我刚刚获得了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全民阅读征文奖，奖品是一张千元购书卡，而电视上正在播出一个叫邓清清的小女孩被埋在废墟里，还打着手电筒读书。我非常感动，想到自己家在1995年大洪水后，我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读书问题，于是，将心比心，我意识到灾区日后重建，不仅仅是住房与交通和衣食，还有文化方面，我想把自己的奖品购书卡赠给邓清清，但灾区不会仅仅她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所以我想，我们这次获奖者是一百位，如果我们集体做捐赠，就可以帮助一个灾区学校重建图书室。我这想法得到另一位大学生获奖者周新寰的支持，还有，刘永伟哥哥刚刚获得沈阳市残联奥运会征文一等奖，他也主动表示把奖金捐助出来，并且，他帮我打电话给读书征文组委会提出了建议。

但因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最终没有落实，成了我没有实现的一个失败的愿望，至今想起来，总觉得承诺没有完成，仿佛欠着西南的孩子们一笔感情债。我仍然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做到这件事：帮震区的某所学校建立一个图书室。当我电话中同刘兆林老师说到自己的这遗憾时，刘老师告诉我：上海《文学报》那边正向全国作家征集图书，要捐赠给灾区学校，让我参与这件事，于是，我在沈阳市残联宣文处的帮助下，把一百本《想骑大鱼的孩子》捐寄了。并且，马爱民处长把我写给灾区孩子的一段话印刷成精美的书签，夹在书页中间。

——“大地震害得很多人伤残了，我作为一个病残人，想对灾区伤残的孩子们说，你们现在承受的是身体疼痛，而你们成年后将要承受的心理痛苦会比现在更巨大，因为我体验过。

可爱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以后永远能够正视自己的身体现实，认真去活自我的人生，不要在心理上自己再伤害自己，这是我最想说的，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全更重要!未来的人生中，我们完全不痛苦是不可能的，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悲观的时候，希望你们会想起这本书、想起我，一个曾经想骑大鱼的孩子。

你们的大朋友：赵凯”

年底，在上海送往灾区的图书中，也有我的一份心愿。我想像着：在灾区新建的学校图书室中，孩子们欢悦地坐在那里吸取精神食粮，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被书籍滋养；有那么一个孩子，在他痛苦的时候，正巧读到了我上面写的话，这些话给了他一点信心、一点力量，这就是我的愿望了。

在举国大悲痛中，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掀起了热烈的抗震救灾运动，其中，还有一场诗歌浪潮，因为诗能够简洁明了表达民众对灾区同胞的关心同情，于是，借由方便迅捷的网络得以海啸般传播，一场注定载入中国文学史的诗歌运动发生了。其实，回顾历史上的大事纪，每遇重大国家民族变故，总有诗歌伴随记之，且不说历史上屈原、杜甫等为代表的文以载道大诗史，就看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有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有“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失台湾”，还有“五四运动”诗歌，有抗日救亡诗歌，诗歌是所有历史大变革的见证。本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加之诗歌艺术自身的钻入牛角尖，人民大众已经与诗歌有了距离，汶川大城震无数鲜血生命举起了诗歌的火炬，集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这是一场积极向上的诗歌运动，大悲哀中洋溢着乐观主义，体现灾区同胞与全国民众血肉相连。在这席卷全国的表达民声的抗震救灾诗歌浪潮中，虽然我写诗的笔力不如我的散文和小说，但我也没有落后，因为我拥有了网络，所以，我激情地写下了《爱心手臂》。

“5·12那一声惊心动魄的呼喊/唤起了中华最伟大的爱心救援/一时间，无数条手臂/从全国、从全世界——/从四面八方伸向你：汶川!//这一条条手臂化作了/一条条公路、一条条铁路/化作了一条条航线/一架架飞机、一辆辆汽车/一双双奔跑的脚步/一颗颗爱心飞去了：汶川!//这一条条手臂把无边的塌陷托起/把废墟下的你扒出、扶起来/这一条条手臂托举着担架/艰难行走在滑坡后的乱石堆上/这一条条手臂托起最宝贵的生命/一条条手臂托起了你：汶川!//这一条条手臂伸向了捐款箱/这一条条手臂伸向了献血点/一条条手臂叠成了路基/一条条手臂擎起了桥梁/一条条手臂相挽成帐篷/一条条手臂扛起了食品和药物/一条条手臂捧来了最清洁的/像眼神一般的最最清澈的水源//这一条条手臂抚平了大地的伤口/我们终于看到了你擦去血和泪的笑脸/就像这满眼的迷彩绿是遍布废墟上的盎然生机/就像这醒目的消防红是弥漫在废墟上的黎明曙色/你疲惫的笑容就是这废墟上冉冉升起的旭日/是希望，是瓦砾中重新抬起头来的花朵/汶川，这一条条手臂托起了你擦去泪水的笑容/汶川，这一条条手臂必然还会和你一同托起/一个灿烂的明天、托起废墟上更美好的新家园”

虽然直白，直抒胸臆，但更显得有冲击力，有文友读到后，说我写得真大气！虽然我的诗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我及时参与了，这是以前我很难做到的，感谢网络，让我与世界建立了直接联系。

后来，又发生青海玉树地震泥石流，全国诗歌爱好者又一次用诗歌来表达对灾情的关注，我也写下了《新玉树》，在大震情中，表达了对灾区重建的信心与畅想。

2007年春暖花开，我练习走路已经很见成效，能不拄拐杖走了，但我主要是在屋里院子里走，还局限在自家小天地。有时候，天气好，我会走到院门口，像游击队员一样，往街路两边看看，有没有外人，如果有人，我就急忙闪回大门里，倘若没有人，我会试探着走出院门几步，心情也很激动。我是想走出去，但是又心怀忧怕，忧什么，怕什么？怕见人，忧别人面对我时是什么心态。

这时我虽然能走了，多少年的夙愿实现了，但我的心态并不好，我的心向往外面的大世界，可现实是我依然只能囿困在家中乡下小屋里。我总想一鸣惊人般地一下子走出去，以健康的姿态走到众人面前。现在回头看，我也无法说清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怎么回事，知道自己当时的心态是错误的，但我那时真的是那样的心思。

而亲友看到我能走了，都高兴，我同何启治老师与刘兆林老师电话时，也是高兴地汇报我能走得很好了。

我在能走而不敢走出家门的心态中徘徊了两、三个月，我也渴望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走出去，走出家门，走入人群中，看看外面的世界。七月中旬，二姐来做客了，正好傍晚村中有秧歌，二姐想去看，就叫我一起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我冲动地说：好！

其实，我盼望走出去这一天，已经好久了。

跟着二姐走上主街，乡亲们都不认识，全成了陌生人，二十年啦，我真的失去了乡亲们的认同感！站在路边树下，我感觉自己是局外人，处在巨大的陌生感中，我被那种失去群体归属的失落感淹没了。我后来形容自己像《伊戈尔远征记》一样，兴冲冲地朝着失败奔去——

我是落荒而逃回家的。

这种想走出去，却以大失望回归的心态，令我纠结两天，然后，我写了篇博客文章：《二十年后第一次出门》，表达了自己努力挣扎终于成功走出家门却孤单失落而归的心情。博友们都关心我，劝慰我，鼓励我，有人还为之专门写了文章，而一位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美才女妹妹甚至说我走出一次就拥抱一回来鼓舞我，朋友们真令我感动，这种关心爱护慢慢抚慰了我的心思，在电脑面前，不与人群真实相对，我才与人们是无差别的。

我说我再也不走出家门了。然而，我真的是又等待了整整一年，才重新走出家门，太久了。后来，刚学会走路的小侄孙牵着我的手，要我带他去商店买好吃的，是婴孩的小手带着我重新走出家门，走进人群，与外界交流。为此，我又写了《二十一年后第二次走出家门》，这时我的心态已经完全扭转了。

我这种心态，真的是一般人在常态生存中无法体会的，有的人不理解我能走了为什么不走出来，怕什么呀？这应该是我病态的丑陋对健康的美好产生的恐惧与回避，是长久的黑暗对突然闪现亮光的惧怕。我甚至想到：那些服刑二十年走出监狱大门的人，重新走入人群时的心态，应该是和我有相似，但又的确有不同的。再后来，这两篇博客文章，收入了作品集《我的乡园》里，编辑邓晓白老师给改了题名《寻家》与《还家》，而且，多位读者反馈说：这两篇不寻常的文章令他们落泪了。

现在，回顾中，我自己也无法完全体会那种心境了。但是，我会永远铭记，在我的康复奇迹过程中，心灵康复比肢体康复慢一拍。

在2008年1月，我过生日的那天，心情特别不好。那是我难忘的一个生日，因为心情糟糕透了。但是，在家里人看来，那一天和我平常的日子没有不同，外表还是那个行动艰难的我，可是，我的心态变化太大了。

从不能走，到能走了，这是我改变的第一步，然而，我依然还过着原来的生活，封闭孤独，一种病囚的生存状态，这是对我心理最大的打击伤害，这种压力在那一天，几乎到达了我承受的极限，我读到过一句话：孤独能够杀人！

那一天我真的想到了死亡，然而，自杀真的是我不愿意的。

那么多年，不能行走的日子我都坚持过来了，能走了，为什么还如此痛苦呢？在别人看来，也许这是不可理喻的，但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我。有句电视剧台词：我要的不是这些。的确，对我来说，要的也不仅仅是能在屋子里慢慢走动了而已。我想参与社会生活，我想参与文化创造，我想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这是高调！那么，再通俗一些说：我想自食其力，我想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

多年来，我在家庭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这是所有残疾人面对的现实。自己的生活还需要家里人照顾，什么事都不能为家里做，那么，在家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在家里都是累赘，都无足轻重，哪还能到社会上体现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呢！

那一天，我在日记中写了好多，几页，然而，现在我不愿意去翻阅日记看自己那时都写了什么。我写自己的这部回忆录，一直没有去翻阅日记去大段引用，我就是想凭着记忆，想起什么就写什么，因为记忆力是有筛选功能的，能够被头脑记住的，才是值得我写出来的。时间能解释一切，能消弥一切，无论我心情如何，那一天，那一晚，那二十四小时，我还是度过去了，熬过去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话在我这书中说了几回，虽然这是一句带有贬义的话，但这恰恰是我最想追求的境界！对于痛苦，我不愿意过多回忆，但是对于温暖真情，我还是特别喜欢重温的，每每回想过去岁月中那些感动我的事，那些关爱我的人，我都心胸满溢着浓浓幸福。我不会忘记东院七姨奶驼着背，拄着烧火棍端着瓢送来的葡萄，也不会忘记前街六奶打发孙子送来的一手绢包樱桃，白手绢上洇红的汁痕像冰雪梅花图——

那些年，每到春秋，我都会怀着一个特别的心思：仰望燕子！

春天，我盼燕子来；秋天，我送燕子们走。春风中，我一天天眺望天空，一旦发现了黑白分明的美丽翅膀，我就欣喜，就高兴，庆幸自己又熬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又胜利了一年。我们辽河平原，冬季寒冷而漫长，一个冬天就是半年，春夏秋那三个季节委屈地挤在另外的半年里。秋风起，天气凉，树叶黄，寒霜降，我倚着窗台，仰望一群群小燕子在高空迎着大风奋力南飞，有时候，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群燕子了，但常常又有一大群燕子从北方飞过来，越过我头顶，目送它们远走，一直到遥遥看不见了，我还睁大眼睛，努力想辨清它们的踪迹。

其实，我的心跟着小燕子们飞走了，仿佛它们的归处，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我的心飞去了远方，而僵直的身躯却依旧被固定在原地——

年年如是！

这足以证明我不正常，健全的人拥有健康常态的生活，不会在意小燕子们的来与走。是健康的世俗生活拒绝了我，我才强迫自己和小燕子们站在一起，我把小燕子们视为同类，视为朋友了。然而，小燕子们并不知道我这种选择。它们并不知道我十数年如一，像亲人一样在迎接它们归来，送他们远走。它们是不知道由我给“被亲人”了。

一直到2011年，我来到城市打工，成了一个从事文化打工的特殊农民工，我去关注身边的人们了，而忽略了燕子的来去。这时，我才算“正常”了吧！

写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这两年对不起小燕子们了。

患难中给我安慰的朋友们，我忘记它们了。

虽然能走了，但我还是被囚禁在宅院里；虽然还被命运囚禁着，但能走了，也必然给我的心态带来死而复生的变化。在2008春夏时节，我接连写了一组散文，从我重新会走路后看到的家园中细节处取材，一朵花、一片绿叶，一只鸟、一群蝴蝶、一颗雨滴、一道彩虹，一点触动我的敏感小心思就能升华为一篇美文，如同散文诗。大约二、三十篇，我把它们统称为《乡园花鸟》，这的确是我这个复活者眼光观照中的花花草草、鱼虫飞鸟。这组散文，师友们都认可叫好，后来，中国社会出版社为我出第二本书的编辑邓晓白老师更是欣赏称赞，几乎是以这部分稿子为主体编成书，书名就叫《我的乡园》。为什么叫乡园，而不叫乡村或者田园呢？因为，我所处的家院太小太封闭，是比乡村更微型的庄稼院菜园。一个小庭院，能让我写出这么多篇文章，我自己也惊奇，真是感叹于那句名言：生活并不缺少美，只是缺乏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然而，过了那一阶段后，庭院中的一切被我天天给看得平常了，不再新鲜神奇了，也就没有再续写这类小品文的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