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留转是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

进退留转是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

2008年元月，我因年龄原因转到省人大农委工作。有一个多月时间，我经历了想不通、睡不着、感觉冤屈等一系列思想斗争。说心里话，虽然在许多老同志的开导下我的心情很快恢复平静了，但在省上定下人大、政协班子的那几天，我的情绪几近崩溃。现在时隔三年多了，想起来真有些羞愧。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觉得自己资格老，工龄近40年，正副地级18年；二是认为自己职务高，省政府秘书长、省长助理；三是老吹嘘自己在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过，“劳苦功高”。这种自负感和优越感，导致我产生了理应得到提拔而未被提拔的抱屈感。人们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之所以产生这些想法，就是缺少自我解剖、没有自知之明的缘故。按档案年龄计算，2008年换届时我已经59岁了，超过了中央规定的提名年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组织上只能按规定办。否则，超过一岁的进了，超过半岁、几个月的同志又怎么办？因此我不能进上一级班子是制度使然。尽管这样，后来省委考虑到我的情况，还是在我超过年龄的情况下，安排我进省人大常委，任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已经是组织违规对我的照顾了。为此，我深深自责当时产生冤屈的想法是错误的，对组织的安排深抱感念。经过人大的三年多静心学习和思考，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了当官还是为了给人民干事？答案肯定是为人民工作。然而当了领导干部的只是少数人，而多数人只能在普通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就看你抱什么心态，以什么样的人生观去对待。要说屈，上到更高一级岗位上的只是少数人，多数同志都在基层工作，很多老同志、有才华有能力的同志默默无闻奉献在普通工作岗位上，他们屈不屈？要说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壮士们看到了民族解放胜利和祖国解放的曙光，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们屈不屈？要说屈，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等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屈不屈？记得有一个打入国民党高层的我党高级特工潘汉年同志，在虎狼窝里工作几十年，提供了无数关乎我党、我军命运的绝密情报，营救了许多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关进了监狱，直到被折磨而死。过去有句话叫“屈不屈，想想红军二万五；冤不冤，看看新旧两重天”。同老一辈革命家和潘汉年、江姐等这样的共产党人相比，我们算得了什么？比起他们，我们实在太渺小了，够幸运、够幸福的了。在和平建设年代工作，我们既没有饿过肚子，更没有性命之忧，也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组织上却给了我很高的职位和荣誉，直到省长助理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年龄到了，不能提拔使用了，退下来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何冤之有？想到这儿，我觉得冤屈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把“官本位”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高，世界观的改造很不彻底，因而经受不住进退留转的考验。

这里我想起了《人民日报》上曾经有一篇短文，题目是《退步与向前》，说的是官场失意与逆境中奋斗之间的关系。文中写到作家刘诚龙做过一次有趣的调查，产生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大家都不熟悉的一些人，一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名人。两份名单的区别是，第一份名单中的人都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名单中的人都是当时的落第秀才。然而，正是这些落第秀才，他们很快调整心态，在逆境中奋斗，有的成了思想家，有的成了文学家，有的成了农民领袖，有的成了一代枭雄，声名远播，史册留名，顾炎武、黄宗羲、蒲松龄、洪秀全等就在其中。当然这种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当年龄到了，不能在职工作了，形式上是一种退，但从人生的另一个角度讲，又是一种进。离开了工作岗位，只要身体健康，坚持学习，仍然可以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是必须放正心态，做到思想转型、学习转型、生活转型、爱好转型，按人生年龄规律办事。职场有“天花板”，人生却无止境。职业生涯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当官是一个阶段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事业追求和个人才能的发挥更是年龄限制不了的。人生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只要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退休后也能开辟出一片灿烂的人生空间。夕阳照样红。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