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码头风云与花果拒绝飘零

天星码头风云与花果拒绝飘零

中环的天星码头搬家了。那个响了四十八年的码头钟楼，也成为时代的绝响。那些弥漫在码头附近的氛围，曾经是中环上班族熟悉的一切、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但如今一切都变了。

这就是香港。一个对历史冷酷无情的城市。那些公共决策的权力者，一点也不会皱眉头、一点也不会可惜。

他们听不到社会上那些微弱的抗议声音，而只听到房地产开发的声音。

那些巨大的怪手推土机，很快就把半个世纪的历史推倒了，但隆隆的机器声音，推不倒人们心中的记忆。

从1958年开始，从婴儿潮一代的童年和少年开始，中环天星码头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成为他们成长的见证者。

它见证了香港的动荡与希望。1967年，香港天星小轮加价，引发了愤怒青年苏守忠等人的示威及绝食抗议。那些愤怒的群众与骚动，那些与钟声交织的呐喊，曾经是一代人压抑在记忆底层的声音，但在2006年的深秋，在这码头钟楼被拆卸的一刻，又在不少香港人的集体意识中浮现。

怀念钟楼，不仅是浪漫的怀旧，也是感念那些飘远了的激情。

香港的贫民区石硖尾的七层大厦，最近宣告全部拆除，引起社会的很多反弹，批评不该让这些充满时代印痕的建筑物灰飞烟灭。但政府崇尚的是“强政励治”，一点儿也不在乎历史，一点儿也不在乎这城市的记忆。

但这些建筑物却在我的心版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小学时代，我念的圣多马小学就在石硖尾的隔壁，不少同班同学就住在那边。有时候下课，就在同学家玩，也发现了另一个香港。

这其实是底层生活的写照。石硖尾的七层大厦，是1953年石硖尾大火后兴建，让那些在二战后逃至香港的难民不再住危险的、容易发生火灾的木屋。这也是香港最早的政府楼宇，但它的构造太简陋，住户要共享厕所与厨房，一点儿也没有隐私权。每户的面积，大约只有两百多平方呎，就像一个又一个白鸽笼。

但恰恰是这些白鸽笼，成为很多香港精英日后振翅高飞的摇篮。我的一些很有成就的小学同学，当年就在这些房子里，刻苦用功，争取一飞冲天的时刻。

九龙深水埠的新亚书院旧址，位于桂林街的一座唐楼，最近被无声无息拆除了，也拆走了香港历史上一栋最重要、但也最被忽视的建筑物。

新亚书院是50年代初，由一批大陆南来的知识分子所创立。他们包括钱穆、唐君毅等人，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但在大时代的变幻中，他们有一种“花果飘零”的感觉。在这个英国殖民统治的小岛，他们的文凭不被承认，他们说的中华文化与哲学被视为“浮淡无根”是“无用之学”。但恰恰是在这种艰困环境中，他们毁家兴学，培育了一批杰出的新一代，包括余英时等人；也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奠下重要的基础。

桂林街这栋唐楼，其实是我童年每天上学必经之地，就在我家住的海坛街转角处。父亲也曾向我们几个小孩解说，这座破旧和不起眼的房子，里面就住了一些大学者。后来中学及大学时渐渐读了钱穆与唐君毅的书，才了解这些大学者著作的微言大义，有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文化理想精神。

花果拒绝飘零，就在我童年生活转弯的地方，也在中国近代史转弯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