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骄傲

上海的骄傲

一

骄傲的事的开头是从一座教堂开始的。上海的教堂很多，作为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华洋杂处”的城市来说，这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这个教堂很奇特。

这个奇特的教堂叫做“鸿德堂”。上海虹口区多伦路59号，并不难找。不过，就是知道它的确切地址，站在“鸿德堂”面前，你也不会承认这是个教堂。它的外表分明是中国传统庙宇，甚至四楼还有庙宇独有的鸣钟。只有进到里面，十字架、管风琴、圣经，这些东西才能让你相信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礼拜堂。

只有在上海，才有“鸿德堂”这样一座中国庙宇式的教堂。1882年美华书局的经理、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费启鸿（1845—1923），为了方便书局员工礼拜，创立了“鸿德堂”，当时叫做“思娄堂”。在费启鸿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美华员工都有着坚定的基督信仰。

顺便说一下美华书局。它应该是中国现代印刷业的首创者。几年后由美华书局分裂出的中国职员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同样一直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华民族出版业的先河。这两个改变了中国文化历程的书局，都可以说是从“鸿德堂”走出来的。从古老中国走出去的印刷技术，融合了现代西方科学后，从上海开始回归了。一直被我们引以自豪的印刷业，直到这个时候才体现出它文化载体的真正魅力。

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地区，也是文化最为多元的地区，多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交汇。1924年，中国正是民族思潮最为高涨的一年。就是最为虔诚的基督徒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于是，一个就是放在今天也会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产生了。要建造一个中国庙宇式的基督礼拜堂。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冲动，让一群上帝的信徒选择了一个东方式的心灵归宿。民族大义和宗教情结统一在这样一个古怪的建筑上，还是那样的完美。

只有上海才能孕育出这样的文化混血儿，也只有上海能够在肌体中允许这样的接种。无独有偶，也是那个时期，上海最著名的民居形式“石库门”也兴盛起来，自然，它也是一个混血儿。

二

“石库门”有着江南传统二层楼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式，而总体上采用的联排式布局却来源于欧洲。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上海辟为商埠，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上海的居民逐渐增多。这中西合璧的“石库门”极其符合上海人的住宅要求。

这一点被高桥人钟惠山看到了，他拿出自己大部分积蓄在上海或购地或租地建造了大批“石库门”，他创办的“钟惠记营造厂”在其鼎盛时期，有将近上千人同时施工建造“石库门”。上海的黄浦、卢湾、闸北至今都还留着“钟惠记营造厂”建的石库门，像福州路会乐里、群玉坊，浙江中路尊德里，曹家渡惠康里，闸北大洋里等等。这些房龄近百年的建筑，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印刻上城市文化的烙印。

你肯定不会想到，上海的石库门文化竟由一个高桥人推演到极致。高桥在上海的乡下，而就是在那个人们料想是信息闭塞的地方，出了不少颇为成功的营造商。有人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前高桥地区最为著名的营造商：王松云、钟惠山、周瑞庭、杨瑞生、陆鸣升、徐源祥、谢秉衡、叶宝星、顾梦良等，竟有十余人之多，他们几乎垄断了上海的营造生意。比钟惠山小十八岁的高桥人谢秉衡常常在嘴里念叨的是要有“国际视野”。他不仅要求他的学生、营造厂员工学会看图纸、学英文。除此之外他还十分注重吸纳新事物，当时上海刚出现电话，他就在办公处安了一个。同时还自备摩托车。在谢秉衡的营造厂，众多估算工作均采用英国产的计算机。后来他决定在新闸北路戈登路，建立了“通用计算机厂”，投入国产计算机的生产。

而且接下去让你更为吃惊的是，素有“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的上海外滩建筑群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由我们上海人，准确地说是高桥人建造的。

谢秉衡包下了当年的外滩三大工程：麦边洋行、怡和洋行、天祥洋行。在麦边洋行施工中，他使用了混凝土搅拌机；在建怡和洋行时，谢秉衡选用了天然毛石；在天祥洋行施工中，他用了大跨度钢筋混凝土屋架。这些工艺在当时堪称创举。

那是大兴土木的年代，如今也是大兴土木的年代。同样是在外滩，2008年开始上天入地式的架桥挖隧是为了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新闻上说外滩交通改造工程将“服役”五十年。有报道将外滩上演的这出城市戏剧比作美国波士顿大开挖工程的中国翻版。波士顿大开挖堪称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环境挑战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它从1991年开始到2007年，用了十六年，耗资146亿美元，把1959年在波士顿滨海地区建成的13公里长的高架中央干道彻底拆除，将过境交通引入地下隧道，修复地面城市肌理。

三

忽然想起一幅油画《复兴的气韵》，这是曾让很多上海市民骄傲的作品。朱德群，法兰西学院终身艺术院士，欧洲画坛公认的世界级艺术大师。在老先生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有人请他为上海这座城市画幅画。一年之后，老先生交出了一幅他一生中尺幅最大的作品——《复兴的气韵》。那年，这幅画被挂到了上海大剧院里。仅仅离《复兴的气韵》的地理坐标偏过了500米，现在的光明中学，1910年，周湘在那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画学校。他肯定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八十年，西方艺术中最先锋的抽象艺术可以成为中国一座城市的名片。

也是上海，1979年，黄浦区少年宫，十二名画家，以自发筹展形式，举办了“探索、创新、争鸣——十二人画展”。这是“文革”后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公开展示西方现代艺术。画展的前言上赫然写道：“严酷的封冰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每一个艺术家都有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展览轰动一时，当然责难之音远大于鼓掌声。不过前来看展览的上海人倒是大多不温不火，安安静静地看，安安静静地离开。

“文革”中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上海淮海路东西两头上档次的弄堂里，挨家挨户抄出的钢琴，就有一千架。陈丹青说他在“文革”时看到的情景：“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对过的一家古董店里，大大小小通体锃亮的钢琴堆满店堂，不是那么摆开平放，是上层的钢琴脚戳在下层的琴面上，一家摞一家……只见黑压压层层叠叠挤挤挨挨的钢琴阵地，仅留得侧身走过的缝隙，像是堆满机床的大车间。”而如今上海学钢琴的人已经超过了15万，其中中老年“琴童”占三分之一，每年有将近数万人参加钢琴考级。

四

历史有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剪辑，他熟练地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把某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串联在一起，给人无限的遐想。

城市对于生活有两种信息：一种是地域性的，另一种是文化性的。前者在信息化时代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信息爆炸式地传播，城市与城市之间除了行政区域划分的界限外，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信息“围城”。那么，文化性呢？

从上海立县开始，这座城市就不停地向我们展示了它内在文化的多重性、包容性以及更回归于生活的真实。上海人也在这样的文化趋附下变得更自由、更宽容、更热烈。上海文化也成为中国近代文明以来最有容量、最有潜力的地域文化。上海给予了任何人嫁接理想的土壤，它本身也接受着各种思潮的播撒。于是，有很多人走进了上海，皈依了这种文明。新上海人，或许他们不是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但他们选择这样的人生走向。

在这个城市，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景象都像是电影，胶片一格一格地走，一格一格地被曝光，留下没有声音的影像合成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也许就是上海这个主角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