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岜团桥到碗里碗外到乡官

从岜团桥到碗里碗外到乡官

社科研究把器物、制度、精神作为文化的三个结构层面。用这三个层面来审视岜团桥，岜团桥是独峒社科文化的象征和代表。社科研究离不开对经济生活的有效探求。不久前，笔者与时任独峒乡党委书籍吴仕彰、乡长覃水坤以及其他独峒乡政府的干部们研讨独峒经济建设方略，为他们“一只碗里的，任你如何扒拉也不会吃饱，只有把碗里的和碗外的都扒拉在一起，才能吃饱”的论说思想的张力所折服，确立了这篇文章“碗里碗外”的民族区域经济建设思路。因为这个思路来自乡官，因此，乡官作为的优劣也就自然进入本文的探求视野。这样，这篇文章的思维结构方向便是：从岜团桥到碗里碗外，然后再到乡官。

一

独峒乡是经济生活特困乡。这话是推理出来的。推理的公式是：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国定贫困县，独峒乡是三江特困乡，所以独峒乡的经济生活是特困的。官方的有关材料有：“人均有粮281斤，年人均纯收入401元。”“尚有近三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缺粮、缺钱、缺水、缺路、缺电。”“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第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各项事业的发展；第二、财政仍然非常困难，‘保吃饭’都难，更谈不上基本建设了；第三、大多数群众观念陈旧，给农业综合开发带来极不利因素；第四、贫困面大，群众自我脱贫能力差……”（独峒乡《政府工作报告》）。

也因此，十几年来，政府部门不断注入各种扶贫资金，派驻各级扶贫工作队，希图在一个时期内在独峒乡消灭贫困，消除改革开放以来独峒经济发展与其他地方的不平衡，缩短差距，达到共同富裕。毋庸讳言，由于对独峒致贫的根源没有准确把握，以及对贫困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正确理解，从而为解决贫困问题提出并制订了一些不适当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便是扶贫工作收效不显著，独峒的贫困面貌没有多大改变。

那么，独峒致贫的根源是什么？是物质的原因还是精神的原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其他？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独峒。”独峒的乡官们这样表明他们的观点。

历史上的独峒并不贫困，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

岜团桥可以作证。

“岜团桥建于清宣统二年……桥面分人行道和畜行道挂于桥侧，上下异层，与现代的双层立交桥有异曲同工之妙。”（《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第140页）这段话，其中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首先是岜团桥建于距今90多年前。9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因闭关自守，拒绝现代革命的清王朝已处于没落的边沿。而此时，偏居“梓桑之地”的独峒人，建起了岜团桥。第二个信息也是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岜团桥不是一般的普通木桥，而是科学技术独具的双道（双层）木桥，“与现代的双层立交桥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只有在钢铁普及运用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后的今天才能建立交桥，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0多年前岜团桥的建设，是现代桥梁建设文明的先声，它开了现代立交桥建设的风气之先。

我们到达岜团的那天下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青山绿水掩映里的岜团桥，气韵非凡地横亘于一江之上、两山之间。正桥里，老人和孩子或下三三棋，或打字牌，或躺或卧，或嬉或笑；侧桥上，匆匆来去的，是担头上挂着菜篮竹篓的妇人，是荷锄背刀的山里汉子，以及蹄声叭嗒的黄牛；桥下水潭里，一帮娃崽赤身光体游嬉在水里，追喊着，把不住流动的河水搅得珠光零碎——“且叹服在偏僻的侗寨里，居然有如此美妙的风光，真是令人有化外蓬瀛之感。”

岜团桥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它的“木臂双层立体交叉”功能使它饮誉海内外。它在以自己结构艺术的独创丰富了侗民族器物文化、建筑文化、物质文明的同时，更以其所负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使人们不能不为之久思：远离现代文明近个世纪的独峒人，如果当时他们没有具备一定的社会文明（组织能力、道德标准、制度法规）和物质文明，能首创这么一座不论是功能还是艺术，也不论是当时还是当今，不论在侗寨乃至整个华夏大地都独一无二的木桥吗?我们知道，像岜团桥这样一座大桥的建设，是一份繁复巨大的工程。从建桥的初始动议到行动纪律的制定，从原材料的准备、筹集到加工，从桥型的设计到桥体的修建过程再到后勤保障，乃至建桥时间的需要与各项生活生产劳动时间的需要的冲突，无一不牵动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整个群体的方方面面。这样一座桥的建设，是对建桥人综合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独峒人在建岜团桥的前后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物质生活及其更高级的精神生活是丰足的，当时的独峒人，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如果说此单一事象不足以佑证这个观点，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证。在侗乡，凡是古老的寨子，寨名都只用一个名字来称呼的，如富禄叫nyogl，晒江叫sail，冠洞叫guanv。同时，这种只用一个名字来称呼的寨子是不多的。一个乡境也就三四个，可在独峒却有六个之多。它们是干冲(gamv)，独峒(dubx)，岜团(biac)，具盘(joil)，里盘(bonx)，座龙(sol)。这足可说明，独峒自古就是人丁兴旺的地方。独峒的老人这样说：“那时候我们独峒这条河，一条石板路沿江而下，两旁都是抱粗大树，路上铺满了落叶、树枝。人走在上面，脚下咔沙咔沙在响，只踩着落叶，踩不到石板。四周山场里，古树参天，山青岭绿，鸟在叫，虫在鸣，老虎、野猪、山羊四处出没。桥下河里，各种鱼儿上上下下，一伸手就能抓着几条。中秋了，稻熟了，家家户户剪禾把，蒸糯饭，腊鱼干……”然后，“……吃了夜饭，老人们这一帮，那一伙，或在自家火塘边，或在鼓楼里，讲款的，讲古的，弹琵琶的，吹芦笙的，各有所乐。而后生姑娘家，点着灯笼，在月堂里行歌坐月。那幽幽怨怨，如述如泣的侗笛声，飘溢在整个山寨的上空，让静谧的夜更加宁静、和平。”（调查笔记）

这就是岜团桥修建时期的独峒和独峒人，他们生活美满，环境清幽，物产丰富，人与自然是非常的平衡和互补的。

现在的问题是，以岜团桥的修建为典型的突出表证的独峒，那个时候这种“桃花源王国”式的殷足生活为什么没能延及儿孙，反而让独峒于几十年后的今天落后于其他地方呢？

对于这个问题，乡官们认为，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经济形态和经济成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是因为那时的经济生活的丰足，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里的丰足，是依存于土地及其附着物（谷、木、草、野菜以及以此为饲料饲养的家畜家禽等）的人均对土地资源的拥有的质与量，大大超过单个人的生命存在的需求。那时的独峒人，处于一种光扒拉碗里的也能吃饱饭的社会生活环境。

可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随着经济生活特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基础性建设设施日益发挥作用，原产品的生产通过再加工不断升值，生产结构以货币为杠杆调节控制，物品交流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等，特别是随着生育的无序致使人口暴增，人的生存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产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互补被打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人对生命生存的需求后，独峒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生活与发达地区就拉开了差距。此时的独峒，一方面碗里已经如何扒拉也不丰足了，另一方面却没有注重和切实地设法把碗外的也扒拉进来。基础设施与流通渠道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现代经济建设内容没有充分引进，与外地其他先进地方在不平衡地发展，结果使自己成为一个角落和贫困地区。

二

“碗里碗外”，其要义就是追求物质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伸展开来讲，就是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注重自有资源和物资商品的生产建设，又不能只囿于自身狭小的一个天地，而要打开“山门”，积极地把自己小区域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纳入一个更宽更广的区域建设范围，利用市场这个中介，实现物资商品的流通，获得经济效益，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效益。“碗里碗外”的实现过程，就是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形成与完备的过程。

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即是世界经济也是民族经济的一大潮流。贫困的存在，其实是各地区区域间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具有差距的直接反映和表现。区域间经济生活差距的形成，万流归源，是因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的结果。从我们十多年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导致区域间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乃是因为区域间天然的、历史的、民族的、市场的和经济成分等各种差异性因素在起作用。就如三江县境内的东南部和西北部两大区域，抑或西北部以乡行政划为区域的林溪、八江、独峒、同乐、洋溪、富禄、梅林等相比较，相互间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为这些区域间经济形成的自然、历史、民族、经济、市场等因素存在着差异，结果导致了区域间经济生活有了差距。因此，研究扶贫方略，必定要研究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建设的运行是否健康，关系到扶贫工作质量的高下。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碗里碗外”思想，研究区域经济，我们先从理论上来阐述区域经济的差异、差距等基本观念。

差异，也可称为差别，指的是事物之间形式上或内容上的不同之处。而差距，则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程度，尤其是指某种标准的差别程度。很明显，差异的着重点是在于事物之间不同的地方，而差距则是强调这些不同之处到底有多大，既它们相关的程度。

由于这些区别，差异和差距与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也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因为在自然的、历史的、民族的、市场的等各种差异性因素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特点，这种不平衡在静态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这种经济持续不平衡地发展，最终导致形成地区差距。差异是不平衡发展的原因，而差距则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地区差距一旦形成，它对于不平衡发展和差异性因素具有连动强化反作用。即地区差距成为事实后，将会对形成差距的自然、历史、民族、市场等差异性经济成分因素形成连动反作用，使之通过反作用加深自身影响力，致使不平衡发展越加严重。

基于这样的认识，乡官们认为，民族地区要消除贫困，贫困地区必须找出并消除那些在起作用而致使形成差距的各种自然的、历史的、民族的、市场的等差异性因素。而消除各种差异性因素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碗里的和碗外的扒拉在一起”的过程。

首先是自然因素。

“消除自然因素的影响，其实也就是加强对山水资源的陪护。”

岜团桥修建时期的独峒乡生态是及其平衡和谐的——这里所指的生态当指自然的生态和人文景观的生态。“依山傍水的村落，紧相依偎着的吊脚楼群中突地拥起一座巍峨美丽的鼓楼，村前是古朴典雅的风雨桥，村后是千年常青常绿的风水树。而更远一点的视线里，梯田也在那里层层的环绕，水车仿佛在唱着古老的歌谣……”（《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这是什么？这是一幅“天人合一”自然与人文整体和谐的天然画卷，这是古歌里“苗江水流清悠悠”的真实写照。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合一，是人类生存的至美境界。可时至今日，这种至美境界在独峒已经不见了。“你看现在独峒，山上岭上光光秃秃，杉没有一根好杉，松没有一棵好松，剩下那几株草连牛也喂不饱……”（调查笔记）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因为生产过程中不注意培育资源，形成了对自然山水的破坏。在独峒，这种破坏产生的后果是土地逐步贫瘠，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农业生产增产困难，进而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逐步消亡。同时，当过去的一亩田地养一个人变成现在的一亩地要养两三个人时，修建岜团桥时的丰足在独峒就不再有了，葱茏的山场不见了，独峒赖以生存的山水资源枯竭了，导致了独峒人经济生活的贫困。资源的枯竭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经济生活的窘迫——生产和再生产投入的不足——收获的减少——物资的没有剩余——市场交换的缺乏——货币拥有量少——下一轮周期反应。周而复至的循环所带来的后果是恶性的。

独峒生产建设与资源的培护之间不应该此消彼长。要做好生产建设与资源培护的双元共进，关键一环取决于独峒要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贯彻实施。从方法论角度来讲，要改革单纯依靠原木及半成品加工销售的传统“林业”经济模式，对乡镇内全部现有活立实行封存（在有效解决群众能源的前提下），对群众生活必需的家用材执行严格的有计划审批砍伐。利用土地承包责任制度，限期对所有荒山、半荒山（也叫杂花山的）进行绿化种植。为了有效解决群众当前的生活需求与林业生产效益周期长的矛盾，应以科技的投入为强大后盾，加强对已开垦土地的开发利用，增加土地产出。同时，强化对富余劳动力实行合理的、有目的的调控。

表土植被对水土的涵养和野生动物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鸟语花香”、“山清水秀”、“道路两旁树丛中冷不丁窜出一只野山羊和白面狐”等，就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回报之一。而另一种回报则是它还可以给人类开发另一种无烟工业——旅游业。

旅游资源的开发在独峒具有很大的潜力。独峒境内有以岜团桥为代表的众多风姿独具的风雨桥，有林略、高定等村的鼓楼群，有风光旖旎的天湖——大塘坳水库，有蜚声中外的独峒农民画，有古朴纯真的民族风情，有同时可进入湖南和贵州在优越地理位置……当独峒再通过对山水的陪护后，山水得到保护，山变成葱茏的山，水变成碧黛的水，山上飞禽走兽，河里鱿鱼浮虾，实现了天人合一之后，谁又能说独峒不能大量吸引着中外那些久居闹市、向往着纵情山水的游客呢！

旅游扶贫在扶贫工作中所处的地位是突出的。在独峒，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独峒正是旅游资源的富饶地区。相对于开发和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兴办旅游产业的投入产出比要大得多。不把旅游资源看做资源或者是未能有效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造成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这是民族贫困地区开发扶贫工作的一大遗憾。“越是封闭就越有可能完整地保存独特的民风民俗。”在独峒，就有独特的建筑群体，独特的饮食习惯、服装服饰、婚丧嫁娶等。对与开展民族风情旅游项目，独特就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看似对经济开发不利，但却可以开发成为有特色、富于刺激的旅游项目。也基于此，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旅游扶贫纳入“九五”的重要工程议程，明确指出“加强对资源条件和市场前景较好的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李鹏总理在亚太旅游协会年会（PATAT年会）的致词中，宣布中国政府今后将采取的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五项措施之一，就是“重视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边远地区发展旅游，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可以相信，旅游扶贫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中将可发挥积极的作用。

独峒发展旅游产业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政府部门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群众办旅游。当然，在山水资源的培护，尤其是交通、通信以及部分酒店等硬件设施方面，政府要起一种牵头作用，组织作用，在制定政策引进资金，特别是在景点开发和规划方面，在开发各种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节庆活动方面，在提高旅游产品的正常占有率方面，在加强制度建设、净化旅游环境方面，政府应当做好大量细致而艰难的工作。

因此，乡官们说，在独峒，加强对山水资源的培护，同时把旅游业当作脱贫致富的一项新兴产业来抓，其意义和作用都是深远的。

三

独峒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因素造成的落后需要引起重视。

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历史因素考虑的是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即该地区在某个发展阶段初始水平。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在初始水平与现代经济增长有着密切在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扩大中的缺口”理论：如果甲地与乙地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那么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即使甲地相对地前进了，但是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仍会继续扩大。

独侗经济在发展与其他地方存在着差距。历史上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源的产出时期是一个时期，而公路建设在独峒断了头之后的一个时期里，则是又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

“独峒这条公路在独峒这里断了头，文明的东西也就在这里断了头。车流如潮的景象不见，过路人就少。过路人少，来做生意的人就少。结果现在独峒的生意，都是自己人赚自己人。自己人赚自己的钱，有多少赚头？生意不好做，你的生活也就好不到那里去……”（调查笔记）从理论上讲，公路是文明文化的使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独峒公路给独峒人民所带来的福祉是有目共睹的。向前伸展开来的公路就如同一把巨钥将一重深锁的山门打开，外面世界的空气吹入山来，新的形势，新的思想，新的事物也随之涌入，这些都促使了独峒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一扫自古积淀的古旧气息，促使人们摒弃过去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充分利用公路的通达所带来的便利寻找致富的新途径。可事实上，独峒这条断头公路，也能把独峒置于一个角落，一个边远地区，置于广西的边境和“省尾”。“独峒与外面的联系，或者说物资的进出渠道，全靠现在的这条断头的盘山公路……逢到大雨天和冰雪天，干脆连车也走不了。山外的司机一说要走独峒就变脸色。比如客车，别的地方，是车主愁客少，可独峒，却是客人愁车少……”（调查笔记）交通的不发达，运输的不便捷，它给经济建设带来的“瓶颈”效应是明显的。在今天，每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无不都有以交通运输的发达作为先决。独峒与外面的交通却仅靠一条断头公路，独峒经济的落后，就只是迟早的事了。

一条断头公路，历史地把独峒丢在了大市场的外面。也因此，打通这条断头公路，变断头路为畅通路，这在独峒的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乡官们认为，独峒的身后有座三省坡，只要翻过坡去，独峒将直接面对湖南和贵州，独峒就将成为广西同时与湖南贵州联系的前沿阵地。随着这种区位的改变，三省坡周围丰富的物产就会从独峒源源不断地进入广西、广东等沿海市场，而首先受益的将是独峒。

那么，公路打通后，独峒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顺利解决了呢？

“如果认为只要路一修通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未免太过于简单地看问题了。举了例子，像八江乡……”（调查笔记）

独峒隔壁的八江乡，乡境内不但通有公路，更要紧的还有铁路通过，且在乡境内建有两个火车站。可铁路的修通并没有直接给八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八江至今也还是一个贫困乡。这就是从理论认识上出现一个问题，即交通运输对沿线社会经济发挥作用的程度，还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沿线社会经济价值的认识。这就是常说的“接轨”问题。有了路还不一定能致富，是因为交通运输的发展与经济形态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肩挑手提以及羊肠小道就能满足自然经济活动对交通的需求，而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以后，公路（铁路）相等同的层次，变自然经济为规模集团经营的商品经济。这样，经济生活与交通“接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社会发育突出地表现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发展进步在物质形态上的主要标志。依循这个道理，独峒只有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向更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利用公路的通达，建立起一套属于独峒自身的市场经济体制，独峒就能依仗公路不断缩短“扩大中的缺口”，不断走向发展。

基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乡官们说，独峒目前的自然经济色彩仍然浓厚，唯有遵循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自身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充分利用可以争取到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等各种生产要素，利用全新的交通条件，制定政策，与外面先进地方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把传统商品的生产经营提高到产业化水品，使之既利于山区家家户户生产经营，又适应于经常变化的市场需求，既能充分发挥各村各寨的优势，又能适应公路运输和经营管理所需要的规模经营、批量生产，完成商品生产从生产到销售，然后实现其价值这样一个“惊险的跳跃”。

四

“寻求独峒经济发展的好路子，民族因素在独峒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样需要重视。”（调查笔记）

民族经济学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因素是与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利益通过经济利益表现出来，或者说经济利益构成了民族利益的主要内容。

也是宣统二年，独峒乡八协、守昌两村村民（当时称为“众姓”的），立了一块《免榨捐碑》石碑。碑文大致刻记了当时发生的这样一件事：程阳（现归林溪乡）抗捐滋闹，集众出扰，所以钦命二品衙署广西分巡右江兵备道总理沈为来到古意查办（即镇压），结果发现猛（孟）江一脚至五脚的苗（侗）民其时并不在场，同时，该脚绅团又求谒甘愿效顺，并求免苗（侗）寨捐项以安众心，因此，沈为就同意孟江油榨捐永远豁免，并命行县立案，嗣后不得再有丁差入脚索扰，致启衅端……

我们知道，维系侗族古代社会秩序的，是“合款”制文化。“合款”制度的社会功能是抗击外来侵扰和自身社会秩序管理，其要义是追求平安地居家过日。封建时代的各种捐税是很扰民的，不然程阳人也不会“聚众出扰”（即起款坑捐，如何“扰”，“扰”到何种程度，碑文皆不详）。居孟江河的独峒人在派款兵支援程阳人民的同时，又还“具状求免榨捐”，可见独峒人是很不愿“扩张”滋事的，当然他们不愿扩张滋并不是说他们就很保守，因为他们通过“具状求免榨捐”后，达到了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钦命二品官沈为免了孟江的油榨捐——还附带不准丁差入境索扰。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独峒人具有一种独特的人生范式。这就是侗民族“和谐”、“容宽”的文化精神。

为了更好地阐明和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哲学思想。

儒家为中国人开创了一种进取的人生范式：首先确立一种由道、仁、义、礼等范畴构成的人生理想，然后为之去孜孜不倦地努力。所谓的土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即为此理。这种人生范式可表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扩张性。它不是一种自足状态的人生，而是一种扩张态的人生。它表现在单个人的行为上是一种狂热，表现在一个群体，一个集团则是强悍、凶恶、残忍。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人生范式在与它互补，这就是在显示生活中遭到挫折后产生的与进取姿态不协调的心绪——狷狷者有所不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风乎舞……，咏而归。”这种隐退的、无为的人生是进取人生的一种互补。进取与隐退，扩张与保守构成了相反相成的统一体，典型地表达了中国（主体当为汉族）传统阴阳兼顾的文化意识。进取人生是从自我通往社会，从个体通往全体，通往的过程布满了旗帜；无为人生则是从社会退回自然，从群体归隐内心，以心灵的自由取代现实的功业。取代人生的极至会产生像韩信那样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无为人生则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归隐的彷徨和迷失；两者大起也大落，“意气”于事的色彩非常浓重。

侗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这两种人生范式之外。

研究侗族社会文化的学者认为侗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表述为“宽容”、“和谐“、”不具扩张性质”。这种基本精神较之于进取与无为，就指向与对人生意义的“宁静”把握。“宽容”不以狂热的进取为审美追求，它讲究的是遵守自然法则对人类的有序规范；“和谐”不以保守消沉的退隐为其要义，它以“天人合一”的不扩张性，恰到好处地对人生实施进取。宽容与和谐是对人生价值实现的一种度量，一种“禅意”认知。

独峒人身上显著地表现出侗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

安居乐业，这是社会健康的综合体现。一个世纪前的独峒人虽不扩张地抗捐，但他们也不是无所作为，他们“具状求免榨捐”，不动声色地以守为攻，以退为进，最终被免了油榨捐，安居乐业的目的达到了——宽容与和谐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

因此，要治理独峒，就必须从独峒的乡情出发，认真研究和把握独峒民族因素里的精神特质，采取和制订能够被独峒人民理解和接受的措施及政策，协调好民族特性对经济的影响。

“这既是一个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调查笔记）

这个问题摆到目前来看，我们首先要看到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相对性。“宽容”与“和谐”的根性也具有它落后的一面，表现在民族群体身上就反映为怕担风险和竞争意识不强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当竞争充满了经济生活的每时每刻时，缺乏竞争意识的民族经济处于落后地步就无可避免了。

所以，继承民族传统，独峒人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开启民智是首要的任务。因为民智的开启是经济建设的急需。

在独峒，科技文化的落后日益成为问题的焦点。当然，这个问题是撇开个体而从整体的角度提出来的。

现代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有多个“活动场”，如报刊、广播电视、社会教学培训、学校教育等。报刊、广播电视、社会培训是“短平快”效应，不足之处在于它对知识的传授缺乏系统，且容易受被传授者资深文化水平所限制。而学校教育虽然“效应周期长”，但它对知识传播的质与量的完整，和对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完备教育却是其他方式所不能代替的。选择学校教育作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当时明智之举。

独峒的学校教育，初中教育严重滞后。

“目前独峒小学毕业生升初中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独峒乡主要问题，小学升初中率仅为16.6%……每年有1200多名小学毕业生而中学只招收150名，原因是初中规模小。”（《政府工作报告》）独峒中学校舍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独峒人才产出的一道门槛。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独峒这个侗民族精神文化非常典型的地方，它之所以在近二三十年里经济生活与外面其他地方拉开了差距，与独峒中学因为“规模小”，每年把上千名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小学毕业生拒之门外，致使劳动者素质偏低有很大关系。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差距，民族因素在其中的制约是多因的。它所导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水平、科技与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等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发展水平的全面差距。

五

“碗里碗外”思想的主要属性，就是强调市场化因素的积极导入。要把“碗里的”和“碗外的”扒拉在一起，首要的也是直接的就是必须要有市场。“我们要根据独峒的经济基础和地理区位，从两个方面对市场因素进行理解……”（调查笔记）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要根据市场的要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自由流动，以及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有倾向性的扶贫政策的把握；另一方面，在独峒境内建设集贸市场对周边各种资源配置的扯（拉）动效应思想的确立。

在当今我国，东部沿海之所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的思想相对超前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获得中央赋予的大量优惠政策的同时，他们凭借沿海出海的便利位置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与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等优越条件，在市场化过程中率先一步，并且先取得了市场化带来的各种效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效益的获得，主要表现在市场化需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自由流动。而这种流动是遵从“效益和效率”优先的原则的。同时，这些效益的获取，使东部沿海形成了综合优势，一方面使之成为投资的热点，而大量投资的涌入使其附加值高的加工制造业迅速发展。这样，当他们能够输入价格偏低的农产品、原材料和输出价格偏高的工业品，就获得了价格差。另一方面使之以比较高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条件等，吸引了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才向该地区流动，在人力资源方面优势更加明显。

那么，独峒是不是也要按照这个模式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呢？独峒乡官们的看法是肯定和否定参半。

肯定的看法是共同的市场化规律要遵循。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规模商品交换所必须具有的大批量商（物）品的生产等。我们知道，每一种商（物）品的产出，都离不开必要的资本投入。同时，独峒作为一个民族贫困地区，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积累少，外部资金又进不来，结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充分把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关的扶贫政策，充分引进各种建设资金，是解决这一重大难题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上级各种扶贫资金政策的正确把握和争取，是我们争取资金，加强建设的重要保证。

否定的是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里，加工制造业在独峒不能盲目发展。

在已尝试的市场化过程中，独峒具有起点低、起步晚、起步慢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吸纳资金的能力差，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二是产业结构中农业、原材料生产行为比重大，产品大多附加值低；三是企业优秀管理人才奇缺。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独峒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像“1995年我乡通过贷款建一个牛肉加工冷冻厂，试产三个月，因流动资金短缺而无法正常生产”（调查笔记）的现象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独峒市场化进程的完成，在可预测的一个时期里，就指向于培护、巩固、发展自然生态资源，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并以此为依托，以市场需求和规模经营为导向，开发利用各种种养项目，实现资源产出在‘效率与效益’优先的原则下的自由流动”。（调查笔记）

在独峒建集贸市场对周边各种资源的配置，具有扯（拉）动效应，

独峒高亚村，每天要杀一到两头牛。

那天，我们是下午五点多钟到高亚。来到村部前，便看到有四五个人在一旁的溪里清洗着宰杀下来的牛的内脏。村部门口摆着两张案台，案台上堆满了牛肉，两个山里人装束的年轻屠夫，在努力地剔着骨头，雪白的砍刀上下翻飞着。牛不大，一百五十斤左右的分量。价格也公平，精肉四元，其他的三元二元不等。在到天黑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这一百多斤肉全部卖完。

我们一共在高亚呆了三天，看见高亚人杀了四头牛。我们便算了这样一笔账：高亚人平均每天杀一头牛，统肉一百三十多斤，平均每斤三元，一天就要三百九十多元。一年下来，高亚人只在寨上买牛肉吃，就要消费十四万多元。

高亚人这笔钱从哪里来？

高亚村党支书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高亚人是很会赶牛做生意的，独峒牛圩上到处可见赶牛做生意的高亚人。现在寨上杀的牛都不是自家养的牛，是从两边山或湖南贵州赶来的。赶牛和买牛肉吃的钱都是把牛卖给柳州、玉林、广东老板赚来的。高亚人以外吃外。”

高亚人能够以外吃外，“蛇油炒蛇肉”，功劳全在独峒的集贸（牛圩）市场。我们不妨这样打个简单的比方：碗外的是周边山和湖南贵州的牛和柳州等外地老板的钱，碗里的是精明于赶牛做生意的高亚人，那只碗就是集贸（牛圩）市场，碗里的和碗外的在市场里一扒拉，结果高亚人就能够天天杀牛吃肉。

六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乡级人民政府是国家政权“正规”指挥系统的末梢。乡官是国家各种政策法令的具体指挥者和直接执行者。乡官作为的优劣，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生活中各种具有负面影响的东西像一只只幽灵不停地出现以后，国家和人民对优秀乡级领导干部的希求和呼唤就日加迫切。在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好的乡官，能在这些地区正确贯彻执行国家的富民政策，带领各族人民群众打碎贫困枷锁，早日实现民族的富强昌盛。而一个不称职的乡官，不但不能给民族经济带来福音，严重的还会扰乱原有的经济秩序，使原来就脆弱的民族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届的独峒乡的乡干部门，得到了上级政府和全乡人民群众的一致称道。

值得称道之处就于：明晰地具有方向正确性的工作思路，以及为之作出不懈努力的永远战斗精神。

“碗里碗外”思想如果仅作为一种理论，而不积极地付诸实践，那它就只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独峒乡的领导们为了实现这种思想，利用三年的时间，组织带领全乡人民做了许多可以写进独峒乡志的大事：

测设投资600万元，修建独峒至贵州牙双方向的公路，打通与贵州的公路交通，同时，还积极主动与湖南方面协调，争取接通独峒至牙科公路与湖南的连接——独峒成为广西同时通往湖南贵州的交通枢纽的雏形将要形成；

开通独峒至县城的程控电话通信光缆，使独峒可以直接拨打国内、国际长途电话；

投资170万元，建成独峒集贸（牛圩）市场，使独峒牛圩成为三省交界广阔地区，特别在桂西北闻名的大型牛市，每圩都吸引着众多的外地客商前来交易，带动了以独峒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畜牧业飞速发展；

投资100万元，在独峒中学新建一座有20间教室的新教学大楼。新教学楼的兴建，将使独峒中学每年可增收六个班300多名的小学毕业生，为缓解独峒小学毕业生升初中难的矛盾，为独峒培养更多的新型的合格人才，提高民族整体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八协、平流、独峒、林略等村组织群众改造老残油茶林，种植经济效益高的优质茶叶，并在八协村兴建了一座茶叶粗加工厂（茶叶种植在三江的优势和社会效益，有八江乡布央村为证）；

投资近百万元，建设了美列、里盘、唐朝、独峒一中、高宇等村（单位）的高压输电线路、人畜饮水、人行桥等工程项目；

在农业综合开发方面，提出并实施了“①改革土地耕作制度。独峒乡人多地少，又是种植单季稻，利用稻谷轮作种植高效农作物，是提高单产的根本途径，如种植烤烟、种草养牛、商品菜；②冬种农作物必须商品化，改变种菜为养猪粗放经营习惯，利用菜味纯，虫害少的优势连片开发，规模生产，形成商品菜；③大力发展畜牧业，主要是发展草食动物，不与人争粮；④加强项目管理和技术培训，完善服务功能，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产生效益作保证……”（调查笔记）等工作思路和办法。

……

也因此，在独峒便有这样一个传闻，说是一个平常极贪占小便宜的人，“那种人，鸟飞过天上都想扯下一根毛来”（调查笔记），竟也深深地为乡政府干部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好事的实干精神而感动，积极提议要为乡干部们塑金身，以表民众知谢之情。

“做人，总应该有一种精神。你当了乡党委书记、当了乡长，你就是全乡人民的领头人，你的工作就只能做好，不能做差。”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呢？

这是一种不干则已，干了就要“创一流政绩、创一流效益”的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我们提出创一流政绩，创一流效益的口号，就是要树立起全乡干部、群众的必胜信心。我们要让独峒人民自己要把自己当回事，要有一种如果三江是一桌宴席，那独峒就是一道菜，缺了独峒就不能算是一桌宴席的气概。创一流政绩，就是要让外面了解独峒，认识独峒，让外面知道今日的独峒人民，为了早一天脱贫致富，已经亮出了他们战斗旗帜。创一流效益，就是要使独峒人民相信这一届的独峒乡党委、政府有信心、有决心，也有能力带领全乡人民战胜困难，消灭贫困。比如1996年，上任伊始，就逢上百年不遇的洪涝灾难，我们迅速进入角色，一边组织救灾，一边审时度势，抓住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上半年损失下半年补，山上损失山下补，水田损失畜牧业补’的抗灾指导方针，迅速改变了救灾方向，从争取零星救灾物资转移到争取恢复救灾项目资金上，由于工作中心转移快，结果争取了恢复生产救灾项目资金一百多万元，仅一个养牛项目，就得到以工代赈资金65万元。这笔钱，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问题。再通过后面一系列的工作，就让群众看到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

这是一种要充分相信每一位同志、调动每一位同志工作积极性的精神。“一个干部素质的高低，在一个短时间是衡量不出来的，关键在于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工作责任心。责任心强，一下子干不了的不要紧，他会慢慢想办法，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所以工作上我们贯穿始终的一条就是强调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调动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同时，要充分给予他们锻炼的机会，放手让他们去做。比如一位党委成员，头几次开会因为不分主次，讲起来没有头绪，大家不爱听，打瞌睡。可如果因为他有这个毛病，就不让他再主持会议，他就不知道应该如何纠正自己。后来通过几次放手让他去开会，锻炼他，现在他就知道了该怎样讲才让大家不瞌睡。”

……

当然，我们不能说吴仕彰、覃水坤他们这一届独峒乡的领导干部们在他们这一届任职期间，就能把独峒建设得怎么怎么样好，把事情干的如何如何的好，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为了带领独峒人民脱贫致富，用他们的学识，和他们的胆识，为独峒人民描绘了“碗里碗外”科学的经济建设蓝图，让独峒人看到了希望，看了前途。

“独峒变了，象征着乡村繁荣的饭店、旅店雨后春笋般出现；早晨清新的空气里，身穿民族服装的农家妇女在以五角钱一把向你兜售半斤左右的青菜；圩日里，当街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摆满了板凳和木板搭成的摊子，当各地的赶圩人一伙伙来了后，那些摊主们便担来各式各样的商品，摆好，卖与赶圩人……”（调查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