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知行合一”的大学校长

23．中国需要“知行合一”的大学校长 （2010年8月12日）

2010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枟中国需要什么样大学校长——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谈大学精神枠的报道。多名国内一流大学校长接受采访就“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大学校长不是官”和“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等话题谈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我看他们的办学理念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面对我国拥有这样一批办学理念完全正确的大学校长，我国高校为什么没有得到广大群众应有的认可，反而是群众意见最多的领域之一：如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何没有明确答案；反映高校学术腐败的“汪朱事件”为何迟迟没有结论；众所周知的高校青年教师生态环境恶劣问题得不到解决；学风浮躁越演越烈，影响到学生作业抄袭成风等等，问题成堆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这篇报道中大学校长们只谈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不谈大学现状和实际举措，反映出我们大学校长们知得多，说得好，但行得少，没有做到先贤王守仁（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有人强调知行的先后、有人强调知行的难易，直到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淡化了先后，难易等要素，突出强调“合一”性是极其高明，也是极其正确的。今年夏天我有机会参观了余姚王阳明故居，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次认识了这位伟大先贤的心学学说。我特别欣赏他的“知行合一”说，就不自觉地用它来解释这篇报道。当然有些问题，如“钱学森之问”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但作为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为国家民族培养合格人才，大学校长们应该有个明确说法，是做好了，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怎么做；又如“高校行政化”问题，除了校长不能去掉自己行政级别外，大学校长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有可能解决的；又如青年教师反映强烈的强者通吃的生态环境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学风问题等等校长们正视了吗，花力气去解决了吗，与校长们有关系吗，校长们有责任吗？我希望中国青年报能用另一篇采访来回答。

怎样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我想用我心目中一位知行合一的校长——浙江大学原校长路甬祥在浙大的实践来回答。路甬祥的办学理念和他在浙大的实践十分丰富，我只能就我曾参与过的科研管理工作谈一点体会。1988年春，路校长提出的一项任务是提升浙江大学的科研实力，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教学科研并重型大学。当时，科学研究工作在浙大的比重和地位都不高，如1987年的科研经费为1700万元，1988年全国SCI论文排名浙大名列30出头，全校只有2～3个教育部批建的研究所。路校长从科研组织体制、考核和激励机制，以及研究生培养等方面提出一整套改革措施。他提出系管教学，研究所室管科研的思路，第一年就成立了近百个研究所室，一大批学术带头人从此在项目申请、合同签订、经费使用、资源占有等方面有职有权。他提出定量考核机制，把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化为业绩点，业绩点计入绩效工资，彻底改变了大锅饭体制的弊端，激励作用十分明显。路校长千方百计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使浙大成为成立研究生院最早的高校之一，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有力地支持了科研发展。可以想像路校长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新政的实施决不会风平浪静和一帆风顺的，而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统一思想后才成功实施的。事实证明，路校长这套新政有力地推进了浙江大学科研实力的发展。2008年浙大科研经费达17亿元，20年增加了100倍。浙大的SCI论文排名已是全国第一。浙江大学被视为高校发展的一匹黑马是与这批新政分不开的。今天全国高校的科研规模均有大幅提升，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给发展带来活力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引起很多诟病的“定量考核”制度，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把定量考核转变为影响力考核是一种可行的选项。考核影响力就不是行政说了就算的制度了，又要涉及“去行政化”话题。这难道不是给高校校长们实现办学理念的机会么。我殷切期望我国高校校长们正视发展中的问题，把他们正确的办学理念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有力行动，做真正“知行合一”的校长，使我国高校水平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