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满纸书生累”——忆邓拓
我第一次发现邓拓同志爱书,是在报社的图书馆。
那时馆藏图书封底里,都有一张借阅卡片,有好多次我填写借书卡片时,前边都有邓拓亲笔填写的名字和日期。工作那么紧张,却不忘读书,我从心底佩服他。有趣的是我至今还藏有一张他亲笔填写的借书卡片,书名是《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进城不久,机关还保持领导同志出门带警卫员的制度。夏天的黄昏,有一次,邓拓趁上夜班前的间隙时间,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闲步。我看见那个穿着灰布制服的警卫员就跟在他身后。细心人可以明显地看到警卫员腰间藏着的那支手枪。
大概是实行薪金制以后吧,邓拓才开始较多地藏书。除了个人收藏以外,他还为机关图书馆收藏了不少好书。有的现在已成了善本。一部明版的《老学庵笔记》不仅有傅青主的藏书印,还有他的眉批。这就是邓拓以极廉的价值为公家购来的。
有一次,我在楼梯上碰到邓拓的秘书直往下跑,问他何事这么慌张?他带点神秘的表情说:“嗐,这回可送宝贝来了。天津市委的同志给老邓送来一小箱子破账本,旧契约什么的,全是没有人要的破烂玩意儿。”
后来我才知道,邓拓业余时间还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不仅到过京西门头沟矿,还到过前门外几家祥字号的大绸缎庄。他专门寻找人们将要当废纸扔掉的那些原始单据。他的汽车司机跟我说,到了京西的荒地里,找到了一块残碑,邓拓就让他照相,自己蹲在草地里抄录碑文。抄完了还核对一遍。来自解放区的老记者跟我说,当年在晋察冀的山沟里,凡是外出采访的,都忘不了顺便给邓拓带回几本老书来。转移的时候,邓拓也舍不得一些珍贵的书,不解其意的人还往往怪罪他嗜书过分。土改的时候,地主老财的线装书无人顾及,有的便付之一炬了,而邓拓常常提醒别人从那里去抢救一些古书。
邓拓是一位杰出的党的新闻战士,也是一位学者。当年主持报社图书馆和资料工作的,专门请来了研究太平天国的谢兴尧,以及著名的翻译家胡仲持。正因为邓拓同志有这样的眼光和气魄,机关里读书的空气很浓。他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即记者和编辑除了是社会活动家以外,也应该是自己所从事某项专业的专家。管农业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最好也熟悉一点森林学和土壤学。工业、商业、文艺、国际等,亦莫不如是。
五十年代初,他在同编辑人员讲话时,有两点我记得很清楚。一是劝我们要多读巴尔扎克的小说,他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反映社会百相的,写了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也要研究社会,观察人,可以拜巴尔扎克为师,作为我们的借鉴。再有一点便是记者到一个地区去采访和旅行,事先必须看一看当地的地方志。如果你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物全无所知,你怎么能深刻地反映那个地方的变化,怎样看待今天的成绩?为此,他亲自在琉璃厂旧书肆为机关采集了大量的县志,还派图书馆的人到外地去采购各地县志。他在外地旅行,每到一地必然先找当地的县志来看。十年动乱中,有人谴责邓拓买来的全是废物,又有人说他广采县志是为了个人研究所需,真是浅薄至极。所幸在邓拓调离报社后,以至今天图书馆仍在不断补充馆藏的地方志。至于我们当编辑和记者的是否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馆藏,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说到馆藏书,我又想到一九五四年报社第一座新楼建成时,邓拓还亲自出面邀请名家作画和选购作品,挂在各楼的会议室。其中有齐白石、徐悲鸿、陈半丁、于非闇、吴作人等名家真迹。人们一进会议室,便感到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我亦京华一艺徒”,邓拓同志并不回避自己是热爱艺术的。有一年春节,我们去他家拜年。偌大一间书房,四壁挂满了书画,他说这是趁着过节来人较多,便于向众人请教,共而赏之。可惜他当年苦心搜集的那些名家之作,在十年动乱中被人以四旧为名,当作废物卖给委托商店了。眼看这些真品同破地毯等一起被平板三轮车拉走的时候,真令人有无处去说理的沉痛之感。
大约十年前,我到了河北平山县的滚龙沟,拜访了当年《晋察冀日报》的旧址。一个老乡特别把我引进一个安静的小院里,指着檐下的一间屋子说,当年邓拓就住在那儿。他不敢大声说,我也不敢声张,甚至不敢当着众人迈上台阶去看看那窗里的究竟。我只记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山村农舍,房基是石头砌的,小巷也是石头铺路,房前屋后似乎都是高高矮矮的石头山。我多么留恋那山村小巷里的小院。我仿佛看到深夜在那静谧的纸窗前正亮着一盏小油灯,文雅潇洒的邓拓正伏案疾书……天明的时候,他笔底的墨迹,已经变成了铅字,还带着油墨的气味,便由一头头小毛驴驮着报纸下山去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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