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安岗

我所认识的安岗

凡是熟识安岗的，常说他不知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总是那么快乐、年轻。我也向他求过药方，他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回答：“没有什么秘方，就一条——千万别锻炼！”

“文革”中，我们在房山干校同学一年。收了工，大家坐在帐篷外边洗脚都乐于跟老安说笑话。有人说：“老安，听说你在解放区的养生之道是喝生鸡血？”又有人帮腔：“是小雏鸡的血吧。老安的皮肤又细又白，头发乌黑，全靠这个。”老安一边乐，一边故作警戒状：“别打哈哈啦，让军宣队听见信以为真，我可受不了！”

在领导干部中老安性格开朗，充满情趣，人们敢于跟他开玩笑。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们刚到《人民日报》来工作的五六位同志奉命去煤渣胡同，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兼秘书长的安岗请我们吃饭。据说这是老解放区的传统。

我的座位挨着安岗。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对我家在天津开纸店，专门做中式账簿非常感兴趣，问得特别仔细，让我很意外。后来才知道，这已成了他的职业习惯。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他对什么事都有兴趣，而且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稍后，我知道他学生时代参加过天津的“一二·九”运动，十七岁就从天津进入山西。抗战开始，担任过阳泉矿工游击队的指导员，二十岁就当了太行根据地机关报《胜利报》的总编辑。我对他产生了敬意。那时报社还没有盖楼，他代表报社参加政务院的每周例会，回来就在报社汽车队旁边的一间平房大屋里传达。没有讲台，也不用扩音器，大家都坐在长条木板凳上听他报告。他的口才极好，传达完周总理、陈云同志的讲话后，还结合报社的工作布置任务，充分体现了他的才干和作风。那时编辑部才一百多人，接收了《华北日报》的旧房子，都在平房里办公。

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给他送文艺副刊的大样，请他审阅签字。版面上一张邵宇访问印尼的速写画留的位置过大，画却制小了，已让制版房重做一块锌版。我顺便作了说明。不想，老安抬起头来问我：“为嘛制小了？”他的天津口音也冒出来了。我一愣，不好意思地回答：“计算得不准。以后注意。”

“行，你还有点自我批评。以后咱尽量少麻烦人家制版工人。”

我无言以对。从那以后，设计版面时就特别小心。

十几年中，我和老安同住一个宿舍。他常跟传达室的老周聊天，没有一点官架子。老周当年是天津《益世报》的印报工人，我也爱听他“吹牛”。他佩服老安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时就给《益世报》写社论了。直到近年，我才见到那些“社论”，实为连续刊载的一组长篇人物专访，其中一篇还是访问曹禺的，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报纸上。那时曹禺刚发表了《雷雨》，《日出》还没有写成呢。

唐山地震那年，“四人帮”在报社的代理人把报社原有的一些“旧人”赶到地震灾区去“锻炼”。抗日战争根据地的老记者李千峰、季希晨、萧航等人都下来了，分配到各县去。袁鹰分派到塘沽，我被留在天津。安岗名义上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天天熬夜改稿，白天还跑工厂。他把天津拖拉机厂作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我跟他跑了好多次，还留我住在厂里。有一天正在采访，突然附近轰然巨响，一座车间倒塌了，幸好没有伤人。我亲历了老安采访的场面，他问得厂方满头大汗，看得出老安对一位有头脑的宣传干事还是挺满意的。那时我们住在天津宾馆的抗震棚里，老安在天津的亲戚知道他爱吃天津的早点锅巴菜（外地人绝不问津的烩煎饼），偶尔会给他送一饭盒来。他还真照顾我这个老乡，分一半给我。

说到“文革”，更有一事难忘。

六十年代初，我给《天津晚报》文艺副刊写了一个书话专栏《书叶小集》，一些题目涉及周扬、夏衍、吴晗、孟超……一时全都成了“黑帮”。各地纷纷揭发批判《燕山夜话》的分号，天津准备批判《书叶小集》。“文革”前，老安刚从《天津日报》调来两名工人出身的记者到报社，这时揭发安岗，其中一张大字报涉及我。大字报的标题是《安岗包庇文艺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讲到他们把天津检举我的材料交给安岗，安岗却压下不同意公开批判。看了大字报，我才知道自己将要大祸临头，而安岗同志当时已处境艰难，仍竭力保护下面的干部。这种政治品格能不让我感动吗？

说到这儿，我还要带上一笔。稍后报社的吴冷西、胡绩伟等几位领导全被打倒，陈伯达的工作组进来，《解放军报》的社长唐平铸担任了《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天津仍不放过我。唐平铸看了检举材料也作了批示，大意是看一个同志要全面地分析，不能光看一时一事。他不同意公开批判我。不久，他也被军报的“造反派”揪了回去。现在，他已病逝多年。像安岗和唐平铸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老干部，实在难得，我永远尊敬他们。然而，我却从来没有跟老安讲起这件事，更没有当面致谢过。

一九八六年，在纪念安岗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的会上，老安有个致词，我是事隔两年以后才见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点让我难忘。一是他在叙述自己成长过程的时候，除了讲到党组织的培养及战友们的相助，也讲到两位所谓旧报人的引路。一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一是《益世报》社会服务版的主编吴秋尘。这两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老安却尊重历史，心存念旧之情。二是他在这样隆重的会上，翻出自己的老账，大讲往日的“过失”。这些已经被人遗忘的事本不应当由他个人承担，他又再次向当事者郑重道歉。那是在太行的整风运动中，他虽然没有照搬“残酷斗争”的方式，但也无力顶住“左”的压力，采取了逢场作戏的办法加以应付，根据假材料，通过众人的选举，让张连德同志当了“选举特务”。其实他十分信任连德同志，也欣赏连德收报发报的才能。解放战争开始，他从太行到平津前线便带上连德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连德同志在我们报社是位奇才，报务员出身，却能写会算，精通中医骨科和数学，曾经写论文与华罗庚商讨学问。当时他一个人守着电台，甚至可以收发英文稿，代记者写发战报稿件，常常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上。有两次他边发报，战友边喂他饭。“抢救运动”中“选举特务”的事早已过去了，并已当面道过歉。四十多年后安岗又一次当众道歉，难道不是多此一举？诚然，有的人不愿谈这些事，而老安却把不完全属于个人的“过失”和“教训”承担了下来，无非启示后人不要再犯“左”症了。第三是连德同志跟我讲的。那是在进入邯郸以后，老张累得几天吃不下饭，工作又无人能代替，只好坚持发报。老安对连德说，你几天吃不下饭怎么行，一定是咱们的饭不好吃。他马上让会计开给连德一百块钱，让他到街上去吃煎豆腐，喝丸子汤。老张的一百块钱花完了，病也好了，又回来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简直是无先例可循的。这种灵活的领导方式带有喜剧色彩和人情味。它不仅反映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际关系，以及当时干部生活条件的艰苦，也表现了老安这样的领导人胸怀开阔，不计枝节。他是一位充满情趣，又极有魄力的领导干部。这对那些离开教条就不能迈步的人来说，实在是个绝妙的讽刺。从安岗同志来看，在火与剑的你死我活战斗中，还有比保存干部和完成革命任务更重要的吗？

我还记得，一九五二年报社开展“三反”运动，人们给范长江、邓拓、安岗提了不少意见，对我们这些参加工作不久的人更是个教育。但有的意见我当时听了就别有所思。比如有人给老安提意见，说他不该去东安市场的曲艺厅听荣剑尘的单弦牌子曲。还有人批评他不该打听“谭家菜”多少钱一桌，等等。听曲艺是个人爱好，也是一种文化修养，说不定对工作还有用。“谭家菜”也不是真的吃了，仅仅是打听一下而已，算什么错呢？我从这里却看出老安的生活趣味，觉得他是个既亲切又平凡的普通人。

在电视转播的今年春节文艺晚会上，我又看到安岗同志坐在观众席的前排。年近八旬，他还显得那么年轻、快活。我若见到他，仍要向他讨永葆青春的药方，过去保密，现在可以公开了吧。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