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电台”

“秘密电台”

赵兄病逝，鄙人从此失去了一位可与我一道戏谑某个“大人物”的对手。

赵兄长我十余岁，四十二年前我刚到报社的时候，我与他同住东单西裱褙胡同的宿舍。他本来在北京有家，因为常上夜班，也要了个集体宿舍的床位。我常向他请教些京中琐事，并编辑工作的经验，他也把我当成可以谈谈的小老弟。

他岁数大，经历自然亦多，遇到政治运动来了，自然要比别人多费些周折。最后他总算留在编辑部编农村版，干了一辈子。当年，邓拓号召我们编辑、记者要成为本行的专家。如果是农村部的编辑，不读土壤学、畜牧学、植物栽培学是不够资格的。赵兄可称实践总编辑号召的一位模范，平日埋头业务，熟悉农业知识、农村政策，堪称这方面的里手。到了“文革”期间，他被打入干校，人们便亲见他那务农的本事了。大田的庄稼活儿他懂，果树更是内行。我在干校蔬菜队干活儿，也常去请他指点。他几乎成了干校的业务顾问，然而名义上仍是个“牛鬼蛇神”。

是“四人帮”大闹清理阶级队伍那年，陈伯达、姚文元装模作样地穿着军装走上报社的讲台，来推行什么“自报公议”那一套。即每人先由自己讲自己的历史，听众来找矛盾，提问题，轻则怀疑、追问，重则盘查、斗争！这个阴阳怪气、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文革”一开始就控制了报社的运动。先是来看大字报，爬了二楼，怕累，小战士还给他搬着椅子，让他坐下来看。后来抓得更紧，常常带着文丑姚文元来定稿社论，并指导报社的运动。有一次凌晨，我们下了夜班正等报社的班车，陈伯达和姚文元正好也看完当天见报的社论大样，出得楼来，在寒夜里要风光一下。也许刚才又在社论里信口雌黄，把政治对手们往死里痛打了一阵，心中正暗自高兴吧。他们先不上车，站在报社门前广场上，望着静悄悄的王府井大街，又伸懒腰，又甩胳膊，好像他们真为革命费尽心血。两个“大人物”个头矮小，身体滚圆，两件棉军大衣又显得厚重肥大，实在是毫无风度可言，而他们伸手投足地自以为非常潇洒。有一次当着上千职工的面，陈伯达在台上突然点了赵兄的名：

“赵××，你听着。你藏的那部秘密电台，现在应该交出来了吧！”

全场一片寂然！

在当时，“大人物”的话是有分量的。真是恶人一语便定了别人的终身，赵兄从此便成为一名永远也不能毕业的干校学员。

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不止一次在我们这里讲过话，有一次也是由姚文元作陪，刚一开口便带煽动性地指责坐在靠前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说：“为什么不请工人阶级坐到前面来？”于是当时本来就不太正常的报社编辑部和工厂、行政部门的关系，从此更加对立。幸好那时我有自知之明，常常暗地里自称是党内的民主人士，从来找座位都靠后靠边，否则众目睽睽，当场被轰起来该多难堪。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政治骗子忽然在庐山上被揪了出来。我们当然很开心。偶然碰到赵兄时，我便悄声地问他：“老赵，你那部秘密电台还不交出来吗？”

对方一笑，似乎不屑于开口反击，显得那么含蓄、豁达。

弱者到底还是个弱者，他仍然得无声无息地留在干校，继续接受“改造”。我们的干校由房山县迁到河南叶县，最后又回到京郊昌平县的小汤山。每当轮到我去干校一年，或临时短期劳动，总要绕到赵兄住的小屋里去坐坐。那时军、工宣队已撤走，“秘密电台”的事也无人提及了。我倒是知道，当时在赵兄的床底下确实藏着一个硬家伙，那是个用得很顺手的理发推子。平时找他来当义务理发师的真不少，一到人们公休回城前，头好几天就要排号了。赵兄永远是笑呵呵地来者不拒。唐山大地震时，他有个儿子在唐山当工人，那天正好上夜班。平时都在饭厅吃夜餐，唯独这天他端回来到车间吃。地震一来，他就势躲在机床下，保住了一条命，而留在饭厅的伙伴一个也没有回来。人们说这是鬼使神差，全靠老赵平时待人宽厚友善，积了德。弱者总是要寻找能够宽慰自己的某种哲学吧。

“四人帮”倒台后，赵兄回到编辑部，仍然编他的农村版。只要远远地一瞧见他，马上令我意识到：“秘密电台”来了！

“老赵，你的秘密电台还要藏到什么时候？”

此时的赵兄已不那么含蓄了，他立即回答：

“怎么，你忘了？我不是把电台转移到你那儿代存了吗！”

如今，我再也没有机会与赵兄一起嘲笑那个“大人物”了，不禁寂寞之至。同那个“大人物”相比，弱者笑到了最后。赵兄才是个真正的胜利者。我愿正在西天远游的赵兄，在黄泉路上无妨与同行的鬼友们聊聊秘密电台的事，让伙伴们亦开怀一乐。假如有办法见到那个政治骗子，更可直截了当地质问他，当初究竟是谁向他打的小报告！

一九九二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