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块瀑布”

“我是一块瀑布”

一九九八年是《人民日报》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中央局，原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进城后，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又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我是于一九五一年八月由北京新闻学校分配到这里来工作的。

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老干部集中的所在。我这个甫出校门的刚二十岁出头的“儿童团”，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幼稚的。欣逢报庆，我究竟在这个集体里生活、工作了四十余年，经历了很多事，认识了很多人，回想起来亦感触良深。有两个人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位是老干部王友唐同志，一位是老记者刘衡大姐。

到报社不久，就赶上“三反”、“五反”运动。报社也要抓贪污犯“大老虎”。王友唐同志是管工厂的秘书长，经手报社建设和财务，理所当然地被打成“大老虎”。报社被打成大小“老虎”的都已“承认”了，只有这个头号的“大老虎”硬是不承认。报社警卫班的战士，持枪押解着他到煤渣胡同报社的大礼堂去接受大会批斗，口号声中，他安如泰山，一口咬定没有贪污一分钱。逼得再紧，只承认在与私商接触中，受了资产阶级作风的某些影响。因此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隔离审查数月，最后证明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后来还是邓拓同志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在原地和原规模的会场上正式向友唐同志赔礼道歉。不久，王友唐被调到文化部工作，我去那里开会时还能碰到他。我没有机会问他当时的心情，以及为什么不说假话。我想我已经有了解答：在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的一次战斗中，他曾经负伤装死，日寇还用刺刀往他身上刺了三刀，以试他是死是活。他硬是忍着巨大的痛苦，一声不响，纹丝不动地骗过敌人，至今身上留有多处疤痕。这是报社的老同志全都知道的事。经历过这样生死考验的人，难道一经组织审查便会胡说连篇吗？难道还有必要当面问他出于什么动机不说假话吗？

刘衡大姐也是来自解放区的资深记者。我到报社时，她正在内蒙古记者站工作。一九五七年她在记者部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个“右派分子”不同一般，她从被宣布为“右派”那天起，到她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得到改正以前，她始终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成了全国少有的“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当年她在被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就表示过：“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以后有什么思想，还是要向党汇报的。”她说到做到，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以至“文革”当中，她处境艰难，仍不忘以小字报，甚至以诗歌的形式来向党汇报。她坚持认为反右派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应该甄别，而且毫不见外地对当前各种运动中的偏差继续提出批评和意见。这种韧劲精神，当然会遭到更加残酷的斗争，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革”初期，红卫兵问她是不是右派，她高声回答：“不是！”红卫兵就用铁丝编的纸篓扣在她的头上，拉着筐子在报社大楼内的楼道里游斗。铁丝划破了她的脖子，血迹斑斑。到了房山县的干校，“造反派”逼她承认是右派，否则要活埋她。她还是不承认，竟然有几名打手拿起铁锹，把她绑到村边的荒地上，表演活埋刘衡的闹剧。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想追查此事，宽容的刘衡大姐却原谅了准备活埋她的人。她说：“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

在她被当作“敌人”的那二十来年中，她不断在报社二楼的贴报栏上公开贴出“思想汇报”，有心人当年曾抄录过她的话：“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我十六岁就开始把您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我把命运和您连在一起，跟着您踏过千山万水。我要变成您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您欺骗？！……”她写诗述志，题名《我是一块瀑布》：“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反右派给了我悬岩、陡坡，／给了我险滩、巨石，／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当我看到她这些发自内心的独白时，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当时我竟连一句同情她的话也不敢向她透露。软弱如我这样的俗类还在想：刘大姐呀，刘大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就不能先承认犯了“右派”的错误，过几天平静的日子再说吗？

现在，刘衡大姐行动不便，很久足不出户了。不过思想仍很活跃，偶尔还会打电话给我。那天，她在电话中问我十九世纪欧洲古典文学里的一段恋爱故事，是出自法国莫泊桑之手呢，还是英国哈代的小说？我不知道她要写什么，我也回答不出。她就像一块洁白的玉，二十几年间，吃尽难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终于保持了自己的玉洁冰清。

我有幸在报社这个集体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受到过很多的教育，这两个在威逼之下从来不说谎话的人，将永远教育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