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编辑

一个普通编辑

一

每到剧场里看戏，一见熙熙攘攘的观众，我很自然地会想到那当中一定会有您——朱树兰同志。

我同您一起工作多年，不知同您一起看过多少次戏。不该呀，当初我也像别人一样地曾经打趣过您：您在看戏的时候，尽管锣鼓声那么紧，您还是闪电似地打了个盹。那时我们乐您，逗您，您不在乎地笑了……现在，我是多么的失悔！

就在这天早晨，您给一家人做好早点，打发走两个孩子去上学，才随便塞了两口什么，就直接奔到剧协去开会了。那是外地一个专区级的剧团来京演出的座谈会，您说越是外地来的小剧团就越要参加，人家好不容易才进一次京啊。党报有人来参加，人家就高兴了。何况越是地方来的，往往越有好东西，我们不能失职。

座谈会开得好热闹，很多老专家都来了，作了热情的发言。您在笔记本上大体都记了下来。散会的时候，早已过了吃饭的时间，您只好在东四小吃店买了几个冷烧饼。

下午，总政歌舞团来电话，说您约的稿子已经写好初稿，还没有把握，一定让您去一趟，当面再商量商量。您又出发了。那时只有您一个人分管戏剧、音乐、歌舞、曲艺，每天不知有多少戏票塞到您跟前。

当您从歌舞团出来的时候，距离晚上看戏的时间很近了，甚至连到小饭铺吃碗馄饨的时间都不够，您就直接赶到剧场。对了，您想起中午买的凉烧饼还没吃完，您就这么对付了。至于孩子们的中饭，您头天晚上已经替他们做好，只要在炉子上蒸热就行了。晚饭吗，那就让孩子们的爸爸辛苦了。可是，有多少年啊，您的丈夫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另册”，分配到湖北农村去教书，您就铁了心让孩子们自己凑合，而您还是坚持去看戏。您有戏瘾吗？不是。您说，不看戏怎么能编稿，凭什么发稿，怎么知道别人评论的对还是不对？

您疲倦了，但是仍然强打精神盯着台上的一举手，一投足。就这样，您实在支持不住了，稍一走神，您悄悄地打了一个盹。这片刻的休息对您是多么需要啊，我们怎么忍心来打趣您。树兰同志，您当时真的没有生气吗？

我还应该向您坦白，那是我还没有到文艺部来工作的时候。报社正在选举先进工作者，文艺部推荐了您。别的部门的同志看到您的光荣名单时，特别是看到您的先进事迹里有一条是“能够坚持到剧场里看戏”，很多人都笑了。有人还开玩笑地说，能看戏也成了当劳动模范的条件，那我还盼着天天看戏呢。那时我虽然没有讲这种轻佻的话，但是我也跟着笑了；笑，还不是跟着起哄！

直到我来文艺部工作以后，我尝到天天看戏，而且看那些并不感兴趣、演出质量也差的戏的滋味，我才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愚蠢。而且谁的家里没有个冷啊热的，谁的家里没有点急待处理的琐事？谁又乐意天天泡在剧场里消磨青春。而您，树兰同志，您默默无闻地坚持下来了。您在家庭生活中，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也许是欠了账的，可是您乐于做出牺牲。我还记得，有一次您跟孩子说好，星期日要去逛公园的，可是为了看一场临时安排的彩排，您又失约了。孩子们想跟您一起去看戏，您说，这怎么行，妈妈是工作，怎么能带你们去呢？

当时的领导也知道您辛苦，老主任林淡秋就曾经几次在部里开会时宣布，今后凡是夜里因公看演出的，第二天上午可以在家里休息半天。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您从来也没有执行过。

报社评选先进工作者，不选您又该选谁呢？

我是多么失悔于自己的浅薄，我想当面对您讲述这一切，然而迟了，太迟了。

二

您在工作中结交了很多文艺界的朋友，这是您的长处。没想到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您却被目为“与文艺黑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调离北京，下放到武汉市图书馆去。

您二话也没说，就服从了这个冷酷的决定。也许您在家里背着孩子沉默过，伤心过，然而您在我们面前连一句牢骚话也没说，仍然忙着未了的工作，看最后一场戏。您把孩子们也说服了，他们都欢乐地准备去有长江大桥的那个城市去生活。

临走以前，您还同我商量要不要把那些又沉又重的文艺书全部卖掉，我知道您的内心是很矛盾的。您实在舍不得这些书啊，可是您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到来的风暴，设想未来的日子可能是非常艰辛的。

启程以前，您送我几本剧协内部印的书，还有一本北昆成立时的纪念册，那里面有陈毅同志的题词。当然，每本书上都留下了您的签名。我一边接过这些书，心里老是默念着：不再让您看戏了，您会很痛苦的。

果然，不到两年，风暴终于袭来了。最后您又被下放到湖北边远的一个小山村落户。在那里，您几乎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静极了，静得可怕。夜里，您只能听到风声和远处山脚下的狗叫。您和孩子们相依为命，为了不使幼小的心灵受到挫伤，您简直变成一位能干的山村农妇。您是那么乐观地学会了挑水、劈柴、喂鸡，您好像是以十倍的家务劳动来补偿当年欠下对孩子们的温存……您说过，只有深夜，当孩子们都睡熟了的时候，您对着一盏孤灯，常常会想到北京，想到我们；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起一阵舞台上紧密的锣鼓声，而这一切又都像梦似地那么遥远了。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您的全家终于回到武汉。您丈夫的冤案也改正了，并且已回到北京原单位工作。隔了几年，您也被调回北京，在戏剧出版社工作。您又开始在北京城跑来跑去地看戏了。

您哪里像一位将近六旬的人？您头发乌黑，精神抖擞，健步如飞。您比我们年长，不是我们去看您，而是您常常跑到东郊来看我们。

您仍是那么乐观，说出版社里房屋拥挤，你们就在当年礼堂的舞台上办公。没想到，真的登上了舞台，天天在台上转来转去。您不仅自己去看戏，多年来叶浅予先生已经很少到剧场去画舞台速写了，您却有办法把他拉到剧场里，并一连替你们编的刊物画了好几幅。您还把“文化大革命”前叶先生送您的画拿给叶先生看。叶先生感谢您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保存了他的画，兴奋得又在旧画上写下了新的题词。

您同田汉同志结交三十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您跟我说，此生最后的愿望是参加田汉的全集编辑工作，哪怕当个校对也行。

万万没有想到，正是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治的暗疾已经缠身，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直到那天送您进医院，您还以为是得了感冒。

这时候，你们夫妇刚刚分到一间小屋，连您孩子们的户口还没转来一个。您想在北京恢复一个温暖的家的愿望还远远没有实现，您竟过早地闭上了眼睛。您真的疲倦了，再也不想听那烦嚣的锣鼓声了。

四

在戏剧出版社为您开的那个小型追悼会上，冯亦代同志深情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抗战期间的事了，大家在香港从事救亡工作。有一天，他正在房里伏案写作，隐隐约约地从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一个姑娘的哭声。声音不大，却是那么的伤心。他实在写不下去了，轻轻地推开门，发现您正坐在楼梯下哭泣。那是您在战乱中得到了母亲病逝湖南的消息。您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为了不屈服封建家庭，您很早就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在很多前辈人的眼中，您是一个远离故乡而流浪的孤女。万幸的是您找到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您很早就接触了革命，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您就同一批知名的进步文化人撤离了香港……

解放战争前后，是党介绍您参加了新闻工作。全国解放后，您来到北京，在党报的文艺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编辑。

您的一生看了多少场戏，编过多少人的文章？没有人统计过，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来统计。您若在世亦不会同意别人来统计。但是，人们应该永远记得有一个把青春和智慧全部献给剧场的普通编辑。她为我们的戏剧事业，为了我们的报刊宣传，为了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无私地献出了生命。您不想给世间留下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悄然而去了。

直到现在，每当我一走进剧场，看到熙熙攘攘的观众的时候，我仍然会想到那当中可能有您——朱树兰同志！我多么想把那永远也没有机会再表白的失悔当面告诉您啊……

一九八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