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

张　凝

8月份最炎热的日子,我正蜗居在家乡小城的报社里,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实习记者。在编辑部里的生活平静而稳定,每日的动作无非是去参加些记不清名目的会议,发些无所谓内容的新闻。在这样的气氛中待久了,人似乎都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梦里天地如鸡子。

但是,在混沌中毕竟有一个声音在敲打着安于懒惰的心灵,那是当我在夜里空荡无人的公路上把摩托车的油门加到最大的时候,那是当我从水上乐园十八米高的滑道上纵身而下的时候；那是当电视里开始播出又一轮全国大专辩论赛,我的同龄人站在一个我梦想着的地方慷慨陈词的时候,忽然会想起,原来还有一些事情不曾完成。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8月14日的夜里我接到返校准备第六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的通知时,感受到的是意料之外的欣喜和意料之中的平静。尽管已经久违了那些面向“对方辩友”的激情时刻,尽管将要经受的是辩论赛事中最高水平的较量,但我还是在那一刻对自己说“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几天以后,在校学生活动中心的一张乒乓球桌旁,我们开始了组建辩论队的工作。三年前,身为新生的我正是在这里观看了即将参加第三届名校赛的厦大队与师大队的热身赛,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正规的辩论比赛。新组建的辩论队里大多数人都是我所熟悉和钦佩的,譬如我们的教练陈志老师和来自音乐系的女辩手翁晓宇。陈老师的笑容天真得让人难忘,翁晓宇则以其发言的机敏充分证明了“说的比唱的好听”一语的正确性。队里也有些人是我不太认识的,像来自团委的领队黄宁老师。后来才知道黄老师当年也是校队辩手出身,至今仍是风流不减。辩论队集训期间他喜添一女,常在办公室内高唱闽南语爱情歌曲,是为庆贺。

我们开始投入集训当中。从发音到手势,从思维到表达,从一开头的高屋建瓴到结尾处的大气磅礴,这是每支辩论队必须的训练,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日常功课。与其他辩手相比,我还有一大困难在于9月初开始的毕业实习,我被安排在一所离师大有将近二十公里的中学里带班讲课。师大有一条路叫做“清华路”,我的实习中学旁则正好也有一条“北大路”,于是我便每日重复着“从清华到北大”的浪漫生活。

每天骑一个马拉松的距离当然不算轻松,而比身体运动更累的是持续不断的头脑体操。如果说在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我还有着高年级学生的经验优势的话,在反应的灵活程度上师弟师妹们确实要胜我一筹。在陈志老师的训练计划中,临时抽题一直是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块让我畏之如虎,常常犯下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话出口之后,自己也觉得懊恼不已。

福州秋天的夜依然是热,热得让人心烦,我渐渐有了一个听着歌睡觉的习惯。我的磁带少得可怜,常听的只有高晓松和柯受良的带子。喜欢柯受良,是因为他唱歌也走调,说话也有口音,小时候也走过弯路,长大后也不算英俊潇洒,总之看上去是蛮真实的人。喜欢高晓松是因为歌里浅浅的忧伤和挥之不去的校园情调。也是在集训中我有了一个机会见到高晓松,还告诉他我很喜欢那一首《青春无悔》。高晓松的回答是他现在已经不喜欢这些煽情的创作了。他的话让我多少有点失落,虽然那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见过高晓松的三个月之后,也就是集训开始的四个月之后,我们在第一场预赛中以四分之差输给了对手。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里,这场比赛都仅仅是一场很普通的辩论,被电视镜头所记录下来的每一点都足以说明我们与经典之间的距离。所以对于结果,我们唯有坦然接受。但是,接受失败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努力的否定。

比赛期间我们住在离复旦大学很近的天益宾馆里,对于每一个热爱辩论的人来说,复旦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名字。像我们这一批的队员,也大都是读着《狮城舌战》而成长为辩手的,姜丰、蒋昌健们都曾经是我们心中一尘不染的楷模。然而后来我们从另一些人的回忆中知道了那些叱咤风云的辩手们也在校园后的小店里吃过两块五一碗的面条,也唱情歌也失恋也掉伤心的眼泪。这种更深一层的认识让我们明白,其实生活原本就不是像辩论所展示出来的那样立场分明,它的真意不在此端,而在别处。

身为一名辩手,我曾经为1995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后有人说：“辩论没意思”而感到愤怒,因为那似乎是一种对于我的信念的讽刺。但如今,经历了从班级赛到全国赛的辩论历程,我似乎更懂得了尊重别人的意见。如果仅仅是为了取胜,那么辩论必然更多地体现为形而上学的争执和抵赖,无论其形式多么华美,内涵也必然单薄而贫乏。真正的辩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境界,辩论的快乐,往往只及得上艰苦过程的十分之一。

但是,“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我们所推崇的《大话西游》实际上是用反问的形式得出了一个直白的结论。作为一名辩手,我们心甘情愿地选择在黎明起床在深夜入睡,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代价,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追求目标的价值,是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十分之一的快乐,也远甚于百分之百的甘于平庸。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辩论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