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正甫汇丰传奇

席正甫汇丰传奇

席德柄有个很牛的爷爷——席正甫，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除了席正甫，“四大买办”其他几位分别是唐廷枢、徐润，还有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能和这些人物列在一起，足以看出席德柄爷爷的实力。

四大买办，这个名头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威武霸气，但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买办这个身份，说起来并不风光。一方面，它并不是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大地，而是一个“舶来品”，让人不容易亲近。另一方面，买办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产生的。所谓买办，从本质上讲就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单从字面上来说，它其实是葡萄牙文Comprador（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

再通俗一些说，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和中国人民做生意，发中国的国难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类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的原因之所在。可是，跑到神秘的东方来做生意，难免会人生地不熟，往往会水土不服。尽管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还是需要中国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也就是说，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充当“二传手”，否则他们就会处处碰壁。于是，“康白度”就这样出现了。

严信厚的宁波前辈穆炳元就是靠当买办发了大财。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成为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没有杀他，却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和总务的穆炳元便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并包揽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

这种经历难免让人艳羡。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就像今天很多白领都梦寐以求的外企高薪职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对外敌入侵，民族情绪也一直在反弹的过程中。所以，那时为洋商打工实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很容易就会被贴上一个一辈子都洗不脱的标签：汉奸。这个标签似乎成了买办们的“原罪”。骂他们汉奸，不仅仅是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更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染上了负面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6]

这也是唐廷枢、徐润愿意放弃自己在洋行的高薪工作，在李鸿章的召唤下，于1873年到轮船招商局主持工作的重要原因。此前，唐廷枢正帮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他的存在，简直成了怡和洋行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与此同时，徐润也在宝顺洋行混得风生水起。他们从洋行跳槽，绝不是从“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那样简单，里面无疑充满了民族感情的考量。这种感情在唐廷枢的就职宣言中显露无遗，他这样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有，岂非更为优越？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唐廷枢、徐润这样有民族正义感。当然，也不能说当买办的人就没有民族正义感。客观上来说，买办也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需要。当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以一种强势的面目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并将中国纳入世界商业轨道之后，简单的排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自己显得“粗暴”和“盲目”。

事实上，唐廷枢、徐润在轮船招商局的成功，也得益于他们在洋行的锻炼。更多的人也因此把当买办看成是“借洋鸡生蛋”的过程。等自己有了本钱，再跳出去单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他们在摆脱洋雇主之后，努力发展自己的老本行，最后成为洋商的主要竞争对手，乃至成为巨商。这些大买办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也落入了买办之手。

就在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之后一年，同样在上海的席正甫，凭借自身努力和借助亲戚之力，终于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这两种相反的选择，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名声。在唐廷枢盛名日隆之时，席正甫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段传奇不仅关系个人，也关乎其整个家族。更重要的是，它也关乎整个“苏州洞庭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