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替罪羊

蒋介石的替罪羊

蒋介石政权为了继续北伐，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于是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从“打倒列强”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转变为“依照国际公法”和“改订新约”。这本就让国人不平，加上日本人为了阻止北伐继续进行、妨碍其在中国的利益，在1928年5月3日制造了济南惨案，将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之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万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这些更是让蒋介石政权招致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压力面前，在外交主持一线工作的黄郛就成了替罪羊。

蒋介石“要求黄郛‘暂辞’外交部长，专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出乎黄郛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尽管自己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担‘丑’，非但没有得到嘉赏，反而很快便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8]。羞愤至极的黄郛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日后更是拒绝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驻德大使一职，最后携带妻女一同上莫干山隐居了。

但此次事件，并没有让黄郛彻底“警醒”。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局势不断恶化。1933年4月，蒋介石电召黄郛赴南昌商讨对日政策。5月初，蒋政府在北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任命黄郛为委员长。黄立刻自沪乘夜车北上。明摆着，黄郛又要为蒋介石跳一次火坑。但是在他看来，如今华北危机，平津不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时需要有人跳火坑——他不跳，难道让蒋介石去跳吗？况且当初结盟时，就发过“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誓约。

在抵北平之后，他秉承蒋、汪（精卫）授予的“除签字不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的权力，电约日本使馆及军官等人会谈，最后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也就是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性，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个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自《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局暂时缓和。蒋介石又有时间对敌备战，以及“攘外必先安内”了。但举国为之哗然，在一片痛骂声中，黄郛有苦说不出。他虽有妥协媚日之心，却无割地卖国之胆。但不管怎么说，他留给人们“亲日分子”的印象，却始终无法抹掉。

从北平回到莫干山后，黄郛即患病。在病中，他还勉强到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对付华北危机的方针大计。他向蒋介石强调：一方面继续与日交涉，另一方面加速对日作战准备。1935年，他托病避入莫干山，过“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也许，他对佛学的理解，支撑了他当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选择。但是，这次他未能逃过命运的纠葛。次年8月，他再次因病住进医院，经过手术确诊为肝癌。12月6日，黄郛在他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时添置的房子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57岁。

在临终之前，他曾给蒋介石发过一电报，电词恳切，称蒋介石为“吾弟”，并要他继续坚持“相忍为治”的治国之策，尽量用政治手段而不用武力解决政治纠纷。他希望，能将中日之间大规模武力相向的日子拖得晚一点，再晚一点。

只是，日本人却等不及了。

1928年·东平路11号·宋子文

1928年·东平路9号·蒋介石

20世纪30年代初·东平路7号·孔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