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出“大王”

江浙出“大王”

周宗良是当时“宁波帮”中的一员。宁波帮在上海的崛起，与他们的创新精神有关，从他们创办多家银行就可以看出，他们善于主动出击抓住机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从战术层面看，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团结互助、抱团取暖，将地缘、业缘关系发挥到极致，这从他们遍布全国的同乡组织中就可窥探一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个集体对诚信的坚守，更让他们在乱世赢得了人心。这也是他们的钱庄在上海颇受欢迎，在相当长时间内能与外资银行对抗的原因之一。再说个人，曾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叶澄衷拾到过一位洋行经理的皮包，却分文不动地还给了失主。这让洋行经理十分感动，日后还资助他做起五金生意，他也因此成就了“五金大王”的伟业。这段故事，在民国初年被编进了国文课本，题为《诚实的孩子》。而他的老乡朱葆三更是在这方面做到极致，到今天还流传着一句沪谚：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葆三一封信——朱葆三的话比道台的官印还管用、好使，这是对一个人的品格多大的褒奖啊！事实上，周宗良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诚信。尽管他算是“富二代”，其父在宁波经营油漆业，家境殷实。日后，他子承父业，在1910年做了德商谦信商行买办，包销汉格斯厂生产的靛油，获利甚厚。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如此家大业大。他挖到第一桶金是在1914年之后。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正是这次大战中的“同盟国”一方。虽然直到1917年中国才对德、奥宣战，但战争的风波早已波及上海的洋商。作为谦信商行的大班，扎罗门担心财产遭受损失，在回德国前，将商行所有染料全部折成低价卖给了周宗良，还将自己一笔巨款和多处不动产，以周宗良的名义寄存。等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周宗良守信按约，如数将巨款交还新任经理魏白兰。他的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1924年，德商在上海成立统一的德孚洋行，洋行经理由魏白兰担任，周宗良顺理成章地主管公司的账房，成为德孚总买办。

日后，有外国人问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你祖父是做什么生意的。徐元章就说，他是法本集团的中国负责人。外国人惊呼一声：“哇！”当年的法本和克虏伯集团一起，是纳粹的两大经济支柱，它还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和美国杜邦抗衡的化工集团。即便是这么庞大的集团，在当时也只是周宗良负责的德孚洋行代理的客户之一。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德国的大工业集团，在中国的业务都由德孚洋行代理，比如拜耳药业。

宁波帮的成功，与其说是做生意的成功，不如说是做人的成功。提到诚信做人，江苏一带的商人也不遑多让。毕竟江浙两省地域相连，人文环境相似，在经济地域上同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历史上都是出生意人的地方。正因为有着许多共性，“江浙”成了江苏省与浙江省的习惯性合称。更重要的是，江苏省城南京还是中国的六朝古都。相对于偏安东海之滨的宁波，江苏商人在商业上也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与周宗良同龄、187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荣德生，自1900年和哥哥荣宗敬两人以6000元的本钱，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之后，多年来所奉行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了要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所以他在经营工厂的过程中，坚持“以德服人”，照顾工人的家庭和子女，使得工人对工作心无旁骛。而比荣德生小22岁的小老乡沈瑞洲对工人同样善待有加。他在23岁时全面主持父亲开办的沈元来桐油行及沈源吉冶坊业务之后，几乎每晚都要组织店员、学徒学珠算、练书法，甚至还特地聘请一位老师讲授国文。有趣的是，因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一上任就雄心勃勃，着手管理革新。他将原来每年大年初四请财神的老习俗革除，改为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除此外，他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苦抓“诚信”这一内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重视品牌效应。1924年，他先将沈元来桐油号注册了一个响亮的“顺风牌”桐油商标；再从原料抓起，他亲赴桐油树产地浙江考察，扩大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又去炼油厂调查。为提高加工提炼纯度，他下决心自己炼油，于是投资添置了最新炼油设备，扩建容量50吨的圆形铁柜，自炼净油。经过这些改革，“顺风牌”桐油质量明显提高，油质纯净，油色金黄透明，非常受用户欢迎。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更加重视信誉。所有“顺风牌”桐油，全部注明包退包换。

只是，和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相比，由于更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让苏商在生意场上没有宁波人那样激进与喜欢创新，而是稳中求胜。另外，从荣德生以及沈瑞洲的发家史可以看出，江苏商人所经营的多是粮、棉之类较为稳妥的商业行当，没有太多的风险。如果说浙江商人信奉“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死守一个摊子”，那么江苏商人则认为“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浙江商人的经商理念往往会让自己面临较大的风险，但江苏商人的谨慎态度也不意味着就严防死守。“不要认为他们稳健就难有大作为，恰恰相反，他们看准有七八成把握的生意，该出手时会出手。”^[1]更重要的是，因为对风险的把控比较严格，他们也不像浙江商人那样需要依靠太多的亲情和乡谊，较为独立和自由。江、浙两地商人经商风格虽有不同，但都涌现出了一些“大人物”。

日后，周宗良成了上海滩的“颜料大王”，荣德生成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沈瑞洲则成了“桐油大王”。很快，这些“大”字辈中又添了一位新人——1911年出生于宁波定海县（今舟山市定海区）的董浩云成了“船业大王”，也被称为“中国船王”。

这些商业上做得极为出众的商人，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无疑是报春的花火。天空中绽放出的流光溢彩，打在每个人的脸上，似乎也温暖在每个人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