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短暂的繁荣

民族工商业短暂的繁荣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在高安路这幢楼房里摩拳擦掌，准备重振事业，大展宏图。1945年年底，荣德生拥有18家棉纺厂、16家面粉厂和其他工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家。1946年，荣德生仅从申新二厂、五厂获取红利就达5万余两黄金。而沈瑞洲则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桐油不再出售给洋行，而是由他的儿子沈祖荫、沈祖棫探索直接外销的途径，与美国和北欧等地客户挂钩运销，也与美国纽约世界公司签订了寄销合约。1947年，因为油价在美国暴跌而受到很大损失，他立即改为向美国客户直销的方式，用这些盈利去弥补亏损。同年，又扩建大生榨油二厂，开设沈元来薄荷厂，业务迅速发展，成为桐油、榨油、薄荷行业的巨子。

丧失多载，任由外国兵舰或轮船在长江及内河横穿乱闯，犹如入无人之境的航权，也在抗战胜利后一举收复。这对董浩云来说是个巨大的利好。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他的航运梦想重新起程。1946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航运公司。不久，又购置了“慈航”、“昌黎”、“唐山”、“滦州”、“慈云”、“凌云”、“天龙”、“天行”、“通平”9艘船，总载重量激增至10万余吨。次年8月，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复兴航运公司，为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他还请上海名人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而自己则屈居董事之位。按照他的构想，复兴航运主要从事内河运输，中国航运则主要从事近海及远洋运输。他把原来的9艘船按性能及载重量进行了分类，又从美国买入了3艘“胜利”型货轮，命名为“京胜”、“沪胜”、“渝胜”，与原来的“天龙”、“通平”等轮船一起，从事远洋运输。虽然远洋运输在当时中国的民间航运界从未有过，但他坚持认为，这才真正是中国航运业发展的重点。

1947年9月，董浩云派天龙号由上海驶往法国，成为第一艘抵达法国的中国民营货船。当时在中国航运界能驾驶巨轮漂洋过海的都是外国人，“中国航运”此举震动了航运界，也成了新闻界的重要新闻。次年，通平号由上海首航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一时名扬中外。这两次成功的远航，完成了中国人驾驶商务船舶开拓远洋航运的创举，为中国航运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几年间，董浩云靠经营内河运输和开拓近海及远洋运输，终于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与此同时，在大盘似乎看涨的情况下，周宗良的生意却成了“跌停板”。作为战败国，德国人在华的企业没收的没收、关闭的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颜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盛极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包括周宗良在内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被请去吃饭，虽然坐上首席，但谁都知道这是顿鸿门宴。被认为发了战争财的他们，总得要有表示，最后只好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然而，这样的事件不是一个小花絮，而是一个大转折，意味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未来的航道上，又有了触礁的预兆。事实上，在抗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已然成为民族工商业脖子上的一道沉重的枷锁。周宗良结交多年的宋子文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早已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这种统制经济扩大了官僚资本的势力，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

荣德生的人生轨迹再次画出了一个奇怪的转折。如果说周宗良在日伪时期被绑架还情有可原，那么抗战胜利后荣德生的安全还是成问题，就足以让人愤怒了。而且他还被绑了两次，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同乘汽车准备去总公司，谁知车子刚到弄堂口，迎面窜出三个绑匪，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用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将他强行劫持到一辆军车上去。当时的舆论认为是军方与匪徒串通作案，一时间，“绑票奇案”轰动上海滩，全国舆论哗然。绑匪向荣家勒索“赎票金”50万美元。33天之后，50万美元付清，荣老先生总算平安回家了。蒋介石十分震怒，亲自下令限时破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不久，特务头子毛森破了此案，抓获案犯15人，并退还部分被敲诈的款项，当局判处其中8人死刑，但是主谋却通过行贿逍遥法外。而荣家为此“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的破案费高达60万美元，比赎款还多。荣老先生被弄得身心俱疲，心灰意冷，只好仰天长叹“天下无公道久矣”。

从这样的行径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当局对民族工商业人士的态度，简直就是视其为养肥待宰的羊。统治阶级上层或许还要装装样子，但在统治阶级中下层，这种无视却已经肆无忌惮。这也暗喻着，短暂的民营工商业繁荣时期已过去，他们从未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流，而只是一个短暂音符。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