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春天

真正的春天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工商业迎来了真正的繁荣。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清算，让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解放。

积极投身到新时代建设当中的沈瑞洲，曾在1956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而早已挖到第一桶金的董浩云，则以香港为基地，借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提供的货运机会，迅速拓展其航运事业，并配合日本提供的优惠条件，大力制造新船和收购“二手船”。到了1965年，董浩云已是威风八面的世界级船王了，他以独资拥有1000多万吨的船队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船东。被国民党统治弄得焦头烂额的荣德生，则在上海解放前夕，专程从无锡来到高安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迁至台湾，以此表达对新政权的欢迎，以及对旧政权的抛弃。这一选择颇为明智。新中国成立后，荣氏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更让荣德生欣慰的是，其荣氏家族历三代而仍骄，其子荣毅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被称为“红色资本家”；其孙荣智健被誉为“红筹”大鳄、“内敛富翁”，荣登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榜首。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荣漱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年出生的她，是荣德生的六女儿，也是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自小生活在上海，中学就读于江苏路教会学校中西女中，1935年与从美国归国留学生杨通谊结婚。婚后没几年，就住到了高安路18弄11号。相比较其父的住所，这只是一个小园子，但却与高安路18弄20号只有一墙之隔。这意味着，荣漱仁虽然已出嫁，但依然能和娘家人朝夕相处。在荣德生住回无锡老家之后，她就帮忙照顾老母亲和料理家务。她和丈夫曾中途迁居至新华路，但没多久又搬了回来。与弟弟相比，她在商业才华上也同样出类拔萃，曾协助杨通谊办公司，还集资自设“广裕纱布号”和“仁裕工业原料号”。尽管杨氏为无锡著名的世家旺族，但他们却不坐吃山空，依旧强调自立。1952年荣德生去世后，她以荣德生女儿的身份，出面料理荣氏家族在沪的产业，先后担任了鸿丰面粉厂经理和福新阜丰面粉厂副厂长。

她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这些上面。1951年12月，荣漱仁经汤蒂因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此后，她把精力和心血倾注在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公益事业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她于1987年去世的前五天，从医院回家，还坚持到市妇联去，扶梯都走不动，就在楼下探望大家，还将身边带的钱款悉数捐给妇女事业。她逝世当天早上，还带病出席了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理事会，9点45分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两小时后，抢救无效，离开了人间。我们且不提她敬业和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序及健康的民族工商业，需要一个民主、平等及自由的政治氛围和市场环境，她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也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沈瑞洲、董浩云以及荣德生的选择不同，周宗良在战后选择了逃离。但他也同样没有选择蒋政权，而是去了香港。与他一同去的，是三个年幼的儿子。

周家的那座花园大洋房如今风采依旧，只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因为还属于私人产权，在很长时间内由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看守。徐的母亲是周宗良的四女儿周韵琴（又名淑芬），父亲则是徐兴业，曾以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4卷）获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不过，当年的风光早已逝去，如今，要养起这幢豪宅并不容易。单是打理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大花园，每月就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唯有到了周末，一群“老克勒”——也就是以前的公子哥儿，“他们大多是买办之后，早年毕业于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讲一口流利英文”，聚到这里翩翩起舞，还能给这里带来些许人气。这些老克勒们“执意迷恋和捍卫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年代，甘心把自己变成时间的逐客和历史的遗民”。^[4]不过，周氏后人显然并不只徐元章一个。周宗良生前娶过孙家仪等四任妻子，先后育有六子七女，到如今，他的后人依旧不少。这些孙辈们也同样明白这座房子在今天的价值，上亿元的市价，让他们面对它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如何分割房产，成了这些周氏后人的一大心病。争来闹去，最终选择了法庭相见。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老克勒”纷纷凋零，充满着故事和寓意的豪宅，也就成了他人眼中疯狂追逐的纯粹的财物。

1933年·淮海中路1897号·杜重远﹑侯御之

1937年后·太原路64弄1号三楼·黎重光